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位于中国西北，是国内面积最大的省区，也是五个少数民族自治区之一。提起新疆，人们总会想到能歌善舞的维吾尔族姑娘，想到漫无边际的山峦沙漠，想到飘香四溢的羊肉串串。
在如此美丽富饶的新疆，一百多年前经历过一场浩浩荡荡的反侵略的爱国斗争，在这场斗争有一个人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他的功绩不可磨灭，其精神被后世传颂，他就是晚清的民族英雄
左宗棠
。
新疆古时又称为西域，清军入关以后，中国大部迅速得以统一，但新疆地势偏远，中央的政令难以到达。到了乾隆皇帝时期，多次出兵讨伐，平定了准噶尔部的叛乱，这才彻底根除了新疆的反叛势力。1759年，清政府在此设立了伊犁将军为首的各级军政机构进行管辖。
1864年，太平天国运动的兴起导致清政府的中央集权进一步削弱，距离较远的新疆出现了地方豪强分裂割据的混乱局面。军事头目阿古柏在帝国主义势力的支持下，率军攻占新疆，引发了历史上著名的
“阿古柏之乱”
，沙俄也趁此时机入侵伊犁地区。
新疆的沦陷引起了清廷高度重视，以左宗棠为首的官员力荐清政府出兵西征，剿灭阿古柏匪帮势力。1875年，左宗棠受命督办新疆军务，先是确定了西征的军事战略，即先安定北疆除伊犁外的所有地区，再进军南疆；同时要积极治军，整顿部队，速战速决。此后，左宗棠开始积极筹备物资和军费，为收复新疆的胜利奠定了良好坚实的基础。
1878年，出沙俄霸占的伊犁地区以外，新疆再次回归了祖国的怀抱。左宗棠在伊犁的问题上态度异常坚决，为收回最后一块失地，他不惜再次动用武力与沙俄正面抗衡，绝不愿弃之不顾。1882年，沙俄侵略者被逼无奈把伊犁交还了，至此新疆大部分土地都得以收复。
新疆这个名字本身就寓意深刻。左宗棠在给皇帝的奏折中指出
“他族逼处，故土新归”
，意思就是新疆是中国从外族手里收复的失地，是失而复得的“新”的故土。然而新疆建省其实是比较晚的，它是清朝末年对于新疆统治政策的一次重大变革，并不是收复后就有了如今的新疆省。左宗棠在新疆置省的过程中更是功不可没，历史上，他曾经5次要求慈禧改掉新疆原来的军府制，力主设行省，建州县。新疆省制的建立，让后人受益至今 。
新疆建省可谓经历了一个曲折缓慢的过程。公元前二世纪，西汉派遣张謇出使西域，促使中原与西域的经济文化交流日益密切。到了汉宣帝时期，在西域设立都护府，任命郑吉为西域都护，西域也就成为了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自汉以后，历代王朝都在这里设立了政府管辖机构，有效管制着这片辽阔的土地。
在清朝时期，清政府最初在新疆地区实行的是以军府制为主体的多元化体制，依照新疆每块区域归附的先后顺序和对中央朝廷的忠心程度，分别设立了不同的政治体制。比如，在汉族和回族比较集中的东部地区实行州县制；在蒙古族聚集地、哈密和吐鲁番建旗设札萨克；在南疆则实行伯克制。而主要的军府制，就是军政合一，地方的最高的长官是将军，由他管辖这一带的相关事务，比如前文提到的伊犁将军。
这种多元化体制带来的好处就是分化各族人民的反抗意识，但也会在管理方面造成很大的困扰。清朝末年，政府腐败，中央集权衰微，这些固有弊端便日益扩大。将军府没有固定的治理长官，军政不分，内耗严重；各级地方势力打着朝廷的旗号为非作歹，对当地农民勒索剥削，加剧了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叛乱接踵而至，这也给阿古柏匪帮和沙俄侵略者提供了难得的机遇，新疆在当时面临着内忧外患的双重危机。
