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由深圳市龙华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深圳市特区文学杂志社承办的“粤港澳大湾区文学对话”活动在深举办。本次活动以“个体与共同体：大湾区文学的多种可能”为主题，来自广州、珠海、肇庆、东莞、深圳等地的作家、学者们就大湾区文学生态的历史、现状与未来进行了深入讨论和对话。
作家邓一光认为，粤港澳三地湾区文化概念的提出是现代国际化城市经济和文化集群的产物，大体出于政治学和经济学考量，各界以“大湾区”为中心词进行阐释，话语争相，文学不甘寂寞，“大湾区文学”也就成了其中一个想象。环珠江三角洲城市群自19世纪中叶开始逐渐形成，文学的出现是早于城市群的形成时间，对此邓一光提出问题：“大湾区文学”——如果有的话——它的形态和属性是什么？依据什么样的历史和现实经验提出？是一种过去从未存在过的具有强烈政治象征的新型文学吗？在他看来，就眼下能够涉及到的资讯，“大湾区文学”的表述基本按照地缘政治和区域经济建立，抛开地区发展格局和国家政治行为不论，就文学这一范畴，仍属于未来主义虚构概念，它提供了具有诱惑的想象空间和值得深入讨论甚至于由此建立的框架，同时也提出了实践难度。
邓一光从语言文字的角度对“大湾区文学”进行观察。在他看来，语言文字作为人类日常活动的交流媒介既是符号工具和知识系统，同时也是世界观和价值观认知系统，承载着人们对现实生活的经验表达，丰富而历史悠久的人类情感和精神经验。古代南越经历了长期与中原文化、南洋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交互融汇，环珠江三角洲经历过多次人口大迁徒和不同历史阶段的城市化建设，文化形态、语言文字和文体有着漫长的演变史。邓一光的谈话从对珠三角湾区语言文字历史的观察，延展到与文学密切关联的宗教、艺术、社群情况和文化交互，并认为多语言和多文字并存是大湾区的历史和现实，这意味着本文化和跨文化共同构成大湾区的历史和现状。他评论道：“中国自古代到近现代，不同语言文字使用量最多，各种语言文字共存时间最长的地区是环珠江三角洲湾区。”多语言和文字并存的情况在内地不那么明显，在粤港澳湾区则是一种现实，从文学角度进入非常复杂，不能简单地以语言文字的实用性通用原则来决定。他赞同福柯的观点：语言实际上是一种统治的权力，定义善恶、好坏，表达同时也抑制情感，操纵同时也压迫想法，而权力正是在这个过程中进行流动。同时他发现，随着络绎不绝的移民潮和日益求新的网络语言出现，普通话和网络语言大量介入本地语言文字的改造，本地语言文字中很多丰富词汇被普通话和网络语言替代，粤语已经是普通话的粤语，广东方言音，却不是广东方言，语法改变了，词汇内容也在严重缩水甚至异化。
邓一光认为粤港澳大湾区内部跨语言和文字交互情况只是大湾区文学的一个面向，如果换一个框架观察，考虑我们生活在一个开放的世界，湾区与大陆其它地区，湾区与世界各地早已形成并且日益密切的交互关系，从文化的角色进入，则情况更复杂。在邓一光看来，粤港澳大湾区真正形成文化同构的价值讲述，并且对中国和世界构成影响，大致有两个阶段。一个是近代清末民初中国历史变革期，湾区西樵山康有为、新会梁启超、香山孙中山等人为中国提供了现代思想和文化前景的描述和想象，可以说，粤港澳三地湾区是中国现代思想和革命文化的发源地，是近现代革命政治组织和武装组织的大本营；第二个阶段发生在当代后文革时期，文革结束，国门渐启，探索市场经济，广东因得天独厚的政治地理位置，最早进入时代变革，广东有近代国际商贸和资产阶级革命的双重基因，承担了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变革实验地的工作，在改革开放上先行一步，一时风头无两，以至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当广东成功的市场经济实践在内地进行推广时，“全国人民学习粤语”成了一种显在的文化现象。