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丹人从游牧政权转向封建政权建立辽朝后，辽景宗开始将处理国内事务，追求社会的安宁，置于最重要的地位；而将与宋朝的关系列于次要的地位，避免边界冲突，争取和平相处。
北宋初年，宋辽局势
戍守南境的边官，深知辽景宗的心意，付诸实践。史载：“合住久任边防，虽有克获功，然务镇静，不妄生事以邀近功。邻埌敬畏，属部乂安。宋数遣人结欢，冀达和意。合住表闻其事，帝许议和。安边怀敌，多有力焉。拜左金吾上将军。”
又称：“镇范阳时，尝领数骑径诣雄州北门，与郡将立马陈两国利害，及周师侵边本末。词气慷慨，左右壮之。自是，边境数年无事。识者以谓合住一言，贤于数十万兵。”范阳即涿州，隶南京（幽州，即今北京），雄州为北宋边镇，屯有重兵。合住主动到雄州城下，向宋朝将领陈说两国和战的利害，维护了辽宋的和平。
由于辽景宗主动向宋朝示好，表达了和平相处的愿望，因而得到了宋朝的响应。
宋辽边界州县
辽保宁六年（974年）三月，宋太祖赵匡胤“遣使请和”，辽朝“以涿州刺史耶律昌术加侍中与宋议和”。宋朝人的记载则与此相反，北宋人孙逢吉在《职官分纪》一书中称，开宝七年（即保宁六年）“契丹深州刺史耶律琮贻书知雄州孙全兴，请讲好”。
疑此说系为宋朝讳也，宋太祖自知辽朝强大，无法用武力收复燕云，故别置封樁库，俟库满三五十万，用以赎回燕蓟之地。主动向辽朝提出和好，自在情理之中。如果辽朝真的主动向宋朝提出和约，足以证明辽景宗休息养民的治国理念是坚定不移的。
然而辽景宗维护辽宋和平的愿望，却被宋太宗的北伐给打破了。
宋太宗即位时，今山西有刘氏北汉，其君主为刘继元。北汉势孤力单，故常以辽朝为后援。宋太宗认为，只有先灭亡北汉，才能孤立辽朝，削其右臂，有利于伐辽。
太平兴国四年（979年）五月，刘继元投降，宋军毁坏了太原城，北汉灭亡。宋太宗决定乘胜攻打辽南京，收复燕蓟之地。
宋灭北汉之战
当时，宋朝的将士皆疲惫不堪，“皆不愿行，然无敢言者”。只有殿前都虞崔翰力主伐辽，他说：“此一事不容再举，乘此破竹之势，取之甚易，时不可失也。”宋太宗深以为然，即令枢密使曹彬调集各路兵马，决意北伐。由于将士无意北伐，出现了“扈从六军有不即时至者”，宋太宗大怒，“欲置于法”，由于赵延溥的极力劝阻，宋太宗气消，未能动法。
这时的辽景宗对宋太宗北伐失去了警惕，他大概误认为，既然有保宁六年签订的和约在先，宋朝必当遵守和议，不能轻举妄动。因此，辽景宗依然在南京很远的地方狩猎，南京城内毫无防御准备，江休《复杂志》称，只有守城弱兵5000人，“皆脆兵弱卒”。
宋朝人称宋太宗此次北伐攻燕，是“乘其无备”，确属实际情况。宋朝事先做了充分准备，动员了全国的兵力，又加上北汉投降的30000士兵，总计其兵力达十余万人。宋辽的军事力量对比，相差十分悬殊。因此，宋军的北上相当顺利，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抵抗。易州、涿州的守将先后向宋军投降。
宋太宗高兴之余，还作了一首《悲陷蕃民诗》，令从臣和之。所谓“陷蕃民”，即辽南京幽州城中的汉族百姓。
宋军很快到达幽州城下，定国节度使宋偓之兵驻城南，河阳节度使崔彦进之兵驻城北，彰信节度使刘遇之兵驻城东，定武节度使孟玄喆之兵驻城西，将幽州城团团围住。宋太宗则驻跸在幽州城南的宝光寺，后来又移驻幽州城北和城西北督诸将攻城。
由于城内辽兵很少，宋朝大军围城，使幽州城内的居民甚为恐慌，有些居民欲逃出城，却遭到宋兵的堵截。
当时，韩德让代其父韩匡嗣戍守南京城。“宋兵围城，招胁甚急，人怀二心。隆运登城，日夜守御。”在宋兵围城之际，耶律学古“受诏往援”。“宋势益张，围城三周，穴地而进，城中民怀二心。学古以计安反侧，随宜备御，昼夜不少懈。适有敌三百余人夜登城，学古战却之。”
