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被抄家后，海瑞评价了一句:
海瑞的评价太精准了。
吕毖的《明朝小史》卷十四《万历纪》记载，有下属为了拍张居正的马屁，送了他一副黄金制作的对联，上写道
把“太岳相公”与“大明天子”相提并论，有僭妄之嫌，张居正却安之若素。
和张居正同时代的王世贞说严嵩被抄家，十分之九财产进入宫中，后又逸出，大半落入宗室朱忠僖家，“而其最精者十二归江陵（张居正）”，“江陵受他馈遗亦如之，然不能当分宜（严嵩）之半计”。
万历元年他在江陵城东建造太师府邸，皇帝不但为他亲笔书写堂匾、楼匾和对联，而且还拿出一大笔内帑银两赞助。上行下效。御史湖广官员纷纷出自纳贿。这座豪华府邸历时三年建成，耗资二十万两银子，张居正自己拿出来的不到十分之一。
《明神宗实录》和《明史纪事本末》都记载了一个这样的故事:
万历四年某一天，朱翊钧来到文华殿讲读，撩起身穿的龙袍问张先生：此袍何色？张居正回答：青色。他立即纠正，不是青色而是紫色，因为穿久了褪色成这个样子。
张居正却大发议论:既然容易褪色，请少做几件。世宗皇帝的衣服不尚华靡，只取其耐穿。每穿一袍，不穿到破旧绝不更换。而先帝（穆宗）则不然，一件新衣服穿一次就不要了。希望皇上以皇祖（世宗）为榜样，如果节约一件衣服，那么民间百姓几十人就有衣可穿；如果轻易丢弃一件衣服，那么民间就有几十人要挨冻。
朱翊钧本是借着旧衣标榜自己节俭，没想到张居正却教育了他一大通，而朱翊钧也只好点头称是，想必他其实是很郁闷的。
而据王世贞在《嘉靖以来首辅传》的《张居正传》记载
唔，你要求皇帝少做几件衣服，自己却“日必易一衣”，我觉得这样不大好。
在万历八年朱翊钧成年后，张居正自己也察觉到“高位不可以久窃，大权不可以久居”，于三月二十二日向皇帝“乞休”
他自己感到聪明智虑将日就昏蒙，如不早日辞去，恐怕使得王事不终，前功尽弃。所以他请求皇上批准他骸骨生还故乡，保全晚节。
此时张居正已经有了不祥的预感，在他给湖广巡按朱琏的信中，自比霍光、宇文护:
张居正联想到霍光、宇文护这些威权震主的权臣之下场，不免有些惶恐，所以想急流勇退，但皇帝却毫不犹豫地下旨挽留
接到圣旨两天后张居正再次“乞休”，他向皇上表达了近年来惴惴不安的心情，诉说自己的苦闷
听完张居正的肺腑之言，朱翊钧有些犹豫，于是他决定回家问问他妈。
而慈圣皇太后的态度很坚决，恳切挽留张居正，对儿子说：“待辅尔到三十岁，那时再作商量。”
朱翊钧遵奉母后的慈谕，拒绝了张居正的请求，亲笔写了一道手谕，把皇太后的慈谕原原本本转告张先生，并且郑重其事地特派司礼监太监孙秀、文书房太监丘得用，前往张府递送手谕，内容是这样的:
矛盾在这里出现了。
慈圣皇太后对儿子亲政还不放心，对张居正的信赖仍一如既往，所以斩钉截铁地定下辅佐到三十岁的规矩。
对于朱翊钧而言，在母后眼里，自己还是个孩子——“内外一切政务，尔尚未能裁决”，不得不打消亲政的念头；“待辅尔到三十岁，那时再作商量”，似乎意味着张先生在世一日，亲政便永无指望。物极必反，朱翊钧对张居正由崇敬向怨恨转变，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伏笔，张居正一旦死去必将有所发泄。
对于张居正而言，皇太后既然说“今后再不必兴此念”，岂敢再提“乞休”之事！他答应即日赴阁供职，却难以摆脱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担忧，进退两难的考虑日益明朗化了。
朱翊钧已经成年，自认为已经不必首辅张居正搀扶，可以独立行事。但是母后要他一如既往地听从张居正的辅佐，对于一个权力欲极强的皇帝而言，这种长期压抑与管束，是难以承受的，总有一天会爆发出来。
张居正病死后被抄家，《明神宗实录》评价道
后来的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于慎行也说:
但张居正辅佐小皇帝，革除积弊，缔造新政，而呕心沥血，鞠躬尽瘁的功绩不可抹杀。《明神宗实录》也给了一个较为公正的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