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咸丰朝初年，清军与太平军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展开了激烈交锋，长江和大运河航线阻断，从云南等省开采冶炼的铜无法北运，使得京城中铸造制钱原料缺乏。同时，军费和水利等支出也给户部造成了巨大的财政压力。为此，咸丰帝开始推行币制改革，其中一项举措便是发行纸币——官票和宝钞，合称“票钞”或“钞票”。
以“钞票”代指纸币，一说便是源自咸丰朝的官票和宝钞。
? 咸丰通宝
筹议和发行
咸丰三年（1853年）正月十九日，咸丰帝谕令大学士管理户部事务祁寯藻、户部尚书文庆、户部官员孙瑞珍、都察院左都御史花沙纳、陕西道监察御史王茂荫5人会商筹备发行纸钞，并制订钞法章程。
商议期间，祁寯藻等一致认为钞法施行，务必要取信于民，方能长远，即“全在权衡出入，收放相均，使人贵钞与贵银无异。是议发钞，并议收钞，尤为现在试行第一关键”。
对于所要发行的纸钞取什么名字，大家也是反复思量，过去虽然曾经发行过纸钞，用过“飞钱”“钞引”“交子”等各种名称，但由于民间已经使用银钱票许久，对钞名已然陌生，反不敢用，不如“拟请不必袭用钞名，即称为票，使商民日用周转安之若素”。
? 户部右侍郎王茂荫为陈大钱利弊事奏折
二月二十七日，祁寯藻等人经过多日的商议后，将会商结果上奏咸丰帝。咸丰帝阅后认为确实可行，遂指示户部赶紧开始实施印造。而户部也不敢怠慢，联系内务府镌铸印造纸钞所用铜版。
五月初二日，官票与宝钞的印造工作正式启动。
官票和宝钞
官票和宝钞的作用主要是分别取代白银和制钱用于市场的流通。
官票即“户部官票”，通称官银票。官票额部以满汉文书写“户部官票”，中标准足色银若干两，左右印有官票字号及印造日期，足部书写“户部奏行官票，凡愿将官票兑换银钱者与银一律并准按部定章程搭交官项。伪造者依律治罪不贷”。
官票以“天、地、宇、宙四字号头，系按奏定章程一两、五两、十两、五十两票四种依次编列，……俟后拟再增制三两票一种，即为日字号，以便畸零搭放之用”。
宝钞与官票一样均为皮纸制造，额部书写“大清宝钞”，中标准足制钱若干文，足部书写“此钞即代制钱行用，并准按成交纳地丁钱粮，一切税课捐项，京外各库一概收解。每钱钞二千文抵换官票银一两”。
流通和废止
《钞法章程》规定，官票与宝钞在兑换白银和制钱时均为等值兑换，民间交纳地丁钱粮、盐课、关税等，可以用票钞充抵。
官票、宝钞印造完成后开始在京城及周边地区流通，并通过搭放的方式与银、钱一并用作军饷发放。除了充作军费外，票钞还发挥了一定财政作用，比如内务府在办理安南、琉球等国使者的接待费用中，已经开始使用票钞。
? 清代金元宝（故宫博物院藏）
咸丰四年（1854年）二月二十二日，负责节制直隶、山东两省清军的钦差大臣胜保上奏咸丰帝，反馈在军队中用票钞搭放军饷的情况。
胜保表示，官兵们并不愿意接收官票和宝钞：一方面，官兵们在驻扎地及老家很难找到兑换这些票钞的机构，票钞就犹如废纸一样难于使用，只能贱价出售；另一方面，京城以外的各省官员对票钞并不认可，在征收地丁、税课时都不愿按章程搭收，也使得票钞的作用大为降低。为此，胜保建议督促各省迅速筹集钞本，设立官钱局，以便当地民众可以灵活支领票钞。可惜的是，咸丰帝虽然同意了，也督促各地官员，仍然收效甚微。
咸丰帝面对着票钞发行遇阻的困难，特意召集恭亲王奕?等人多方筹措。正在此时，京城中的商人以白亮、刘宏振等为首，大约数百家的典当行、粮行、钱行等联名呈报户部，表示愿意摊借成本垫发，促进宝钞在各商户之间的流转，并承担相应风险。户部呈报至恭亲王奕?处，奕?认为此举“既觉众擎易举，尤属慕义可嘉”，于咸丰四年十月二十七日奏请咸丰帝“特降谕旨，准其摊借资本，垫发宝钞，由该商等自行设立总局，分开铺面，无论宝钞之新旧、钱数之多寡、字号之次序，均准持票到局，查对钞根无讹，支取钱票现钱”。为此，奕?专门拟定了《行钞章程》，以供咸丰帝参考。
? 恭亲王奕?为商人白亮等呈请摊借钱本垫发宝钞请旨遵行并拟章程事奏折
咸丰帝专门下发谕旨：“商人白亮、刘宏振等……洵属好义急公，著照所请，准该商等设立总局……单开章程六条均著照议办理。”最终采纳了《行钞章程》，允许私人商铺在京城内涉足宝钞流转，并在全国范围大力推行官钱局以促进票钞流通。
尽管如此，由于官票、宝钞的印造成本长期居高不下，加上各省官员的支持力度始终有限，所设立的官钱局也无法充分发挥作用，票钞经过了近十年的推广后，流通逐渐陷入低谷。
? 清军与太平军作战的画作
同治六年（1867年）时，太平天国运动早已平定，各省动乱亦已平复，财政收入逐渐增加，户部遂议奏加收停放章程，恢复制钱流通。自同治七年起，清政府要求应征节年地粮正耗并杂税等各项银两，一律征收实银，不准再行搭收票钞，这使得咸丰帝所推行的官票、宝钞就此基本终结。但“钞票”一词，却依然富有生命力，一直沿用到今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