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过去的6月，疫情反扑北京。有一群勇士再度出发，挑起新冠病毒检测的重任，他们是近距离和病毒过招的病毒检测员。
截至7月2日24时，北京市累计完成采样1041.4万人，已确诊病例331例，其中172例是核酸筛查发现的，占比52%。在数以千万计的核酸筛查样本中，仅6月25日当天，首都儿科研究所（以下简称“首儿所”）核酸检测团队完成了北京市朝阳区全部平房地区，包括商超、农贸市场辖区居民以及快递、建筑等从业人员共计11450人的检测工作。
没有人知道，万份标本背后有14名病毒检测员——清一色的“娘子军”，她们在酷暑季节、在没有空调的实验室通宵达旦连轴转地工作。
首都儿科研究所病毒研究室的“娘子军”们。（资料图，左一为孙宇）一日检测上万份标本
“每天和病毒过招，对生物危害的意识是浸入血液里的。”7月6日清晨，开始实验室封闭管理的首儿所病毒研究室助理研究员孙宇接受本刊记者专访，作为科研三党支部的组织委员、纪检委员，孙宇每天的“战场”是方寸间的生物安全柜，工作是检验核酸标本中的病毒。
从1月20日在武汉封城前的医院值守，到3月15日支援小汤山医院两个月，再到北京新发地疫情反弹的大范围核酸检测，孙宇几乎一天没休过。
6月24日21时。
端午节前一天，北京市正面临新一轮疫情冲击，一个紧急任务下达——支援朝阳区的核酸检测工作。首儿所不仅要承担样本采集，还要负责信息登记、录入、标本运送、核酸检测、审核报告等全流程无缝衔接管理。首儿所里在6月25日紧急备好采样管等耗材，并征调兄弟科室的仪器设备帮忙。
这个端午节注定要在实验室度过，刚刚脱掉工作服的孙宇什么也顾不上想，就再次穿上工作服。
7月7日，孙宇在首都儿科研究所病毒研究室工作。
经历过2008年手足口病、2009年甲型H1N1流感、2014年H7N9禽流感的疫情防控……经验丰富的孙宇表示，这次核酸检测与2009年做H1N1的检测方法相似，但是2009年当年最多一天做200份。10多年后的今天，面对朝阳区所有平房地区的万人核酸检测任务。
当天的检测标本16时以后才能到达手中，最迟的标本到达时间是22时30分。就是这样，检测人员依然在6月26日13时30分，成功完成11450人的核酸检测。
6月25日晚，首都儿科研究所病毒研究室的检测人员通宵完成万人样本检测工作。图为孙宇在工作中。在无空调的实验室一待就是8小时
从6月23日起，北京市开始安排发热门诊和从事核酸检验的技术人员集中到宾馆、酒店居住，实施“两点一线”的工作方式，以进一步降低和控制院内感染的风险。首儿所立即响应，为病毒研究室外面再添加一道防护门。
“从酒店到实验室步行5分钟，我每天差不多七点到岗。”孙宇说，为了安全起见，仅仅5分钟的路程，首儿所要求医务人员沿途不得与外界接触，严格执行“两点一线”举措。
据了解，参与核酸检测的14人分成两批次进行封闭化管理，每批次人员分布在不同岗位上。孙宇的这一批次里面，她是那个主动要求进入污染区的人，除非科室领导安排了任务，她才会撤出来。
透过走廊的观察窗，可以看到厚厚的两道防护门内：试剂准备区、样本制备区、核酸扩增分析区一应俱全。污染区包括标本处理区和负压区，是孙宇每天工作的“实验区”，因为要与病毒近距离接触，实验室各区都是分隔开的，并采取气流控制，整个实验室完全密闭。
进入污染区的两名医务人员“全副武装”，其中一个人帮助另一个人穿防护服，戴上一层长靴套、一层手套、N95口罩、护目镜，外面继续佩戴一层较短的鞋套、隔离服、手套，实验室不允许开空调。孙宇和其他检测人员“全副武装”地进入实验室，一般4—5小时，最长的时候是6月25日当天，长达8小时。
