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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来:语言是我坚实的出发地

2020-11-18新闻26

原标题:阿来:语言是我坚实的出发地

连语言都不好,即使作品能红极一时,

也不会传之久远(访谈·节选)

文:阿来、傅小平

傅小平:说你是全能型作家或许不够严谨,但你确实在各个文学领域都有建树。毫无疑问,你的创作实绩主要体现在小说上,但你也写了大量用你自己的话说是“在诗歌与小说之间”的散文,写了不少带有评论性的演讲、序跋等文字,还写了《西藏的天空》《攀登者》等电影剧本。对你创作履历有所了解的读者,应该知道你早年是个诗人,写了不少诗歌作品。虽然你后来不写诗了,但要谈论你整体的创作,却离不开谈论你的诗歌。因此想知道,诗歌在你整个创作生涯中处于什么位置?现在回想起来,写诗这段经验对你后来写作有何重要性?

阿来:这段经验对我很重要。我从1982年开始写诗,写了七八年吧,主要是解决语言问题。我有藏语的背景,又用汉语写诗,对两个语言体系有比较,我就发现汉语有一个优势,就是从诗歌、从《诗经》开始,抒情言志的传统就没中断过,它还由此发展出一整套修辞。它的总体成就是超过叙事文学的,诗歌可以叙事,同时还能抒情,在叙事、抒情兼顾的同时,还蕴含了一个象征隐喻的体系,这个体系庞大,但汉语诗歌的表达非常凝练,非常丰富,非常含蓄,字词都有多义性,这个多义性也不是单一,而是多重的,也就是说,有些意义是随着时间推移不断叠加上去的。在《诗经》里,这个字、这个词,是指的这个意义,到了汉赋、唐诗里又可能多了几层意义。只要我们有点文化,读诗的时候,读到这些字词,就会联想到多重意义。所以经过不断累积,汉语就越加有多义性,也越加有表现力,这是别的语言,包括欧洲那些语言都很难达到的。你读过中国诗歌,读过李白、杜甫后,再去读雪莱、拜伦,就会觉得他们的诗是白开水一碗。

傅小平:这会不会和经过翻译必然会流失一些东西有关。都说诗歌不可译,李白、杜甫的诗歌,要是被翻译成其他语言,或许也只是白开水一碗。

阿来:我觉得不是,是他们的语言不具备这样的特点,他们的诗表达是单向的,叙事就是叙事,抒情就是抒情。上一段是叙事,抒情就得另起一段了。

傅小平:但西方文学本就长于叙事,要求西方诗歌也像中国诗歌一样抒情言志,未免有些苛刻。中国诗歌在叙事上就明显不如西方诗歌嘛。

阿来:所以,西方诗歌还是有自己的优长之处的。我最喜欢的两个外国诗人惠特曼、聂鲁达,写诗有个很大的特点是,他们的很多诗都有很大的体量,还建立起一个庞大的系统,里面包容大量思想性、哲理性、叙事性的因素。汉语诗歌不是这样,到今天也主要写的是个人化的经验,它偏向于意象化的表达。这样的语言经验,也使得汉语诗歌很难企及西方当代诗歌的那种宏大的架构。

傅小平:不过,我们在小说叙事上能弥补这个不足之处,但严格来讲,中国小说尤其是长篇,在叙事架构上还是弱一些。所以,我们的作家、诗人有必要向西方学习,关键是不能学着学着觉得什么都是西方好,反倒是把自己好的传统丢了。

阿来:我那时就想看看,自己的写作能不能接上我们自己的传统。你仅仅通过读别人的作品认知到这个问题不够啊,你得自己操作了才知道里面的深浅。那时候,除极少数诗人外,大家都在向西方学习,但他们的语言表达本身就存在问题,他们也都忘记了汉语里头这最好的部分。实际上,从《诗经》开始,一代一代人通过自己的努力,都对汉语有贡献。我就要看看自己能做点什么。本来,从文言文过渡到白话文,再到我们现在写现代自由诗,应该是一个不断丰富汉语表达的过程。这方面,我们的写作是不能让人满意的。我写诗那几年,每个阶段都有一种或几种观念走红。但除语言之外,对其他流行的东西,我都充满警惕。

傅小平:虽然你推崇诗歌,但你写诗只持续了几年时间,转向小说写作后就再也不写了。

阿来:对,1990年以后,我就再也没写过诗。这之前有一阵我有时写小说、有时写诗,我就发现,诗歌里放不进去的东西,能放进小说里去,甚至是诗歌本身也能放进小说里去,我还可以把小说写成一首诗,但把诗写成小说,就不行。所以,我自然而然就从诗歌转到小说写作,既然写小说得心应手,我也就不想写诗了,写了不过是在重复自己,没什么意思。那时候,对应于我要表达的那么多东西,诗歌显得狭窄了。但那时有很多人在写诗,写朦胧诗那代人就罢了,他们是在那个特殊时期那种语言的荒原当中建立起来自己的审美体系,对汉语、对文学确实有贡献,诗歌写到后来,不能说没有意义,但贡献已经没那么大了。

