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神宗赵顼下定决心要开始变法之后，便成立一个创立新法的专门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
他命王安石和他保举的知枢密院事陈升之一同主持制置三司条例司的工作。所用人员，由王安石自行选调。
赵顼这叫做疑人不用，用人就不疑，该给的权力都给了。
王安石挑选吕惠卿、曾布、章惇、苏辙等人组成一个改革的领导班子，分别负责制置三司条例司的日常事务工作。
吕惠卿曾做过真州推官，任满后进京听调，同王安石谈经论文，很多观点不谋而合，王安石竟称他为大儒，大事小事，都要和他商议，凡是上奏赵顼的材料也都由他主笔，几乎一天也不能离开他。
曾布即曾巩的弟弟，事事迎合王安石的意旨，王安石也视为心腹。
新班子成立后，经过认真的研究、讨论，拟定了八条新法：农田水利法、均输法、青苗法、免役法、市易法、方田均税法、保甲法、保马法。
前面六法，旨在富国，后面二法，旨在强兵，合称富国强兵八法。
新法草案公布之后，就像一滴冷水掉进了热油锅，朝野立即热闹起来，除王安石的追随者外，朝中的老臣没有一个赞成新法，反对之声不绝于耳。
在朝廷一次扩大会议上，唐介站出来反对新法。
他认为，祖制不可改，新法太荒唐，指责王安石是在哗众取宠，完全不顾现实。
他还说，文学与朝政是两回事，叫王安石还是专心致志地去研究文学。
唐介的意思是说，王安石文才还可以，政务却是一个外行，叫他不要乱掺和。
王安石也不是一盏省油的灯，立即反唇相讥，说唐介太没水平，读书太少，叫他回去多读点书。
王安石年轻气盛，说出的话更具有攻击性。
两人的争论充满了火药味，似乎带了一点人身攻击的味道。
赵顼听王安石说唐介读书太少，坐在龙椅上差一点笑出声来。
唐介年老体弱，在百官中也有一定的声望，在朝堂之上受到一个年轻后辈的挖苦，而皇上明显带有庇护之意，气得两眼发直，一口气没有转过来，顿时晕厥过去。
廷议出现了意外，无法进行下去了。赵顼手一挥，宣布廷议结束。立即有人上前把唐介抬了出去。
第二天传来噩耗，唐介昨天抬回家后，一直没有醒过来，虽然有宫中御医前去诊疗，仍然无济于事。天刚黎明，唐介便撒手人寰，到阎罗王那里报到去了。
变法还没有开始，就气死了一个老臣，这似乎在昭示变法不会一帆风顺。
唐介的死，并没有影响赵顼、王安石君臣二人变法的决心，时过不久，赵顼便逐步推行新法。
新法规最先推行的是均输法。
熙宁二年（1069年）七月，王安石颁行第一个新法——均输法。
为什么要急于实行均输法呢？这是因为当时北宋政府的贡输制度问题成堆，亟待解决。
北宋的都城在现开封，这里居住着几十万军队，一百多万居民，每年要消费的粮食、丝麻织物以及制造军器需用的竹木、皮革、筋角等物资不计其数。
京城出产不了这些东西，需要外地调运。
这些运抵开封的物资，都是百姓向政府缴纳的贡赋。
当时百姓的赋税缴纳是实物制，生产粮食的地方缴粮食，生产竹木的地方缴竹木，负责运输的机构将这些物资经汴水运送到开封。
负责运输的机构叫发运司，主持这项工作的官员叫发运使。
发运使只管运输，并不知道开封各种物资的需求情况，也不知道仓库里什么物资紧缺，什么物资过剩，长期以来，总是按部就班地一船一船地向京师发送。
结果出现一部分物资多得没地方存放，一部分物资奇缺。
一些笨重价低的物资，从很远的地方运到开封，运费超过价值的几倍，造成很大浪费。
推行均输法，就是要改变这种现状。
王安石委派办事能干的薛向为江、浙、荆、淮发运使，总管东南六路的财赋和茶、盐、矾、酒等收入，全权负责推行均输法。
均输法与旧的制度不同之处在于，中央财政拿出五百万贯钱和三百万石米交给发运司作为本钱，在六路范围内通盘筹划，调配物资；发运使有权了解京师各种物资的库存情况和当年的支用情况，再根据需要向京师发运物资。在做好物资供应的同时，保证京师的粮食供应是发运使的重要任务。