以魏源和龚自珍为首一批清朝知识分子，在这时起就开始主张在新疆设置行省并建立州县。魏源是清朝著名的思想家，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被誉为“中国近代睁眼看世界之人”，代表作是《海国图志》。除了关注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以外，他还一直非常在意新疆的治理问题。他曾经上书朝廷：“追天时、顺人事、列亭障、置郡县”，大意就是不能再因循守旧，要顺应现实，实行统一的管理方式，才能够促进新疆的长远持续发展。
魏源的方针可谓一针见血，当时像他关注政治局势的文人才子不在少数。闻名于世的诗人龚自珍也是其中之一，他更加具体地分析了官制改革。1820年，他在《西域置行省议》中第一次提出要在新疆设立行省。龚自珍认为，要削减地方部落的权力，对部落首领进行招安，让他们不再游离于体制之外，这样就大大增强了中央的控制权力。
遗憾的是，这些思想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过于超前，在封建大背景下往往难以引发共鸣，魏源和龚自珍等人的建省提议最终没有被朝廷采纳，仅仅处于一个酝酿阶段。但这些意见却引起了左宗棠的注意，早年在他留心边疆问题之时，就深受魏、龚思想的影响。于是在他收复新疆，平定局势后，便开始全身心研究新疆的治理问题。
和龚自珍一样，左宗棠把对新疆的建省方案细化到了每一个县，由于他比较熟悉新疆，所以结合自己的实际经历在龚自珍的思想路线上进行了继承和改良。他曾经在上奏朝廷的《复陈新疆宜开设行省请先简督抚臣以专责成折》中，详细阐述了自己的治理方案：“谨拟乌鲁木齐为新疆总督治所，阿克苏为新疆巡抚治所，彼此声势联络，互相表里，足称其形势。”
1875年，左宗棠在与友人的通信中，就提到了自己关于在新疆设省建县的部分构想；随后在1877年，左宗棠第一次上奏朝廷，在《遵旨通筹全局折》中正式提出了新疆建省的建议。有学者指出，这是他第一次正式向清廷表达了自己在新疆建省的提议，推动了清末政治体制的改革，是除了捍卫国家领土完整以外另一项重大的政治贡献。
1878年，左宗棠又向朝廷上奏，要求清政府在新疆改建行省；第二次被搁置后，1880年，固执的左宗棠第三次上奏阐述自己对于新疆长治久安的宏图；后来左宗棠被调离回京，任职两江总督，但他仍然放心不下对新疆的挂念，于1882年上奏设立新疆行省。多年来左宗棠苦苦坚持，先后就此事五次上奏朝廷，他心系苍生，一心为国，如此大义令人动容。
最终，左宗棠关于新疆的宏图大业得以实现，清政府于1884年在新疆开置行省，命刘锦棠为新疆巡抚，成为设省的开端。后来数年过去了，新疆的辖境进一步划分，制度也发展得更加完善，并延续至今。新疆与内地各省行政制度逐渐实现统一的过程中，也极大增加了新疆与内地的政治、经济与文化联系，加强了民族之间的交流与团结。
实践证明，左宗棠在新疆设立行省的建议是正确的，符合时代发展的。在中国近代史上，新疆乃至整个祖国的形势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次改变也顺应了现实的需要，维护了新疆地区的长治久安。以左宗棠为代表的学者们能够在几十年前就看清这一点，并且坚持把它付诸实践，实在太有智慧和远见。
除了新疆以外，左宗棠还推动了台湾建省。1885年，年老病重的左宗棠仍向朝廷连续上了两个奏折，请求把福建巡抚改为台湾巡抚。不久后清政府设立了总理海军事务衙门，台湾设省得以实现。然而，清朝末年腐朽落后的大环境下，仅仅依靠左宗棠一己之力根本无法挽救积贫积弱、岌岌可危的中国社会。他临终时深感心痛与遗憾：“臣督师南下，迄未大伸挞伐，张我国威，遗憾平生，不能瞑目！”