傅小平:当年全国掀起文学热,如果有一部好作品出来,大家相互传看、学习,也是常有的事。我经常听那代作家说,当时读了谁谁谁写的作品。但你似乎一直在潮流之外,这让我觉得有点吃惊。

阿来:我那时就不读当代作品,我也是受我敬佩的一个语文老师的影响,他看不起当代文学,我也跟着看不起。所以,我只读中国古典文学和外国文学。而且我读得比较系统,我读过游国恩写的《中国文学史》,还有本《外国文学史》,我一时记不清谁写的了,我就跟着里面的作家作品挨个读,读了两三年。中国古典文学,我就从《诗经》开始读,读到宋词结束。外国文学我也是这样读,读着读着就觉得惠特曼和聂鲁达特别对我胃口,到现在我也喜欢读他们的诗。

傅小平:那时很早啊,还是八十年代初,你就读到他们的作品了?

阿来:书店里突然就开始卖了嘛。我也是从写诗开始,突然就觉得雪莱、拜伦不怎么样。当然俄国的很多诗是好的。

傅小平:普希金、莱蒙托夫的诗歌?

阿来:我说的是白银时代那些诗人,像曼德尔施塔姆、茨维塔耶娃、阿赫玛托娃的诗,到现在看也是好的。

傅小平:你阅读的起点很高啊。雪莱、拜伦的诗虽然你觉得不怎么样,但在西方文学史里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嘛。

阿来:只要是文学作品,我觉得不管什么,哪怕你是微言大义,首先得语言好,语言虽然承载了一些观念,但含蓄蕴藉,你总得做到吧。雪莱、拜伦的诗,我一看,那个语言也太白了,对不起,我不想看,几十页文字就说了几个小意思,你说能有什么意思?你要读个观念,看个意思,读哲学就行了嘛。你又会说这篇东西不仅讲了个哲理,还揭露社会黑暗什么的,你要读这个东西,完全可以读别的,你把那个时代的历史材料拿出来读就行了,何必去一首诗、一部小说的字缝里抠这点意思呢。所以,无论诗歌,还是小说,最重要的还是审美、语言。但整个中国当代文学,都不怎么重视语言、重视形式,讲来讲去就是主题啊结构啊,这些都太表面化了。文学最重要还是语言、语感。

傅小平:你的语言总体上读着挺舒服的,有一种当下写作少见的韵律感。当然,读你前期的小说,像《老房子》《声音》等,还是能多少看出受西方文学影响的痕迹,后面你的表达,尤其是到了《尘埃落定》,就很中国化了。

阿来:所以我要求自己必须先解决语言问题。从语言出发,我找到了一块很坚实的出发地,最后还是回到语言。我们现在讨论文学,连语言都不谈,我就不太理解。

傅小平:你是很早就有这样的想法,还是经历了摸索的过程?

阿来:我那时也没今天这么清晰的想法,我就是读作品,觉得不管是“五四”时代,还是八十年代,那些作品跟古典文学相比,有很大的落差,落差在哪里?首先就是语言。你要从内容上讲,今天一个普通老百姓的思想、观念,也可能超出李白、杜甫。但从语言表达上,那我们就差太远了。我自己觉得,反正要是这辈子的写作在语言上都立不起来,别的就什么都不说了。你写了,也有可能红极一时,但我相信语言都不好,你的作品是不会传之久远的。

傅小平:但作家写好语言是需要一些天分的,当然刻苦训练也很重要。

阿来:你不好好锤炼语言,说得好听一点,就是你在语言上还没做好准备;说得不好听一点,你只是用文学的方式贩卖观念、搞政治投机,那就离开了文学本体。

阿来:

藏族,1959年生于四川阿坝藏区。著有诗集《棱磨河》,小说集《旧年的血迹》 《月光下的银匠》《蘑菇圈》,长篇小说《尘埃落定》《空山》《格萨尔王》《云中记》,非虚构作品《瞻对》《大地的阶梯》,散文集《大地的语言》等。曾获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现为四川省作家协会主席。

傅小平:

祖籍浙江磐安,1978年生。著有对话集《四分之三的沉默》《时代的低语》,随笔集《普鲁斯特的凝视》等。曾获多种新闻类、文学类奖项。现供职于上海报业集团文学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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