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灭掉郑国后，韩昭侯重用他为丞相，在韩国主持改革，他帮助韩昭侯推行“术”治，申不害教韩昭侯“修术行道”，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在韩国建立起稳固的专制主义集权统治。他理想中治理得最好的国家，其政治局面应该是群臣要象车轮凑集于车毂那样，绝对围着君主转。君和臣的关系是：
“君如身，臣如手；君若号，臣若响”，
君主要能得心应手地支配群臣。为此，不仅君臣之位不可颠倒，而且君主应该牢牢掌握住权柄，
“君设其本，臣操其末；君治其要，臣行其详；君操其柄，臣事其常”。
那么，国君怎样才能保证由自己掌握“本”、“要”、“柄”，而牢固地处于对群臣的绝对支配地位呢?那就需要讲究统治之“术”。
申不害所谓的“术”，主要是指国君用以选择、任用监督、考核臣下的一套办法，即君驾驭臣之术。《韩非子·定法》记载战国末年的韩非曾这样描绘申不害的术：
“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生杀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
就是说，国君要根据需要选拔称职的人授予官爵，任定之后，即按他们所任官职应尽的职守，检查、考核其表现，作出应有的评价，作为决定其进退生死的根据。
申不害之所以特别注重君驭臣之术，是因为他从春秋以来臣弑其君、子弑其父的大量历史事实中看到一条规律，即威胁君主地位的主要危险，在大多数情况下，不是来自下边的民众，而是来自国君左右的大臣。《申子大体》记载他说：
“今人君之所以高为城郭而谨门闾之闭者，为寇戎盗贼之至也。今夫弑君而取国者，非必逾城郭之险而犯门闾之闭也。”
盗贼固然不可不防，可事实上取君主统治权而代之的，常常并非这些“暴徒”，倒是萧墙之内共享富贵、用不着越城犯闭铤而走险的统治集团中人。所以，君主要巩固自己的统治，对身边的大臣得格外加小心。严防大臣“蔽君之明,塞君之听”，更不能造成“一臣专君、群臣皆蔽”的局面。不然,权臣今日擅政，明日就可能夺权篡位。
那么，君主如何才能操纵群臣，不使其有任何擅权潜越的可能呢？申不害认为这主要看君主是否能做到“无为”和“独断”。
什么是“无为”之术？
第一、“无为”之术并不是简单的要君主真的无所作为，而是要求君主学会深藏不露。
对任何事情都不要在最后决断之前轻易表态。对自己的好和恶、是与非、知与不知，不能轻易流露。因为作为最高当权者和决策人的君主，只要有任何倾向性的表示，都会被臣下钻空子，从而投其所好，弄虚作假，以达到个人目的。所以君主平常要对什么事都要不动声色，听见要装作没听见，看见要装作没看见，知道要装作不知道，不知道的要装作知道。不暴露自己的智慧、观察力和欲望，让臣子总是莫名其妙，无从猜测君主的意图。这样，就无从投机取巧，阿谀逢迎，也不会事先有所准备，缺陷和错误就会暴露。君主也就容易抓住那些无能或不规之臣的把柄，从而知道一切,洞察一切。只有示天下无为，才能无所不为。
第二、“无为”之术还要求君主不能全依靠个人的直觉办事。
因为个人的知觉总带有很大的局限性和片面性，凭个人知觉处理问题，判断是非，免不了要出漏洞。
有一次，韩昭侯看见祭祀用的祭猪太小，叫主管祭祠的官吏换一只，可管事的官吏阳奉阴违，图省事，过了一会儿又把原来的小猪拿了上来搪塞。不想昭侯眼尖，一眼看穿，便质问这位官吏，怎么又把刚才那一只拿来。官吏无言以对。左右问昭侯，何以知道？韩昭侯说，他是从猪耳朵的颜色、大小辨认出来的。此事后来让申不害知道了，就发了一通议论，指出凭耳目心智的直觉认识事物是有限的，因为听觉再灵敏，“十里之间，而耳不能闻”；眼睛再亮，“帷墙之外，而目不能见”；再有心计，“三亩之内，而心不能知”，更何况偌大的天下，辽阔的地域，各式各样的人事，凭靠个人的直觉又能掌握多少情况？所以，行“无为”之术，重要的是要善于把握事物的一些规律，选择适当时机，施展权术，控制、慑服臣子。
第三、巧于用人，亦是“无为”之术不可缺乏的内容。
申不害教韩昭侯不要与臣争事，不能事事过问，而要掌握用人之道，具体事都让臣子去干，君主只管用赏与罚驱使、监督就行。《吕氏春秋任数》记载：
“因者，君术也，为者，臣道也。为则扰矣，因则静矣。”
君主要以静制动，稳居中心，指挥臣子围着君主转。
“无为”的诀窍如此，怎样才能“独断”呢？
所谓“独断”，就是国事、天下事要由君主一人说了算。
“无为”只是君主工作的一种过程，并非事情的终结，需要见分晓时，君主必须独揽一切决断一切。《韩非子外储说右上》记载申不害强调：