巩固边防历来就是维护国家统一、社会稳定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历史上像左宗棠这样心系祖国、敢于担当的民族英雄还有很多很多，他们或许生不逢时，处于国家危急存亡之际，却倒在了新中国胜利的前夕，未能如愿看到这繁荣盛世。但他们留下的丰功伟绩与斗争过程中的所有付出都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散，世人会永远记得，正是因为有了这些能人志士的无私奉献，中国才能够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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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的沦陷引起了清廷高度重视，以左宗棠为首的官员力荐清政府出兵西征，剿灭阿古柏匪帮势力。1875年，左宗棠受命督办新疆军务，先是确定了西征的军事战略，即先安定北疆除伊犁外的所有地区，再进军南疆；同时要积极治军，整顿部队，速战速决。此后，左宗棠开始积极筹备物资和军费，为收复新疆的胜利奠定了良好坚实的基础。
1878年，出沙俄霸占的伊犁地区以外，新疆再次回归了祖国的怀抱。左宗棠在伊犁的问题上态度异常坚决，为收回最后一块失地，他不惜再次动用武力与沙俄正面抗衡，绝不愿弃之不顾。1882年，沙俄侵略者被逼无奈把伊犁交还了，至此新疆大部分土地都得以收复。
新疆这个名字本身就寓意深刻。左宗棠在给皇帝的奏折中指出
“他族逼处，故土新归”
，意思就是新疆是中国从外族手里收复的失地，是失而复得的“新”的故土。然而新疆建省其实是比较晚的，它是清朝末年对于新疆统治政策的一次重大变革，并不是收复后就有了如今的新疆省。左宗棠在新疆置省的过程中更是功不可没，历史上，他曾经5次要求慈禧改掉新疆原来的军府制，力主设行省，建州县。新疆省制的建立，让后人受益至今 。
新疆建省可谓经历了一个曲折缓慢的过程。公元前二世纪，西汉派遣张謇出使西域，促使中原与西域的经济文化交流日益密切。到了汉宣帝时期，在西域设立都护府，任命郑吉为西域都护，西域也就成为了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自汉以后，历代王朝都在这里设立了政府管辖机构，有效管制着这片辽阔的土地。
在清朝时期，清政府最初在新疆地区实行的是以军府制为主体的多元化体制，依照新疆每块区域归附的先后顺序和对中央朝廷的忠心程度，分别设立了不同的政治体制。比如，在汉族和回族比较集中的东部地区实行州县制；在蒙古族聚集地、哈密和吐鲁番建旗设札萨克；在南疆则实行伯克制。而主要的军府制，就是军政合一，地方的最高的长官是将军，由他管辖这一带的相关事务，比如前文提到的伊犁将军。
这种多元化体制带来的好处就是分化各族人民的反抗意识，但也会在管理方面造成很大的困扰。清朝末年，政府腐败，中央集权衰微，这些固有弊端便日益扩大。将军府没有固定的治理长官，军政不分，内耗严重；各级地方势力打着朝廷的旗号为非作歹，对当地农民勒索剥削，加剧了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叛乱接踵而至，这也给阿古柏匪帮和沙俄侵略者提供了难得的机遇，新疆在当时面临着内忧外患的双重危机。
以魏源和龚自珍为首一批清朝知识分子，在这时起就开始主张在新疆设置行省并建立州县。魏源是清朝著名的思想家，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被誉为“中国近代睁眼看世界之人”，代表作是《海国图志》。除了关注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以外，他还一直非常在意新疆的治理问题。他曾经上书朝廷：“追天时、顺人事、列亭障、置郡县”，大意就是不能再因循守旧，要顺应现实，实行统一的管理方式，才能够促进新疆的长远持续发展。