也正是这一时期，经过黄金十年高速发展，香港成为全球最重要的自由港和金融中心，同时形成独特的人文文化，在世界范围充当着重要角色，不但港商成为首批返回大陆的投资者，港台电影、流行歌曲、通俗小说、明星演艺资讯、电子产品等流行文化和现代生活方式快速自香港-深圳传入大陆，深深影响着大陆文化，大陆后来日渐风盛的大众文化，包括物质文化和消费文化在内，至今仍留下深刻的港台文化痕迹。
在邓一光看来，语言和文化层面的冲突、纠缠甚至坍塌，无一不构成文学表达的先在要素。在独尊政治学和经济学现实法则上讨论粤港澳湾区文学，尤其讨论其融合性，实践起来是件困难的事情，也是一件让人警惕的事情。目前主流的讲述基本是对本文化夸饰的强调，跨文化内容却被有意无意地遮蔽了，甚至连本文化的尊重也不在了，这对文学从业者是个致命问题。这恐怕是现代性的一种焦虑。在他看来，任何新文化概念的形成都需要渐进的思维建构过程。他认为除了体制不同外，粤港澳三地湾区也存在语言和文字、情感与思想、生活经历与经验，乃至社会价值观的深刻差异，如果对这些问题的识别和体认视而不见，对湾区丰富的历史和现状采取制式认知，则无法进入人们的感情生活和道德生活，那样的文学首先是对语言现实的伤害，由此展开的叙事不要说谈不上精神创造，恐怕连符号学意义上的文本也谈不上，其结果也无法企及文学所要表达的真实内容。对此，邓一光表示他更愿意见到这样的讨论：它承认人类是发展的，也尊重文化是传承的，并非击掌而成；它承认文学的独特和差异，尊重多样性是历史发展的现实结果，各呈其见更是文学缤纷的未来，任何偏执地遮蔽文学差异化现状的所谓主流讲述都会对文学生态形成粗暴的破坏。在讨论文学共同体问题时，需要证明融合不是表达的一致，而是人人享有表达的权利，在表达中彼此欣赏、包容与合作，在表达中彰显人性、守望相助，同时有足够的自由渠道去实现它们。
评论家于爱成认为对“大湾区文学”命名，首先需要警惕其中的“统合”性命名机制可能带来的权力话语迷思。毕竟文学是过于个体化、个性化、多元性和丰富性强的精神表达。和内地的书写者不同，大湾区或者说当代广东珠三角的书写者，往往要面对这样一个话题：自己与生活在的这个省份、这片区域、所在城市之间的关系，以及自己在这里能写什么和怎么写。他认为把身份看成是流动的、建构的和不断形成的，重视差异、杂交、迁移和流离，挑战和解构本质论的、普遍化的身份观，已经成了当代文化研究的主潮。内地的写作者与所生活的地方有着与生俱来的联系，地域性、区域性关系先在地存在并得以确定并没有纠结，但湾区的写作者却无法摆脱无从逃避这样的追问。于爱成以移民写作者为例，认为他们当中的大多数，其实并不能说清、也并不会主动思考自己的写作与所在区域到底存在什么关系，是否已经建立起某种关系或如何建立起某种关系这类问题。他们只是遵照生存和发展的法则，以移民的身份来到这里并进行写作，而并非在写作的意义上，把自己与属地进行关联。身为他者，来到中国改革开放的源头，同时也是市场经济率先启动的区域，无论生存还是写作，他者的身份始终存在，兴奋感、新鲜感过后的撕裂感、焦虑感、不适感的普遍存在也不言而喻。他认为广东珠三角地区或者说湾区的写作者尤其如此，他们没有北京、上海、武汉、南京、西安等同行那样的文化脉络、文化积淀、传统谱系和文化背景，也缺乏对成熟城市文化的总结能力和把握能力，因此，除了对现代性焦虑和现代人精神困境的写作，珠三角城市群和湾区其实很难产生真正意义上的本土写作。在他看来，这里的作家遭遇着史无前例的对旧有经验的纠缠和对新鲜经验的茫然，进退失据，左右游移，在这种处境下，当下广东的文学，尤其千呼万唤的“大湾区文学”难以迅速出现成熟的文学形象、产生成熟的文学经验，就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了。
