在中原王朝的历史上，进行过数以百计的变法和革新，最终目的几乎无一例外的都是想富国强兵长治久安，但其中的绝大多数都失败收场了，因此，从后世的角度来看，北宋年间，王安石变法推行“新法”的失败算不上出乎预料。
诚然，单纯的从表面上来看，“王安石变法”的失败是由许多主客观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宋神宗没有全心全意的支持，后宫妇人的谗言，旧党的阻挠，用人不当，执行走样等等，可谓不一而足。
“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假如我们从这些林林总总失败的案例中跳出来，去看看史上最成功的变法，“商鞅变法”获得成功的关键，再掉过头来看“王安石变法”的失败，两相对比，便能发现真正的同时也是深层次的根源。
“商鞅变法”的具体过程中国历史的爱好者几乎个个都是耳熟能详，笔者在此不再赘述，其成功的关键乃是彼时的秦国国君，秦孝公全力以赴的支持，对于任何阻碍变法的个人或者集团，予以毫不留情的打击，甚至包括未来的秦王，太子嬴驷。
（嬴驷为太子时，一度触犯了禁条，当时正值有人反对新法，法令行不通。于是商鞅对秦孝公说：“法令行不通在于宫室贵族的干扰。国君果真要实行法治，就要先从太子开始。太子不能受墨刑，就用墨刑处罚他的老师。”秦孝公听从了商鞅的建议，处罚了太子的老师。）
秦孝公为何干冒天下之大不韪，鼎立支持商鞅变法呢？原因很简单，因为在他眼里，彼时的秦国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可谓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春秋与战国交替之时，是分封制崩溃、中央集权制确立的过渡时期，在这一时期，铁制农具的使用和牛耕的逐步推广，导致原有的土地国有制（即井田制），逐步被土地私有制所代替，新兴地主阶级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纷纷要求在政治上进行改革，从传统的贵族那里分享政治权力，以达到晋身统治阶级的目的。与此同时，各国国君同样希冀通过全面的改革，削弱、限制分封贵族的权力，打造中央集权的专制体制，使手中的王权获得压倒性的优势。秦国的商鞅变法，魏国的李悝变法、楚国的吴起变法等，基本上都是出于同一个目的。
秦国崛起在莽荒的西部，远离中原文明核心区域，故而井田制瓦解、土地私有制产生和赋税改革，都晚于其余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落后于齐、楚、燕、赵、魏、韩六个大国。在这种情况之下，先期改革实力陡增的楚国，拜吴起为将，领兵伐秦，连战连捷，全部占有原本属于秦国的河西之地，秦国只能退守洛水，随后，秦孝公发倾国之兵妄图夺回失地，却被吴起在阴晋击败。
简而言之，彼时的秦国面临的是生死存亡的生存危机，故而秦孝公具有足够强烈的动机来变法，因为他知道，不变法图强，最大限度的激发和利用秦国内部的战争潜力，将整个秦国打造成一个王权直接控制下、高效的战争机器的话，那么秦国极有可能被他国持续不断的挤压生存空间，最终甚至有可能身死国灭！
再掉头来看看王安石推行新法之时的北宋，立国已经80多年，王朝的外围，在北部与辽朝保持了长期的和平，与西夏偶有小的纷争，但没有大的战事发生。王朝内部，则是官僚机构臃肿低效，军队员额过百万，土地兼并严重，百姓负担重，怨声不绝。
显而易见，对于高踞生态链顶端的统治阶级来说，王朝面临的不过是小小的经济危机而已，只要继续全力压榨底层即可，远远没有到危及生存的地步，属于疮疥之疾，而非心腹之患，自然不愿意冒巨大的风险来改变现状，于是乎，皇室首鼠两端，旧党极力反对。
王安石属于那一类既能准确地把握时代的脉搏，又能洞察未来趋势的人物，早已察觉到北宋王朝内部的巨大危机，但是，却只能对牛弹琴，得不到皇权和官僚系统的真正的理解和完全的支持，这，才是变法失败的深层根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