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心的读者看了在下最近的文章之后，应该会发现咱们最近所叙的故事基本上都处于桓王元年至三年这段时期。这除了说明各个史书对这三年的记载十分丰富以外，更说明东周一朝也变得越发纷繁混乱了。之所以当时的王朝会变成这个样子，显然是因为周王室的威信、统治力在逐年下降，如果再往深了挖掘的话，“礼乐崩坏”应该是比较公认的一个周朝衰败的原因。既然说到了礼乐的崩坏，相信大家都能举出不少的例子，而我今天也要在“鲁国史话”中说一个事件，看看这件事背后是如何把礼制沦丧体现出来的。
不过，虽说今天的“史话”被归在了鲁国的名下，主要是因为这件事是由鲁隐公来完成的，但事件的起因却始于周王室遇到的一次困境。并且这个事件还非常独特，不仅在《春秋》中没有收录，在“春秋三传”（即《左传》、《公羊传》、《谷梁传》三本注释《春秋》的古书）中，也只有《左传》将其记录了下来。那这到底是个什么事件呢？
仅有《左传》记载了“京师告饥”一事
据《左传·隐公六年》记载道：“（隐公六年）冬，京师来告饥。公为之请籴于宋、卫、齐、郑，礼也”。原来是王室遇到了饥荒，从王都有人来到鲁国告知情况，鲁隐公代朝廷向宋、卫等四国求购粮食一事。这看上去的确是挺让人揪心的，周王室这灾荒闹得都需要向各方诸侯去求购粮食了，可见是有多么的困难了。好在有鲁隐公帮忙，替他们找到了粮食的卖家，算是渡过了这次危机。然而，大家再细看一下这段记载，是不是会发现比较奇怪的事，为何隐公出面代朝廷向他国请购粮食，却没见鲁国拿出一禾一粟送到京师去呢？
其实，这也不能怪鲁隐公，并非他不想帮助周王室，而是他们自己的食物也捉襟见肘了。因为，在隐公五年，也就是京师告饥的前一年，鲁国也遇到了灾情，即《春秋》所记的“螟”。从“螟”这个字的偏旁就能看出，鲁国遇到的这个灾害与虫有关，只不过搞出这个“螟灾”的罪魁祸首不是比较常见的蝗虫，而是螟蛾幼虫。所以，在头一年鲁国自己也歉收的情况下，京师来告饥请求援助，隐公只能替朝廷向他国要支援了。从这一点来看，隐公的确是个忠君、尊礼的老好人，哪怕自己已经十分困难了，还要替朝廷分忧，难怪《左传》给出的评语会是“礼也”。
破坏庄稼的各种螟虫中的一种
可是，当咱们再反复推敲整个事件的过程时，会发现这条记载中除了鲁隐公这一个“守礼”之人以外，竟然就没有第二个“守礼”的人了。并且，这短短十几个字，左丘明可谓是字斟句酌。他想用自己手中的笔来把整件事的细节描绘清楚，让后人也能明白“京师告饥”这件事是有多么的不正常，甚至体现出王室的礼乐崩坏在春秋之初时就十分严重了。那接下来咱们就把这条记载细致地剖析一下，看看其中的“失礼”之处。
1、“京师”一词体现出天子的无礼
在讲“京师”一词之前，在下还要铺垫一件事情，那就是为什么在《春秋》和《公羊传》、《谷梁传》等史书中不记载“告饥”这件事。关于这一点，《左传注疏》中已经给出了答案，即“告饥不以王命，故传言‘京师’，而不书于经也”。意思就是《春秋》不予记载这件事，是因为来鲁国“告饥”的这个人并没有带来桓王的王命，所以没法写进经文中。并且，《注疏》同时还把“京师”一词也一起解释了，也是因为传话之人并无王命，所以不能用“王命（令）某某告饥”来记载，只能笼统地用“京师”代指。
《左传注疏》中“告饥不书于经”的注释
但各位想想看，这个从王都大老远跑到鲁国告知灾情的人，会是自己赶来求援的吗？难道这真的不是桓王的意思吗？显然答案应该是否定的，这个“使者”一定是桓王指派，特意来到鲁国请求援助的。只不过桓王或许是碍于颜面，不愿意把王室向地方求援这件事搞得那么郑重其事；或许是天子把鲁国当成本家亲戚，没把“告饥”当成公事来办；亦或许是鲁隐公并非正式国君，所以桓王并没把姬息当回事。
总之，事件的结果是王都的“使者”到达鲁国后，只带来了桓王的“口谕”，并没有拿出官方文件。让“求粮赈灾”这件挺重要的事儿只得被看成是“私事”，不能在《春秋》这部鲁国官方史书中所收录，而记录了此事的《左传》也只能用“京师”一词来代指。这不就是天子的一种无礼表现么？连周天子办事都如此不注重礼法，难怪整个王朝都要把“礼乐”抛之脑后了。