魏源的方针可谓一针见血，当时像他关注政治局势的文人才子不在少数。闻名于世的诗人龚自珍也是其中之一，他更加具体地分析了官制改革。1820年，他在《西域置行省议》中第一次提出要在新疆设立行省。龚自珍认为，要削减地方部落的权力，对部落首领进行招安，让他们不再游离于体制之外，这样就大大增强了中央的控制权力。
遗憾的是，这些思想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过于超前，在封建大背景下往往难以引发共鸣，魏源和龚自珍等人的建省提议最终没有被朝廷采纳，仅仅处于一个酝酿阶段。但这些意见却引起了左宗棠的注意，早年在他留心边疆问题之时，就深受魏、龚思想的影响。于是在他收复新疆，平定局势后，便开始全身心研究新疆的治理问题。
和龚自珍一样，左宗棠把对新疆的建省方案细化到了每一个县，由于他比较熟悉新疆，所以结合自己的实际经历在龚自珍的思想路线上进行了继承和改良。他曾经在上奏朝廷的《复陈新疆宜开设行省请先简督抚臣以专责成折》中，详细阐述了自己的治理方案：“谨拟乌鲁木齐为新疆总督治所，阿克苏为新疆巡抚治所，彼此声势联络，互相表里，足称其形势。”
1875年，左宗棠在与友人的通信中，就提到了自己关于在新疆设省建县的部分构想；随后在1877年，左宗棠第一次上奏朝廷，在《遵旨通筹全局折》中正式提出了新疆建省的建议。有学者指出，这是他第一次正式向清廷表达了自己在新疆建省的提议，推动了清末政治体制的改革，是除了捍卫国家领土完整以外另一项重大的政治贡献。
1878年，左宗棠又向朝廷上奏，要求清政府在新疆改建行省；第二次被搁置后，1880年，固执的左宗棠第三次上奏阐述自己对于新疆长治久安的宏图；后来左宗棠被调离回京，任职两江总督，但他仍然放心不下对新疆的挂念，于1882年上奏设立新疆行省。多年来左宗棠苦苦坚持，先后就此事五次上奏朝廷，他心系苍生，一心为国，如此大义令人动容。
最终，左宗棠关于新疆的宏图大业得以实现，清政府于1884年在新疆开置行省，命刘锦棠为新疆巡抚，成为设省的开端。后来数年过去了，新疆的辖境进一步划分，制度也发展得更加完善，并延续至今。新疆与内地各省行政制度逐渐实现统一的过程中，也极大增加了新疆与内地的政治、经济与文化联系，加强了民族之间的交流与团结。
实践证明，左宗棠在新疆设立行省的建议是正确的，符合时代发展的。在中国近代史上，新疆乃至整个祖国的形势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次改变也顺应了现实的需要，维护了新疆地区的长治久安。以左宗棠为代表的学者们能够在几十年前就看清这一点，并且坚持把它付诸实践，实在太有智慧和远见。
除了新疆以外，左宗棠还推动了台湾建省。1885年，年老病重的左宗棠仍向朝廷连续上了两个奏折，请求把福建巡抚改为台湾巡抚。不久后清政府设立了总理海军事务衙门，台湾设省得以实现。然而，清朝末年腐朽落后的大环境下，仅仅依靠左宗棠一己之力根本无法挽救积贫积弱、岌岌可危的中国社会。他临终时深感心痛与遗憾：“臣督师南下，迄未大伸挞伐，张我国威，遗憾平生，不能瞑目！”
巩固边防历来就是维护国家统一、社会稳定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历史上像左宗棠这样心系祖国、敢于担当的民族英雄还有很多很多，他们或许生不逢时，处于国家危急存亡之际，却倒在了新中国胜利的前夕，未能如愿看到这繁荣盛世。但他们留下的丰功伟绩与斗争过程中的所有付出都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散，世人会永远记得，正是因为有了这些能人志士的无私奉献，中国才能够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