薛向很有理财经验，上任之后，对京师每年物资的供需情况进行了调查，京师需要什么物资，心里有了一本账，制订了一个详细的物资供应计划，对于京师不需要的物资，他便将这些物资在六路之间转运变卖，通过地区之间的贸易得到差价收益。
经过薛向的精心部署，开封国库积压的物资得以消化，不足的物资也能及时得到补充，通过在六路之间物资的转运变卖，从地区贸易差价还获得了可观的收益，均输法的好处很快就显现出来，薛向也因此而得到嘉奖。
尽管如此，均输法还是遭到反对派的猛烈攻击。
知谏院范纯仁说薛向在处理同西夏的争端上获罪罢了官，不应该起用这样的人。
知制诰钱公铺说王安石重用在政治上受过处分的人，是徇情枉法。
王安石听了当然不高兴，便在皇上面前告了钱公铺一状。很快，钱公铺被贬往江宁任知府去了。
钱公铺遭贬，并没有让反对派们闭口，宣徽北院使王拱辰、翰林学士郑獬、知开封府滕元发也都因反对变法而被贬出京城。
御史中丞吕诲见反对变法的人一个一个地被贬出京城，知道这都是王安石在捣鬼，连夜写了一份奏折进宫面圣，半路上遇着司马光。
司马光问他为何行色匆匆，他说要进宫弹劾王安石，请司马光帮他说话。
司马光惊讶地说，王安石正得到朝廷的重用，在朝中呼风唤雨、叫红不绿，这个时候弹劾他，不是找亏吃吗？
吕诲叹口气，说王安石好执偏见，排除异己，他日必败国家大事，这是国家的心腹大患，他身为言官，岂能坐视不理。
司马光顺水推舟地说，他是进宫给皇上讲课的，不妨一路同行。
两人进宫面见赵顼，君臣礼过之后，吕诲从袖子里取出弹劾奏章，送呈御览。
赵顼见是一份弹劾王安石的奏章，里面无非是指斥王安石大奸似忠、大诈似信，外示朴野，中藏巧诈，奸臣当道，贤者尽去，祸乱将由此而生等等。
他先还没在意，因为自变法以来，每天都听到了这样的话、看到这样的奏折。
看着看着，赵顼的脸色突然大变，怒形于色，接着将奏折掷向吕诲，怒斥道：“简直一派胡言。”
原来，吕诲的奏折中有一句：“误天下苍生者，必斯人也！”
吕诲的这句话名义上是指责王安石，却也伤了赵顼，因为变法虽然是王安石组织实施的，但都得到了赵顼的支持。
说王安石误天下苍生，也就等于是说赵顼误天下苍生。
身为皇帝，有人说他误天下苍生，他能不生气吗？而说这种话的人，能有好果子吃吗？
吕诲也是一个倔人，虽然皇上发火了，他却并无惧色，反而大声说：“陛下如果不看臣的奏折，臣也不愿与奸佞之徒同朝共事，请陛下撤了我的职吧！”
赵顼见吕诲撂挑子，冷着脸，什么话也不说，手一挥，示意吕诲滚出去。
司马光虽然目睹了这一幕，也不敢再说话了。
吕诲退出后刚回到家，圣旨随后就到了，命他立即出京，出知邓州。
范纯仁再次上表弹劾王安石，赵顼将他的弹劾奏章压而不发。范纯仁见奏章递上去如石沉大海，乞请辞官而去。
赵顼下诏撤了他谏官之职，改判国子监。
范纯仁继续上表，要求辞职，拟好了奏折，正准备送出去，王安石派一个人找他，对他说，已经改任他为知制诰，请他不要多说话了。
范纯仁听后勃然大怒，说王安石在收买他，即使拿一座金山来，也休想堵住他的嘴，该说的话还是要说，说罢，将奏稿交给来使带去。
次日，赵顼正在看范纯仁的奏折，王安石突然进来了，言辞激动，奏请立即罢黜范纯仁，将他逐出京师。
赵顼说，纯仁无罪，就是外调，也要安排一个好地方，就命他出知河中府吧！
王安石见皇上不愿重罚范纯仁，不便多言，只得悻悻退出。
范纯仁即范仲淹第二个儿子，以父荫得官，历任县令判官，官声颇好。
后来升任侍御史，在议濮王典礼时遭到外谪，不久又召还京师，命知谏院，这次因不满王安石变法，再次贬出京城，出知河中府。
范纯仁做人，不失其父风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