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论:中国是否应该把英语作为官方语言 自己结合下面的观点,用英语说把假如明早英文变成母语英语不可能成为我们的母语.但中国人不应该放弃在英语方面的努力,因为全球化使世界变成平的.英语则让我们和世界站在一个平面上如今到处听国人报怨:中文冷清,英语虚热,三亿人学英文,既是教育浪费,又是发疯.更有传统的卫道士,指责年轻一代崇洋媚外,生怕中国文化被英语所征服.于是我想到了一个问题:假如明早醒来,我们的母语突然变成了英文,后果是什么?我知道这是个不可能的假设,或者说是在做梦.但这究竟是美梦还是噩梦?如果这样的事情真的发生,首先,中国的GDP增长率会高几个百分点.靠英语的优势,中国会在全球化中最肥的产业—服务业—中迅速崛起.许多美国人的工作,会“外包”给中国人.从电话服务、产品咨询,到财务管理、医学分析等等,中国人都可以通过现代电讯网络直接打入世界市场.第二,中国的制造业,由于消除了语言障碍,对自己海外的主要市场会更熟悉,更容易摆脱靠海外厂商的订单过日子的局面,自己直接开发产品、跳出不得不“为世界打工”的境地.第三,中国人会获得更充分的资讯,在文化上空前繁荣.比如,学术上的粗制滥造和抄袭变得越来越难,因为英文书大家都能读.由于不得不和英文图书市场在一个平面上竞争,书写得不好。
洋务运动的主要内容有如下几点:第一、创办近代军事工业,洋务运动前期(19世纪60、70年代)以“自强”为旗号,采用西方先进技术,创办近代军事工业,在介绍安庆内军械所、江南制造总局和福州船政局时,要明确它们各自具有“开端”、“最大的近代军事工业”和“当时远东第一大造船厂”的特点.近代军事工业的产生,不但搬来了西方的枪炮、轮船、弹丸,而且使外国机器制器之器(机器)也由此运入中国,中国社会因之出现了若干大规模机器生产的场所.这一类企业,经费由政府调拨,生产不计成本,内无利润积累,外无市场联系,缺乏发展的动力.它采用封建衙门式的管理,因此,其生产不是价值规律制约下的商品生产.从生产关系来说,它是历史上官办封建工业的继续.同时,技术上受外国资本主义国家的制约.第二、创办民用工业.洋务派在后期(l9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打出“求富”旗号,兴办民用工业.这些企业的建立,一方面是为了适应各军工企业燃料、材料的需要,一方面是为了获取利润,即“求富”.同时,洋务派举办军用工业以来,屡患经费不足,连年内外战争,又闹得民穷财尽.他们也意识到“求强”没有经济实力是不行的.当时外商在华企业的高额利润和买办的暴富,又给他们以很大刺激,“分洋商之利”也是举办民用。
论述题 (一) 中国社会语言学发展的三个阶段(25分) (二) 社会的突变、渐变及其与语言变化的关系.(2 一)初创阶段(1979-1987):从自发到自觉一般认为,中国的社会语言学是舶来品,源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中国最早提出社会语言学的学者之一陈原则指出,社会语言学发源比较早.自古以来,中外语文学家都曾讨论过古语与今语、文语与口语、标准语与方言在社会功能上的差别.欧洲19世纪初的方言学家对于自己民族语言内部各种变体的调查,其实即是进行社会语言学的工作.事实上,社会语言学的诞生和有没有社会语言学的研究是两回事.进行某一方面的研究并不等于建立了某一个学科.当然,一个学科的出现决不是突然从天上掉下来的.它一定是长时间学科积累的结果.现代中国历史上的许多语言运动,如20世纪初期的国语运动、20年代的白话文运动、30年代的大众语讨论以及北方拉丁化运动,50年代的推广普通话、现代汉语规范化等等,都可以算是社会语言学的工作.但是这些运动或工作可以说是自发的,而不是自觉的.70年代后期,随着“社会语言学”这个术语的出现,人们对社会语言学的研究从自发走向自觉[7].这一阶段,中国社会语言学的成果主要表现在通论性的著作和理论的译介方面.前者除上述陈原的两本著作外,还有陈松岑的《社会语言学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游汝杰、周振鹤的《方言与中国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