于爱成指出，写作和阅读都是个人的事情，但环境无疑也是重要的，它指证生命的可能性，激发写作的可能性。只有在冲突的环境中，写作才会被全然打开。正因如此，他认为写作与地域有关，与区域有关，但与地域符号无关，与区域符号无关，或者说无足够紧密关联，其中的权力关系是需要警惕的。在他看来，所谓的“大湾区文学”并不是一个本质意义上的文学流派，这样的概念也不存在。但不妨将“湾区文学”作为一个开放的体系，将其作为审美现代性在文学上的必然反映。无论文学题材、主题怎样移易，作家都将始终以最具识别度和力量的个性化、不可通约、不可模仿，用感时忧世，或悲伤愤怒，或令人欣慰，或直言不讳的作品，维护世界上最复杂、最重要的城市文化的连续性。在于爱成看来，并不存在一个本质化的、一成不变的湾区文化。湾区文化只能形成于湾区城市群不同亚文化、不同历史文化、不同区域文化、不同民俗民间文化、不同城市文化的交流与交往，影响与博弈中。文学，湾区不同城市的文学，所能做的也许只是呈现（表现和再现）湾区的人事物，身心灵，呈现这个区域的恒久与变化，世相与民生，人心和人性，形象与映像，投影与倒影，经验和想象，至此也就足够。他认为文学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风向标，香港、广州、深圳、东莞等每个城市的作家，都写出了他们在地、属地、历史的与现实的、经验的与想象的文学，写出了他们的文学中的城市。
于爱成认为，从中时段和长时段的角度，对粤港文化认同、对粤港澳湾区的文化认同应抱有足够的信心。毕竟，从文化发生学上讲，大湾区的传统文化、民俗民间文化、学术文化都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都有一个广东文化的背景或者说基石，都要植根于更宽泛意义上源远流长的岭南文化的厚土。在他看来，广东一地、湾区城市群文化性格中的开放性、兼容性、消费性、务实性和开拓性，其中又以世俗性为核心。他认为所谓文化世俗性，是伴随社会世俗化呈现出的一种文化属性。世俗的本意是现世的、物质的、非宗教的、非精神的，世俗化是从隔绝的神圣社会向开放的世俗社会持续发展的过程，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现代化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世俗化的过程，文化的世俗化就是把人从神权至上的中世纪社会或君权至上的封建等级社会解放出来，把人交给人自身。广东文化这种世俗化精神在历史中形成，到明清落熟，到近代结出硕果，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恢复活力并发扬光大。广东文化由是蔚为大观，这才有了八九十年代伴随广货北伐而来的文化北伐，有了经由广东北上的香港流行歌、影视剧对国人世俗现代性的全民启蒙，有了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的大潮，有了深圳和珠三角奇迹，也有了今天的湾区的设计。他认为以世俗性为核心的广东性、岭南性，也正是我们今天讨论粤港澳新文化复兴、讨论大湾区文化认同的基底和话语前提。在评论家钟晓毅看来，就共同体来说，很长时间以来，广东珠三角地区和港澳两地形成了文化与动态融汇。