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一体”、“中外一体”等观念作为中国文化对包括“中国”和“四夷”在内的世界的总体认知，其重心还在于将“一体”的天下、华夷统一于“王”，树立中央的绝对权威和领导地位。
在传统天下观中，只有这样的一统，才是这个有着等级华夷秩序的天下的最为理想的政治结构和应追求的目标，同时，这种统一也必须是以华夏文化为主导的天下一统。历史上以“大一统”为核心的“一体观”之成为主导，天下统一观念成为正统，是由中国独特的文明演进方式决定的。
儒家经典在描述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时代时，无不是抱以大一统的眼光，比如《大戴礼记·五帝德》说颛顼时“动静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祗励”，帝喾则“执中而获天下，日月所照，风雨所至，莫不从顺”，帝尧时“四海之内，舟舆所至，莫不说夷”，大禹时代“声教讫于四海”。《国语·鲁语下》还借孔子之口对夏、商、周三代以前的“大一统”大加称赞。
另外，《述异记》也有“昔禹会涂山，执玉帛者万国”的记载。可见，中国在由早期部落文明向国家文明的突破过程中，普遍王权意识就已十分强烈。进入文明社会后，在中国广阔的疆域上，即当时人所知的“天下”之内，虽然邦国林立的现象长期存在，但也始终存在着单一的政治核心，如夏朝时已有所谓中央共主与四方侯国之关系。继之而起的商朝更建立了“中央”和“四方”的政治结构，散处商人势力四周，在卜辞中被称为“方”的许多氏族部落，也在商王声威所及的天下之内，而“内服”与“外服”的政治关系，也是以商王为中心进行的一种内外臣僚职事的划分。
所以，商人的方位观“结构了他们的世界，这个方位以东、西、南、北四方为特色。商王在祖宗的护佑之下就是这四方的统治者”。殷墟中商朝王室墓葬的“亚”字形结构，就被考古学家高去寻先生认为是商朝天下结构的象征，代表了商王对天下的权威。
这种关系也可从其他材料加以证明，如《诗经·商颂》称：“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周灭商之初的文告《尚书·召诰》称商朝为“大国殷”，甲骨卜辞中也称商朝为“天邑商”。这说明，在商朝时，商、周两国在政治上已显如中央共主与四方侯国之关系，“此种政治上名分之成立与维持，为中国古史文化演进一极端重要之问题，不可忽视”。
到殷末周初，这种中央共主的传统至少已有七八百年以上之历史。所以夏、商、周三个早期国家为依次出现的三个政治中心，其历史更迭是一个政治中心取代另一个政治中心的问题。在这一过程中，黄河上下游相互绾结而造成中国古代更完备之统一王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