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历史一直是学术研究和民间讨论的热点，“尊刘贬曹”的观念在民间有着坚实的基础。虽然它与目前流行的三国演义版本有很大的关系，但如果我们研究历史渊源，我们会发现事情并不那么简单。每当世界分裂，“正统之争”始终是各方关注的焦点。在东晋十六国时期，前秦丞相王猛和符坚之弟符融建议苻坚不要入侵东晋。
两人反对的原因是，虽然东晋在江南，但它是正统的王朝，百姓呼吁晋朝大一统，所以不适合侵略它。然而，蜀汉，也是一个部分政权，长期被排除在正统王朝之外，尽管它也声称继承了汉代。改朝换代的方式有两种：一是以退位方式传承和继承（如汉魏晋宋齐梁陈，北魏-东魏-北周-隋唐-梁唐晋汉周-宋）；二是以革命代替（如汉、明等）。
因此，可以看出，“退位”是王朝变化的最重要形式。虽然这种“退位”（强迫）已经被破坏了，但它不再是传说中尧、舜、禹的积极退位。如果我们否认“退位”是王朝的正统继承，那么我国历史上就没有正统王朝。民国史学家孟森曾说过：“中国自三代以后，得国最正者，唯汉与明。”因此，显然通过退位继承的王朝不能排除在正统之外。
儒家思想在历史上占主导地位，也主张“天命有常,唯有德者居之”。与其反对朝代更迭，更难否认“退位”是一种非正统的继承。《三国演义》小说和各种以“三国演义”为主题的戏曲、传说、文字、评论，都没有出现应有的历史倾向。如《三国志》等官史，都是以《魏》为正统。而学者在南宋以后以“蜀汉”为正统观点是一个特殊的历史原因，这一点将在以后讨论。
“三国”故事有一个漫长的过程，从已知的历史来看，最重要的来源是晋朝陈寿的“三国志”，也是在晋朝，也出现了郭冲等人撰写的“条亮五事，隐没不闻于世者”这类野史杂文。藏着不闻不问的世界等野史杂文。南朝裴松之为《三国志》做注的时候，同样收录了大量的轶事、传说，可见在三国时期，“三国演义”的主题有很高的热度。
值得注意的是，裴松之注释的三国志很多内容的真实性有待考证。真实性有待考证的史料，裴注也会将它列在对应条目之下，留待读者自行甄别。陈寿在编三国志的时候，以曹魏为正统，故记曹操、曹丕等为《武帝纪》、《文帝纪》等。而记刘备、刘禅则为《先主传》、《后主传》。
自司马迁的《史记》首创“纪传体”之后，后世的史书亦大体采取“纪传体”，将正统皇帝传记的称为《某帝纪》，从这一点来看，陈寿认为曹操是正统，只不过在后来的发展中，演义等文学作品才将刘备视为正统。在这一版中，毛宗岗父子主要对章节进行了修整，使之成为120章的整洁和双重标题，并将小说内容与诗歌相匹配。
例如，明代杨慎的词作《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就是此时才成为了《三国演义》的卷首。这个版本最大的影响是毛宗岗和他的儿子删除了大量对曹操的正面描述，使“尊刘贬曹”的倾向非常明显。故事只记录了刘备与百姓渡江，省略了曹操战败后撤离的情景。事实上，变化的根源在于谁能代表汉代的正统地位的争议。
能代表正统的本质是正面形象，另一个是无序的臣民和小偷。事实上，“尊刘贬曹”的趋势与社会环境密不可分，其中两种环境起着主导作用。一是南宋官方的推崇，尤其是名儒朱熹等人的观点，因其在儒家中的声望，让后代士子不敢反驳，这对历史争端的结论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二是民间诉求，代表社会底层对宋朝朝廷的不满。宋代外辱妥协，则只能牺牲百姓的利益为内保。这与晋代以来曹操的“暴政”和“残酷”形象相对应，可以突出刘备的仁义智慧。刘备之所以受到人们的赞扬，其实是因为“爱民若子”的性格。人民渴望有一个明智的君主来统治这个国家。
现实是残酷的，宋代内忧外患的情况并没有因为人民的期望而改变，所以只能以“仁”的精神支持刘备，这自然会贬低其对面的曹操。经过长期的“尊刘贬曹”，自然会对社会产生很大的影响，随着“三国演义”故事的传播，形成了一种固有的思维模式。“尊刘贬曹”的倾向实际上是历史的演变，其背后有更深的目的和原因，而不是一部小说可以左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