在这个层面上，三地的联系和交汇凝炼提纯了一种鲜明的文化文学立场：既有生命跃动的记录，又不乏彼岸理想的关怀，既有智慧痛苦的折磨，更有智慧结晶的欢悦。她认为在漫长的艰难生存开拓中所积淀下来的精神特质，成为了这个共同体互相尊重、互相映照的价值观。她认为，粤港澳三地是沸腾的，但又是相对平静的，尤其是在神圣被肆无忌惮的调侃，终极价值及其相关的伦理体系日渐沦丧，文学艺术应有的浪漫主义受到普遍的限制，实利主义成了狂欢主角的时候，粤港澳人能把现实中体会到的顿悟变成坚轫坚守的卓然独立，乐观进取不因循旧习的务实兼容，不能不令人再度刮目相看。在钟晓毅看来，一个地区的文学艺术无论有多深厚的内涵，有多精湛的技艺，有多富独创性的精神，如果其文化行为只能在这个有局限的文化共同体当中得到认同，而得不到文化共同体之外的广泛响应，不能在国际上进行交流，那么这个地区的文学文化艺术充其量不过表明它是一种富有个性或者有一定历史的文化，而不是现代味浓郁的文学文化载体。她评论道，传统的“务实”如何作用于新时代的“创新”，古老的“兼容”如何汇合现代的“理性”，从自在升华到自为、自洽、显示出大家气派，应该是另一场充分体现粤港澳命运共同体大智慧的艰难的旅行，而这也正是《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应时而生的重要现实意义。
面对“大湾区文学”，钟晓毅特别强调了作者们不仅要有诚挚悲悯的力量，还要有贴着地面飞翔的创新能力。在繁杂多变的时代浪潮中，“同情与怜悯之心”对于作家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品质，诚挚的悲悯情怀在写作中的价值意义和信念立场更是重中之重。在她看来，现实世界永远是丰富的，甚至是驳杂的，如何将这种丰富性最大程度地以文学方式呈现出来，而不是主观地进行简单化的处理，是对一个作家处理现实题材能力的巨大考验。她认为只有突入现实，从现实内部生长起来的生命，才是能够感受现实律动，与现实同悲喜、共命运的生命，以这样的生命底蕴作为支撑的才是具有震撼力和感染力的文学，才是有大爱和悲悯精神的文学，才是我们这个时代粤港澳大湾区真正需要的文学。
作家王威廉更加在意“大湾区文学”这个概念的诞生所具备的能量。他认为概念是一种不可回避的视角，一个概念的提出首先是一种凝视，一种照亮，可以让人重新看待乃至定义世界，在这个语境之中回望，就会有新的视角。过去，人们一般会用“岭南文化”来指代广东文化，这个地理概念是用山的分界来作为文化的划分，不仅隐藏着陆地的视角，而且与“中心”相对的某种“偏远”也从中一览无遗。现在“大湾区”所蕴含的地理视角无疑是指向海洋的。但它又不像是20世纪80年代之际比较主流的说法：“从黄土文明走向深蓝文明。”他认为“深蓝文明”太过浪漫化，而且空洞，而“大湾区”则指向了一个具体的地貌：湾区。在他看来，湾区本身就带有当下世界根本特征的隐喻色彩和象征色彩，甚至可以说，整个人类所居住的大陆相对于浩瀚的海洋来说，构成了一种湾区式的存在。正因如此，王威廉认为一定要以一种更加宏阔的视野来审视湾区的存在。王威廉认为，粤港澳三地在文化话语中显示出了各自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恰恰只有文学才能理解和包容。因为文学所面对的不是那些比较外在的事物，文学所审视的是细微的生活肌理。他评论道，在大湾区的不同城市里，的确可以寻找到一些相似的生活方式，还有相似的方言，相似的民间信仰，这些构成了一种近似于文化共同体的基础，但目前我们还不能直接说它们是一个文化共同体，因为同样的生活，同样的现象，在不同的话语框架的阐述下，所得出的意义是不同的。他认为，在这种既相似又疏远、既疏远又相似的过程中，新的文化有可能被创造出来。