饥荒中的百姓急需朝廷来赈济
2、王室早先的失礼，导致了这一年的“饥”
《左传》的这条记载中告饥的“饥”字用得十分精妙，不仅写出了当时周王室遇到了饥荒这个困难，还告诉咱们其实这个饥荒并非颗粒无收，甚至没有想象中的那么严重。因为，《谷梁传·襄公二十四年》中有这样一条注释：
“一谷不升谓之嗛，二谷不升谓之饥，三谷不升谓之馑，四谷不升谓之康，五谷不升谓之大侵（饥）。”
也就是说周王室遇到的这次灾荒，只是歉收了“二谷”，还没有到青黄不接、五谷不升的地步。那为什么王畿之地会出现两种谷物歉收呢？莫非那里也跟鲁国一样，遇到了什么虫灾吗？在下认为其原因并不是如此，周人之所以遭遇“饥”这种情况，恐怕可以从《吕氏春秋·仲夏纪》里的一段话看出些端倪，即：
“仲夏行冬令，则雹霰伤谷，道路不通，暴兵来至；行春令，则五谷晚熟，百螣时起，其国乃饥；行秋令，则草木零落，果实早成，民殃於疫。”
从这段记载中能够看出周王室遭遇饥荒，应该是因为他们在耕种时耽误了时令，才导致了两种谷物晚熟或不生长，完完全全是他们自己造成的结果。至于那么擅长耕种的周人为什么会在播种时令上出问题，恐怕这原因还是出在了鲁隐公五年这关键的一年里。
周人一向是擅长耕种的
请大家回忆一下此前讲过的“晋国史话”，曲沃庄伯联合郑国、邢国及王师攻取翼城这件大事就发生在这一年的春季。而同年的秋季，桓王又以庄伯“叛王”为由，举兵攻打了曲沃（虽然《左传》说是王命虢公伐曲沃，但王师不可能不参与）。说明整个隐公五年，王室一直在忙于战事，既耽误了春播，又延误了秋收，当年如何能有好的收成，又怎么会不影响第二年的耕种呢？这就是王室失礼卷进了诸侯国的“嫡庶之争”，让自己的农事荒废，才导致了这次本不该发生的饥荒。
3、鲁国请购的四国之中，有三个国家理应先于鲁国去救援王室
各位请看《左传》这段记载的后半句，鲁隐公因为本国的余粮也不足，遂代朝廷向宋、卫、齐、郑四国请籴（即发出购粮请求）。但大家有没有觉得除了齐国以外的其他三国，更应该担负起救援王室的任务呢？因为，宋、卫、郑这三个诸侯从距离上都比齐、鲁两国更近于雒邑，并且卫、郑二国又是保平王东迁的重要功臣国，其地位及发展都要优于此时的鲁国。再加上郑庄公名义上还是朝廷的卿士，这救助王室之困的责任，怎么也应该由他们先来承担才是。即使周、郑之间正在交恶，桓王不愿求助于郑国，但宋殇公、卫宣公可跟郑庄公的关系一直不睦，天子为什么连他们也不愿联系呢？
鄙人认为桓王绕过他们，而去找到鲁国的原因很可能是宋、卫、郑等国已经拒绝了京师来人的请求。毕竟从桓王派人往鲁国告饥的做法上看，朝廷向宋、卫等国求援时也可能是以口谕的形式告知的。但宋殇公等人却没有鲁隐公那样的好脾气，他们可不想把本国的粮食白白贡献给那位早就不受人尊重的天子了。既然没有正式的王命下达，殇公他们会想出各种借口搪塞，甚至干脆就用“非王命”为由拒绝来使。京师的使者处处碰壁，这才来到了鲁国，遇到了唯一一位还尊重王室的国君。
郑、卫、宋三国拒绝了京师来人的请求
至于为何等鲁隐公出面求购时，这四个国家又肯拿出粮食了，是因为他们这几个国家暂时都不愿得罪鲁国。比如宋、卫两国希望鲁国能作为后援，帮他们对抗郑国；而郑国也希望拉拢鲁国，使得郑国与宋、卫争斗时，对方得不到援军；齐国也与鲁国有盟约，不能轻易翻脸。所以，四个诸侯国是看在鲁隐公的面子上，才同意拿出粮食去救援王畿的。更何况这次援助又不是白白贡献，而是由鲁国搭桥，朝廷以求购的方式进行，他们何乐而不为呢？显然这几个国家都只是在为自己的利益盘算，早不把礼法放在眼里了，可不就是礼乐崩坏的再一次体现嘛。
如此看来，《左传·隐公五年》中记载的这句话，既不像字面上所表示的那样简单，也不是要夸赞鲁隐公有多么的尊礼。反倒更像是左先生发出的一声叹息，他在感叹王室的衰微，感叹诸侯的无礼，更感叹礼乐文明的彻底沦丧。不知您看过之后，是不是也跟我有着同样的感觉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