援助北汉的耶律沙、耶律奚低和耶律讨古，长途跋涉回到南京以后，与宋军会战于城北的沙河，不敌宋军退至清河（今北京市昌平），又退至高梁河（在北京西直门外，旧称玉河），与围城的宋军相遭遇，由于兵力不支而“少却”。南京城内守军很少，而城外的援军又接连失利，南京的形势岌岌可危，随时都有被宋军攻陷的可能。
正在游猎中的辽景宗得知宋军包围了南京城的消息以后，曾急令附近的辽军前往增援。其中最重要的是耶律休哥率领的五院军和耶律斜轸率领的青帜军。
耶律斜轸“取奚低等青帜军于得胜口以诱敌，敌果争赴。斜轸出其后，奋击败之”。这场伏击，使宋军损失很大。斜轸的军队乘胜来到高梁河，与耶律休哥兵分左右合击南京城北的宋军。这里是宋军的主力所在，兵力既多，又有宋太宗在城北督战，战斗力比较强。不过耶律休哥和耶律斜轸两支劲旅的出现，却出乎宋太宗的意料，最终使宋军转胜为败。许多文献对高梁河之战都有记载。
高粱河之战
《辽史》记载：“（耶律）沙等及宋兵战于高梁河，少却；休哥、斜轸横击，大败之。宋主仅以身免，至涿州，窃驴车遁去。甲申，击宋余军，所杀甚众，获兵仗、器甲、符印、粮馈、货币不可胜计。”又，耶律休哥“遇大敌于高梁河，与耶律斜轸分左右翼，击败之。追杀三十余里，斩首万余级，休哥被三创。明旦，宋主遁去，休哥以创不能骑，轻车追至涿州，不及而还”。
宋朝人撰的《契丹国志》记载：“先是宋师自并幸燕，乘其无备，帝方猎，急归牙帐，议弃幽、蓟，以兵守松亭、虎北口而已。时耶律逊宁号于越，呼为‘舍利郎君’，请兵十万救幽州，并西山薄幽陵，入夜持两炬，朝举两旗。选精骑三万，夜从他道自宋军南席卷而北。”这段记载不甚可靠，江休复即提出质疑，既拥十万师，何用人持两炬两旗以为疑兵乎？未免自相矛盾矣。
《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初，武功郡王德昭从征幽州，军中尝夜惊，不知主所在，或有谋立王者，会知上处，乃止。上微闻其事，不悦。及归，以北征不利，允不行太原之赏，议者皆为不可……”据此可知，宋军士气不高，故有夜惊，失上（宋太宗）所在，有谋立赵德昭之议。
潘永因《宋稗类抄》称：“太宗围幽州城，夜大风，军中虚惊，南北军皆溃，诸将不知上所在，唯节度高琼随；翌日，上欲诛诸将，因琼谏而止。”这条材料与《续资治通鉴长编》上文相似，证明《续资治通鉴长编》之记载是可信的。
王铚《默记》称：“驾至幽州，四面攻城，而师以平晋（按：指平北汉）不赏，又攻燕，遂军变，太宗与其亲厚夜遁，得钱俶殿乃得脱。后神宗语及北边事曰：‘太宗军溃，仅得脱，凡行在服御、宝器被掠，从人宫嫔尽陷没，上中两箭，岁岁必发，其弃天下亦以箭疮发’云。”
宋朝人的记载比较真实，从中可以看出宋朝的将士不愿北伐辽南京，平北汉不得奖赏，连续作战的劳累，都是他们反战的原因。由于士气不高，兵无斗志，加上宋太宗的催促督战，辽军的强力反击，引起了宋朝士兵的倒戈哗变，引起全军溃退。
宋太宗匆忙逃跑，逃到涿州改乘驴车南奔，其间还被辽兵射中两箭，最后竟以箭疮不断复发而病亡。辽朝在兵力少，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仓促应战，然而辽景宗的号令得到了全军将士的拥护，个个英勇果敢，奋不顾身，耶律休哥身负重伤，仍坚持带兵作战，表现了高昂的士气，与宋军的士兵哗变形成鲜明的对比。
辽景宗调度有方，反败为胜，充分显示了他的一国统帅的地位，在将士中拥有很高的威信，将士愿意为国家打仗拼命。人心所向，是战争胜负的最关键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