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野生生物保护学会的中国活动 WCS在中国的工作始于20世纪80年代。当时，乔治·夏勒博士受邀代表WCS进入中国，在四川和羌塘开展大熊猫与高原有蹄类的研究保护工作，和各级政府部门以及研究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乔治·夏勒博士是20世纪伟大的博物学家之一。在将近半个世纪的岁月中，他一直致力于野生动物的研究和保护工作。长期以来，夏勒博士担任国际野生生物保护学会(WCS)的科学主任，在非洲、美洲、亚洲开展先锋性的研究工作。他将深奥的科学研究、公众交流、政府合作以及对生命的尊重有机地结合起来，将许多鲜为人知的动物及其现状告知世人，并协助多个国家的地方政府推动当地的野生动物保护事业。WCS全球项目在夏勒博士工作的基础上，于1996年在上海正式建立了WCS中国项目办公室，以老虎和藏羚羊为代表性物种，构建WCS在中国的项目。到现在，WCS中国项目已经形成了一个系统的工作框架，开展了西部保护项目、跨国界的东北虎保护项目、两栖爬行动物项目、野生动物贸易项目以及教育项目。范围涵盖了从关键物种和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公众意识和环境教育、野生动物贸易调查，以及景观水平的规划。WCS注重与政府、社区合作，共同开展长期的野外科学研究，用收集到的野生生物与生态系统的一手信息推动。
国际野生生物保护学会的简介 WCS总部位于纽约布朗克斯动物园，总共拥有600多名员工，以及GIS、教育以及野外兽医等方面先进的设施。WCS在纽约还管理着其他4个动物园，有1000多名员工，包括中央公园动物园、景观公园动物园、皇后区动物园及纽约水族馆。所有动物园和水族馆的2008年的游客量达到四百万人次。WCS除纽约总部外，在全世界有3000多名员工。WCS国际保护项目中相关的专业技术人员有：从事科学和探险、培训和能力建设专家、生命景观专家和GIS实验室专家、野外兽医专家和保护教育专家。WCS著名野生动物保护学家威廉·毕彼于20世纪30年代在中国做过雉鸡类的研究，继威廉·毕彼后，首席科学家乔治·夏勒博士于20世纪80年代开始就长期在四川和羌塘开展大熊猫与高原有蹄类的保护工作。1996年WCS在上海建立了中国项目办公室，2005年，中国项目的总部转移到北京。目前，WCS中国项目在西部青藏高原和帕米尔高原开展有蹄类保护，在东北地区开展跨国界东北虎保护，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对扬子鳄和斑鳖进行保护，还在华南地区开展减少野生生物消费和贸易以及野生动物保护宣传教育项目，并从2008年起设立中国边境野生生物卫士奖。WCS注重与政府、社区合作，开展长期的野外科学研究，用收集到的野生生物与。
国际野生生物保护学会的WCS介绍 总述WCS的教育部门有对年轻人开展长期教育的责任，这一点在2003年Bronx动物园野生生物科学事业项目获得AZA重大成就奖时再一次得到肯定。这个奖项强调了国家年轻一代保护环境的重要性。通过与国家科学基金的科学、数学、工程和科技领域中的性别平等的项目，他们与大纽约市女童子军委员会合作，激发年轻女性在科学领域中的兴趣和成就。研讨会有2000多名女性参加，其中大部分来自纽约城区，研讨会向与会者提供了便捷的途径，使他们能够接触到在照顾动物和管理、教育、展览设计、野外科学、野生生物健康、野生生物科学公园管理等方面的专业性工作。选择了具有高度责任感的年轻女性到WCS生命研究所（WCS Living Institutions）进行了长达200个小时的夏季实习，从而进一步拓展了她们与保护事业相关的视野。他们的工作通常会在十几岁的青少年身上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使这些即将成人的少年对大自然充满敬意是至关重要的。有24位从2002年IMAGINE项目毕业的动物园少年导游，与Bronx动物园野生生物保护项目的工作伙伴一起将保护信息传播给动物园的参观者。该项目提供了保护生物学和科技相关的培训。调查中86%的父母表示，他们的孩子参与这个项目后改善了其在学校的表现，增强。
如何提高普通群众的野生生物保护意识？
野生生物的保护包括什么？ 因为生物已经包括了植物。可以把后面的那句去掉，或者把野生生物改成生态环境。野生生物的保护不仅要保护所有的野生生物，还要保护生态环境。
如何保护野生生物？ 当前世界上已有超过3000个的国家公园、庇护所（refuge）、隔离森林和避难地（sanctuaries）来保护野生生物。第一个野生生物庇护所是1903年在美国佛罗里达州为了保护褐色鹈鹕而建立的。如今美国已有了400多个庇护所，集中在阿拉斯加。而保护野生生物最有效的方法不是把它们关起来、养起来，而是努力去恢复那些被破坏的生态环境。事实证明，已被破坏的生态环境是可以被恢复的，这里有一个例子，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内的植物群落曾遭到破坏，在1934年时还是一片荒凉，但由于长期的努力和投入，今天的面貌已经焕然一新，多种林木已经生长起来，完全改变了当年校园的面貌。这些手段都用来拯救野生生物，并想尽一切办法来增加濒危生物的数量，因为一个种群当它的数量下降到一个临界最小值（critical minimum）时，便极大地增加了遭受灭绝的危险性。如一种疣鼻鹤，在1941年时已下降到全世界仅有15只，经过长期的努力，到20世纪90年代已增加至100只了，专家们在继续努力，期望在21世纪能将它从濒危生物名录表上除名，而变为受威胁物种。另外，已有人尝试将克隆技术用来拯救濒危物种，已取得初步成功，开辟了一条新路。对亚洲白肢野牛和白臀野牛的克隆便是一个例子，这些类似于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