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谈及司马光，人们定能随口道出“司马光砸缸”的故事，也能立刻联想到《资治通鉴》这部史学著作，但是对于他的品德操守，世人却知之甚少。他之所以能够名垂史册，不只于世人所见到的成就，其后必有强大的精神品质作为支撑。忠君报国，济世爱民
司马光（1019年—1086年），字君实，号迂叟，陕州夏县涑水乡（今山西夏县）人，世称涑水先生，北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史学家和文学家。司马光一生历仕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从地方判官，到州府幕僚，再到学官言官，直至首辅宰相，在他长达49载为官生涯中，一直坚守着忠君之心、报国之志。从其“砸缸救友”一事中，便可看出幼年的司马光就聪慧过人、机智勇敢。1038年，20岁时一举考中进士，从此步入仕林。但他并没有骄傲自满，而是说道：“贤者居世，会当履义蹈仁，以德自显，区区外名何足传邪！”足可见其不图虚荣、心怀抱负。
从政初期，司马光先后前往华州、苏州、韦城等地方任职为官，其间深入民间走访、了解民众疾苦、体恤下层百姓，很快便赢得了“政声赫然，民称之”的美誉。在关怀百姓的同时，司马光亦关心国家。1047年，年仅29岁的司马光闻知贝州城农民起义一事后，便立刻写了《上庞枢密论贝州事宜书》给当时掌管全国军事的庞籍，以为平息动乱建言献策。其后，司马光经时任宰相庞籍的举荐，先后担任过馆阁校勘、殿中丞、郓州典学等职，使其积累了一定的史学素养。1055年，司马光随庞籍前往并州任通判。1058年后便回到开封任职。在此期间，他一方面关注朝堂，刚正执着，不惧生死。虽深知“臣言此，自谓必死”，但依旧连上三状《请建储副或进用宗室》，请求仁宗早日立储，以稳定朝堂。感念其忠心赤胆，最终皇帝非但没怪罪，反而采纳建议立赵曙为太子。同时他也居安思危，大度举贤对边事很有研究的刘邕，以安定边防。此外，针对北宋积贫积弱的危机，司马光也连连向宋仁宗上书陈述自己的治国主张，提出了为君之德有三言，即仁、明、武；后者论述了朝廷选人用人之道，这两部著作对当朝皇帝和官员都有很大的影响。另一方面他也关心下层，心系民生，同情百姓。在洛阳为官时，他不忘乡亲父老，每年都会回乡探亲并体察民情。很多地方官员想要设宴款待，但无一例外都被回绝了，原因是民众仍食不果腹，自己无心享受美酒佳肴。他在《论财利疏》中对民生疾苦描述道：农民苦身劳力，粗衣粗食，还要向政府交纳各种赋税，负担各种劳役。收成好的年代，卖掉粮食以供官家盘剥，遇到凶年则流离失所，甚至冻饿而死。对此司马光认为，只有“利民”才能“安国”，所以他建议皇帝采取“养民”之策，减轻繁重的赋税徭役，同时开源节流，严惩贪官污吏。因其一生忠君效国、忧国忧民，世人尊称他为“社稷之臣”。
崇俭戒奢，廉洁自律司马光在官场驰骋数十载，虽身居高位、声誉远扬，却不贪图享乐、不贪恋权贵，而是崇尚节俭、清正一生，不仅自己做到廉洁奉公、两袖清风，同时亦要求他人干净为人、清廉为官。
独善其身，稳得住操守。北宋时期“高官厚禄”可谓名副其实，官员的俸禄极差大，品级越高，所享财富越多。而司马光却是例外，并非没有，而是不贪。1063年，仁宗皇帝驾崩，英宗继位，豪赏群臣，挥金如土。司马光当时身居四品，可以获遗赐一大笔金银珠宝。在众人乐不可支之时，司马光却没有随波逐流、同流合污，反而看着这些赏赐深觉不妥、忧心如焚，于是先后两次上书表示对此举的意见，并预备带动朝堂官员将赏赐捐出。可惜事与愿违，不仅上表无果，而且无人响应，无奈之下只好将自己所得全部捐给谏院充公和补贴亲友。他的执着与定力，廉正与操守，无疑是后代为官者的榜样。节俭朴素，耐得住清苦。