“独视者谓明，独听者谓聪，能独断者故可为天下王。”
将君主能否“独断”看作能否成就王业的重要条件，主张君主在决断时，完全可以忽略天下人的意愿，也无须考虑臣子的建议，要敢于凭自己的主见下决心。英明的君主一句话、一个主意就可运转乾坤，决定大局。“无为”是为“独断”服务的,“独断”既是行“术”的手段，也是行“术”的目的。一句话，“独断”就是要由君主进行专制独裁统治。
保证君主专制独裁统治的一个重要条件是严格控制舆论。
《韩非子难三》记载申不害主张：
“治不逾官，虽知不言”，
要求百官除了做好分内之事，对任何事情都应保持沉默，即使看出利害得失也不许发言。下级对上级，群臣对君主，只能服从，必须服从。造成一种没有言论自由的专制空气。如果有人胆敢对君主的“独断”表示不满，私下议论朝政，立刻就会被君主在“无为”掩护下暗中布置的侦探盯住，最终落入朝廷事先张好的“天地之网”中。
韩昭侯原本老谋深算，爱耍小聪明，经申不害一点拨，在玩弄权术上更加炉火纯青。他常使用一些出其不意的手段考验、制服群臣。《韩非子·内储说上》记载有一次，他利用群臣聚集朝堂议事之机，忽然
“握爪伴亡一爪(指甲套饰)，求之甚急，左右因割其爪而效之，昭侯因此察左右之诚不。”
又例如一年春夏之交，他派使者骑马到地方上察巡，使者回报时，他仔细盘问路上看到了什么？使者说没有什么意外情况，只不过南门外有小黄牛吃田里的青苗。昭侯如获至宝，立即吩咐使者绝对不许把刚才谈话内容泄露出去，然后煞有介事地下了一道命令：
“当苗时，禁牛马入人田中，固有令，而吏不为事牛马甚多入人田中，亟举其数上之，不得，将重其罪！”
说是政府早就有规定，禁止在禾苗生长期放牛马入田中，可官吏对此不经心，现在牛马入田中吃青苗的现象很严重，各地方官要赶快查清情况，全数报上来，如有遗漏,将重治其罪。各地方官立马进行调查上报，但未提到使者所见的情况。韩昭侯便说，“未尽也”，要求地方官继续调查，直至发现南门外有小黄牛吃青苗一事才罢休。这使臣子感到韩昭侯有洞察一切的本领，全都战战兢兢不敢胡作非为了。
在强调用“术”的同时，申不害也提倡法制。
申不害认为君主治国，应该明法审令。《申子·大体》记载他指出：
“君必有明法正义，若悬权衡以正轻重，所以一群臣也。”
国君手中必须有法，就像有了秤才能量物之轻重一样，有了法，才有据以约束群臣的统标准。君主的尊严靠法令来保证，法令不行就是无视君上的权威，所以明智的君主必须谨慎于法。而且，还应该不凭个人感情和好恶代替法。在进行赏赐和选拔，任命官吏时，都应依法而行，按照“见功而与赏,因能而授官”的原则办事。
在韩国的具体政治实践中，韩昭侯、申不害君臣是用术有余而行法不足。
首先，是没有统一法律。
“不擅其法，不一其宪令”，常常采取实用态度，根据临时需要，援引过去的旧法和韩昭侯新法中某些条款便宜行事。“利在故法前令”则用旧法。“利在新法后令”则强调新法。这种法令新旧相扰的状况使韩国民众不能知道哪个是对的，影响了法制的贯彻，更谈不上利用新法克服旧观念、旧传统了。
其次，申不害本人更具有权术家口是心非、不讲信义、只图一时之便的特点，常以宰相之尊带头以私害法。
有一次，韩昭侯与其论政，感慨“法度甚不易行也”。申不害当即指出国君徇私情，随意对亲近自己的人开后门，是使国家法度不能彻底贯彻的重要原因。昭侯很惭愧，表示“吾自今以来知行法矣，寡人奚听矣”，今后将按申子的提醒一断于公。可是不多久，申不害跑到韩昭侯跟前请求破例给他从兄弟一个官职。昭侯不客气地责问他，这可不是你目前教我坚持的原则。究竟是接受你的请求去破坏你的主张对呢？还是维护你的主张拒绝你现在的请求好？申害十分尴尬，申不害诚惶诚恐地避开正屋不住而请求给自己处罚。 制定法律时只想到如何限制别人，没想到法律总有一天也会限制自己。
结束语：
申不害在韩为相15年，帮助韩昭侯推行“术”治，使韩国君主专制得到加强。他们那套驾驭、操纵臣子之“术”虽然充满了奸诈和阴谋，但也有一些合理的部分。其中“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见功而与赏”的原则，对韩国的政权建设起了较大的积极作用。借助于这些原则，他们改组、整顿了韩国的官僚队伍，将各级官吏的职权、任务作了明确规定，并根据任务大小、能力高低、称职与否选拔、任命官员。对在任的官吏，按既定标准加强考核与监督。对渎职无能之辈，或贬或罚，对称职有功之臣，及时论功行赏，予以鼓励。再加之各种权术产生的威慑力，使各级官吏无不俯首帖耳，忠于职守，不敢有丝亳的懈怠与放悖。从而使国内政局得到稳定，贵族特权受到限制，百姓生活渐趋富裕，十五年间便使韩国强盛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