在王威廉看来，我们现在特别容易看到两种最极端的话语在争辩，一种是西方的现代性话语观念，一种是中国的民族主义思维，这两种话语遭遇在一起，必然会产生交锋。这样的争论所带来的别扭，才是现实的常态。他认为，大湾区恰恰就处在复杂话语此起彼伏的核心地带，这不仅仅是大湾区所面临的一个困境，更是中国本身亟待走出的困境。在他看来，我们如何来表达自我，如何来跟世界进行对话，如何让中国文化获得一种世界性，都是要认真思考的。从这些角度出发，大湾区文学所具有的重要性便是不言而喻的，这恰恰是这个时代最尖锐的、最不可回避的一个区域，这才是这个时代真正的现实主义。他认为，在这样的难度之下，一个作家去真正创作，虽然有极大的挑战性，但也是真正回应历史、直面历史的契机。正因如此，在他看来，写作不能变成笼中叙事，依然要在大视野中来实现文学回应时代的能力，以及文学创造文化的能力。
评论家陈培浩认为“粤港澳大湾区文学”概念的提出乃是粤港澳大湾区这一经济规划概念推动的产物。“大湾区文学”概念的提出包含了这样的预设：一个区域的经济繁荣离不开文化所缔结的认同共同体的助力。这种预设某种意义上为所有参与者提出了一个深刻而艰难的价值命题，即文学如何在全球化时代担负起建设作为想象的共同体的民族国家的任务。全球化、地球村的时代，文学如何在具有多种文化类型和多元社会制度的区域中建构起一种勾连你我他的身份认同，这可能是这个概念更深层的使命。所以，他认为，大湾区文学不应是大湾区涵盖的9+2城市群文学在量上的叠加，它需要有基于大湾区历史、现实和未来而进行的内涵建构。在陈培浩看来，讨论大湾区文学，有二种基本路径：一种面对现实和历史，一种则面向未来和可能。所谓面向现实和历史，是指对大湾区所属空间的文学现象进行现实和历史梳理、文化概括和精神提炼。这是一种面对存量进行工作的思路，它使粤港澳三地的文学现象和历史文脉得到全面的检视，从而为三地文化同脉同源做出论证，为三地文化更紧密融合寻找契机。这种工作当然是必要的，但从根本上它并不创造增量。因为在没有大湾区文学概念之前，分别基于粤、港、澳的现实和历史梳理并非没有，假如在“大湾区文学”框架中，仅仅是将以往三地的文学存量做加法，在某种意义上浪费了这一概念应有的未来性文化潜能。陈培浩认为，打造“大湾区文学”，不能忽视其面向未来的维度。所谓面向未来和可能，是指对“大湾区”的界定，不仅着眼于区域历史文化，更关注技术迭代和时代新变赋予“大湾区”的新质，以对文明转型的预判，把握“大湾区”将为中国当代文学创造的前所未有的“可能性”。如此，作为增量的“大湾区文学”才具有更加建设性的意义。对于“大湾区文学”，陈培浩的基本看法是：面对历史研究，面对未来写作。所谓面对历史研究，是指要找出“大湾区文学”的“来龙”大可倚仗于知识钩沉和文脉梳理，但要把握其“去脉”光靠“历史”可能是不够的。因为我们所处的文明转型时代，过去的“历史逻辑”很可能会在未来被一套新的逻辑所取代。对文学而言，沉淀在历史中的审美传统可以尊重，但只有面向未来的骚动创制新的美学，才可能使大湾区文学真正成为当代文学上独一无二的增量。