司马光生于官宦之家，虽家境殷实，但不骄不奢、简朴一生。幼年时，大人们为其准备的华美衣裳，他总会放到一旁不好意思穿戴。成人后，入仕为官却朴素依旧。一次好友范镇前往司马光的住处去看望他，踏进屋内，只见家徒四壁，除简单家具和成堆书籍外再无其他，被褥也布满补丁。范镇回到家后因同情其清苦，便叫夫人做了一床被子送给他。司马光收到后颇为感动，在被头亲笔用隶书写到：此物为好友范镇所赠。而这床被子从此伴随他直至入土。人到暮年，他依旧艰苦朴素、赤贫如洗。老友刘贤良准备买一婢女侍奉体弱的司马光，可他却谢绝道：“吾十几年来，食不敢常有肉，衣不敢有纯帛，多穿麻葛粗布，何敢以五十万市一婢乎？”司马光一直“恶衣菲食以终其身”，即使妻子去世，也因家中无存钱置办，只能卖地办丧，即有了“典地葬妻”的典故。
勤俭成风，经得住时光。司马光在廉洁自律的同时，亦以言以行教导着身边人。他在世时，率先垂范、克俭于家，严格教导家人及随从做到并保持勤勉节俭、清正廉洁、戒骄戒奢、不贪不腐，遂形成了崇尚勤俭的家风。晚年时，他还专门给养子司马康写下了《训俭示康》，其中讲有“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以俭立名，以侈自败”等众多做人为官之道，以告诫后代力戒奢侈、恪守勤俭。敢于谏言，恪尽职守
“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司马光在朝为官之时，就如同一面“明镜”，既客观真实、不偏不倚、公正不阿，又正人正己、自知自省、恪守本分。直言进谏，敢于担无人敢当之担。司马光担任过数年的谏官，其间坚守原则、秉公处事、不惧权贵、上谏无数。一方面，他敢于劝谏皇帝。针对宫中盛行大摆宴请的奢靡之风，他上谏《论宴饮状》以请求皇帝能体恤百姓，减少过度的宴饮和赏赐。针对仁宗驾崩后新帝和太后的矛盾，他于1063年先后上书《上皇太后疏》《上皇帝疏》以及《两宫疏》，指出：“金堤千里，溃于蚁穴；白璧之瑕，易离难合”，以劝谏双方相互扶持。针对朝堂上下的奢侈浪费和国家财政的入不敷出，他提出“节用之道，必自近始”，以求皇帝克己节约、去繁从简。另一方面，他敢于弹劾权臣。司马光在任权御史中丞时，神宗皇帝想用其亲信张方平为参知政事，他虽与其也关系甚密，但在反复思量后深觉张方平“文章之外，更无所长，奸邪贪猥，众所共知”，故不适合担任此职。于是两次上奏表示反对，并面见皇帝提出谏言。他廷争面折、针砭时弊、反复上谏、无所畏惧，如此之勇气和胆魄令人敬佩。但忠言往往逆耳，在屡次碰壁、屡次再谏仍无效用后，司马光心灰意冷，决定辞去谏官，专注史学。
度德量力，不去揽己所不能之担。司马光不仅能够直言不讳地指出他人之错，也能够勇于直面自身之过。他在早年任并州通判奉命考察麟州屈野河以西筑堡一事时，上报修筑堡垒可以保护边界安宁，但不料筑堡的宋兵被西夏军围歼。御史来查案时，庞籍为了让司马光能够回朝上任便一人承担下责任，这使得司马光羞愧难当、食不能寐，于是接连上奏《论屈野河西修堡状》以主动担责，并亲自前往中书省和枢密院以求降罪。司马光对于适合自己并能够胜任的职务，他定发挥所长尽忠职守；反之，对与己不合或不胜其任的职位，即使官阶再高、俸禄再多也绝不受用。如他早年时连写几次《乞虢州状》请求辞去开封府推官这一人人艳羡的高职，认为自己“实非所长”，但都被皇帝驳回了；中年时，提拔其为掌管起草诏令的知制诰，可他认为这一差事并非他之长，于是连上《辞知制诰状》；晚年时哲宗年幼，皇太后想授其为门下侍郎，但他却辞谢道：“龄发愈衰，精力愈耗。”以上足可见其既是敢作敢当的“勇士”，亦是谦逊不骄的“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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