作为一个生产性概念，“大湾区文学”这一概念的瞭望镜，可能为中国当代文学提供怎样崭新的可能性是陈培浩特别关心的问题。他认为，讨论大湾区文学应关注“大湾区文学”将为“当代文学”提供的独特文学经验，即：独特的“新城市文学”经验，高速城市化过程中独特的中国新工人文学经验，中西文化碰撞、交汇下中国与世界文学的融合经验。在讨论中，陈培浩特别强调了“新城市性”这一个概念，并认为“新城市文学”是大湾区文学的重要探索之一。在他看来，“新城市文学”概念的提出，意在区分既往“城市文学”书写，也鲜明地标识出“城市文学”所依凭的存在土壤已经发生了怎样内在的变化。他认为过往的每一座城市都附着在自身的历史和文化传统中。因此，此时对于文学家的要求在于，通过一个人去书写一座城，城以人立，人以城传，人和城是一体的。然而，作为高科技巨型都会的“新城市”却是去根性、同质化、景观化的。纵横交错的高速交通网络，无处不在的镜面摩天大楼，行色匆匆、衣着妆容千篇一律的都市白领……这是“新城市”大同小异的面孔。作为大型移民城市的深圳就是这种无根之城的典型代表。即使是北京、上海、广州、杭州、武汉、成都、西安等具有独特文化传统的城市，其身上的“新城市”特质占比也越来越大。后者小心翼翼地辟出一小片复古区域，用于流连过去，眺望历史。在陈培浩看来，这种被科技和现代化严格规划过的“城市”，文学触摸传统的日常通道已经丧失了。“传统”不在日常，而在“景观”中。面对这样的“新城市”，寻根式城市书写必然难以为继。正因如此，陈培浩说道，作为存在经验的“新城市”在召唤着崭新的城市想象力和审美方式。陈培浩认为，近年来从写作上敏锐地捕捉到这种“新城市性”的作家，恰恰是身处大湾区的作家。他考察了几位大湾区作家的城市书写，认为他们的立足点固然在于现实，但其思维方法却不是对现实亦步亦趋的反映论。作家们敏感地意识到，某种现实是古老历史逻辑的结果，但某种现实却隐藏了历史轰然断裂的逻辑裂变。所以，在陈培浩看来，他们的写作都努力走到现实的前面去，站在未来迎接这即将漫延过去的现在。这种面向未来进行审美革新的勇气正是一种独特的大湾区文学气质。
作家陈启文将目光聚焦在如何打造一个蔚蓝色的“文学湾区”的议题上。首先，他认为“文学湾区”必须拥有像大海般辽阔的心胸，能真正做到“和而不同”。在他看来大湾区的文学发展空间不止是地域空间，更是心理空间。一个“文学湾区”拥有众多的城市，虽说是文化同源，地缘相似，但毕竟每一个写作者都有自己的认同感或归宿感的心理空间和价值取向。在他看来，要成为一个共同体，起决定作用的是文化。陈启文认为大湾区内的文化既有如水土渗透般的相互交融，也会发生各种各样的碰撞。交融需要胸怀，碰撞更需要胸怀。其次，粤港澳大湾区尽管已划出清晰的地理边界，但毕竟不同于行政区域，陈启文认为“文学湾区”应该结为一个具有某种联盟意义的组织，作为“联盟”不止是徒有其名，它必须实实在在地扮演中心的角色，如文学平台的搭建、资金的筹措、组织的协调、活动的开展，都需要围绕联盟来展开。在陈启文看来，“文学湾区”还是一个概念，这个概念事实上还停留在珠江三角洲的概念上，并没有切实的融入感和归宿感，它尚未成为人们实在的心理空间。
评论家黎保荣在本次对话中就“大湾区文学”的概念、性质、内涵、范围及湾区城市的个性及共性等议题进行了讨论。在他看来作家创作的时候，一般注重其个性化的体验与思考，很少注重共性的东西。而每一所城市都有自身的文化蕴涵，并不完全相同，有时候共性问题，也是个性问题。他认为从文学地理来说，作家要么“还乡”，要么“远行”。所谓“还乡”包括对故乡故国的事物、历史、人性以及精神家园的书写与渴望，所谓“远行”包括对他乡他国的事物、历史、人性以及异域文化异域视野甚至超现实的世界的选择、接受、变形、疏离或转化。他认为如果说“写地方”属于文学地理，每座城市有每座城市的个性化地理，那么有必要超越它。就写时代而言，黎保荣认为首先要思辨什么是时代精神。他认为时代精神是丰富的多样化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诸多领域，都有其时代精神的蕴含。黎保荣认为写时代（历史）最终是写自己，写自己对时代（历史）的理解，写自己对时代（历史）中的人与物的理解。他认为，文学要具有生命的痛感与敏感，把人性写深刻了，把思想写深刻了，把感情写深刻了，再赋予独特的形式与形象，就具有了恒久性与独特性。在黎保荣看来，文学是人学，而人性从古至今变化不大，贪婪的依旧贪婪，善良的依旧善良，所以作家把人性写深刻了，作品也就跨越了时代，具有了恒久的“新”意。
评论家杨丹丹认为，“粤港湾大湾区”理念的提出一方面改变和调整了城市空间的地理布局，及其承担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功能，另一方面也赋予了文学和文学交往以新的属性，或者说，由“粤港澳大湾区”理念衍生出来的“粤港澳大湾区文学”概念，成为证明“粤港澳大湾区”理念现实合理性和合法性的文学注脚和阐释。因此，他认为讨论“粤港澳大湾区文学”的前提是如何确证这一概念的真实性和有效性。杨丹丹选择从“粤港澳大湾区文学”的历史、现实和未来三个层面来解读。他认为，从历史层面而言，广东、香港、澳门文学的历史脉络和谱系非常清晰，文学实践和文学实绩也非常厚重，这为“粤港澳大湾区文学”概念的提出奠定了深厚的历史基础。但这种深厚的历史基础不仅仅是建立在共性基础上的，更强调个性和差异性，而这种个性和差异性又是文学外部和内部之间的难以调和的差异，并形成了区域性的文学和文化冲突。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小区域差异性的不断历史化逐渐形成了广东、香港、澳门文学之间大区域的冲突状态。在他看来，在普遍意义上，广东文学更加强调文学的公共性和现实社会效用，文学和意识形态之间存在较为紧密的联系，文学触动、撩拨和激发的是现实社会的脉搏和心跳，契合时代发展趋向，整合普遍的社会情感和情绪，呈现出宏大化和史诗化的叙述美学，而香港文学更为关注个体的日常生活和精神体验，即使讲述历史也是体现出明显的微观政治和个体美学趣味。在杨丹丹看来，由文学历史的差异化和文学差异的历史化生成了如何构建“粤港澳大湾区文学”共同体的难题。这种差异性的历史遗产留给我们的是思想资源，还是需要进一步清理的废墟？他认为如果这个问题没有辨识清楚，被有意的忽略和掩盖，那么“粤港澳大湾区文学”的概念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伪概念。
杨丹丹认为历史的差异和分散并不意味着“粤港澳大湾区文学”失去重新重组成文化共同体和文学共同体的可能性，而是为其留下了整合的空间和可能性，这就关涉到“粤港澳大湾区文学”的现实性和现场性问题，我们要在大的区域性空间性寻找到一个核心区域和核心区域中的核心问题，从而确立“粤港澳大湾区文学”的引领区域、主导方向和普遍精神，更确切说是搭建一种辐射关系。他认为，这个核心区域应该是广东，核心问题是城市的现代化和现代性问题，因为，广东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既呈现了广东现代化进程中形成的独特经验，又代表了中国社会的现代化想象及其衍生出来的各种问题，广东的改革历史和对应的文学表述具有更为广泛的辐射面、影响力和认同度，同时，广东文学对现代城市的讲述也具有一种普遍意义。
在杨丹丹看来，当我们从“粤港澳大湾区”中透析出一个核心区域、一个核心问题和一条核心主线的时候，“粤港澳大湾区文学”就有了构建文学共同体的可能性。但在“粤港澳大湾区文学”框架下，要警惕文学同质化和脸谱化的威胁，为此要时刻保持自己的空间意识，也可以把这种空间意识理解为个体与空间的关系。他认为这种个体与空间的关系决定了“粤港澳大湾区”在文学叙述中的位置，也确认了写作者在“粤港澳大湾区”文学场域中的位置，甚至是文学史中的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