6月25日晚，医务人员在做咽拭子采样。
在实验室里，孙宇会对样本进行“吸样”操作，右手拿着移液器，小心地伸进一支装有咽拭子样本的采样管里，要确保样本一滴都不能滴出来。移液器的“枪头”每测试一个标本就要更换，防止样本间污染……几乎每项操作都需要两个人配合，多数时间孙宇承担主要角色，另一个人负责观察。
“尽量少吃少喝，不能上厕所，能撑多久是多久。”孙宇笑称，自己耐受力较强，一般四五小时没问题。“下午两点吃饭，吃完饭再进去。”一般她们不更换工种，“因为熟悉了工作更容易出活。”她告诉记者，8小时不吃饭，也不会感到饥饿，只会口渴。
长期的实验室工作让孙宇总结出一套“久居实验室”的经验：尽量少说话，可以延长在实验室停留的时间，多说话会“脑仁疼”的她和助手会默默地工作，记者观察到她们几乎几小时不说话，早已习惯了彼此的默契。
对于有人反映第三方检测出结果比较慢的问题，孙宇的回答是“首儿所会尽最大努力完成检测，对每一份标本负责，遵守从事病毒行业最起码的职业操守”。多年来，病毒研究室的检测人员培养出工作习惯：当日标本不管多晚都要完成检测，不让标本放置时间过长，影响检测结果。
6月25日，孙宇在首都儿科研究所病毒研究室实验室进行核酸样本检测工作。（方非 摄）刚刚驰援小汤山两个月
今年3月，北京每日的新增病例，逐渐转变为以境外输入病例为主。在这一压力下，小汤山医院很快重启。3月14日下午，孙宇突然接到紧急通知，支援北京小汤山定点医院。
工作开展之初，孙宇面临的第一个挑战是身着“三级防护”装备连续工作。穿三级防护服的感觉就像被几层塑料袋包裹着，光是坐着一动不动就能捂出一身汗，更何况还要精神高度集中和同事配合检测操作，身体和心理承担的压力可想而知。
在小汤山医院新组建的核酸检测实验室团队中，24名检测人员来自22家医院。孙宇在首儿所的工作就是负责流感病毒监测和检测，对工作流程和仪器使用相对熟练，因此担任了三组组长。
两个月的实验室工作使她拥有很强的实操经验，认为核酸检测需具备两方面要素：一方面，责任心是最重要的；另一方面，核酸检测不同于血常规实验，后者机器的操作占很大比重，核酸检测是人和机器间复杂的衔接过程。
孙宇与病毒打交道将近20年，她说检测工作并不是单单掌握技术就够了。
2003年，孙宇研究生一年级，刚刚进入实验室工作。由于缺乏经验，与抗非典擦肩而过。这之后，她先后参与了2008年手足口病、2009年甲型H1N1流感、2014年H7N9禽流感的疫情防控，成为科室中的业务骨干。今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开始蔓延时，孙宇就递交了请战书报名支援一线。
核酸阳性，是确诊新冠肺炎的金标准。小汤山实验室启动后，24名检测人员分成6组，24小时不间断进行核酸检测。为了提高效率，孙宇和队员们经常在实验室待8小时以上，不吃、不喝、不上厕所，每次出来，防护服内全部湿透。
“我们就是把阳性‘揪’出来，把阴性‘排’出去。”她告诉记者，样本最大的压力不是来自环境的艰苦，而是检测人员自身的防护，不能让生物危害了人本身，然后在此前提下要防止标本之间的污染，要求极端精细的操作过程。
说起自己的家庭，孙宇坦言自己其实不是女强人，平时会照顾一家三口的生活：“儿子上初一，不用怎么操心，只要管好饮食就行。”比较独立的孩子令她放心。她笑称，这次疫情成长最快的是她的丈夫。疫情让孙宇临危受命，驻扎小汤山达两个月，逼得她的丈夫日日拿着小红书炒菜。
检测任务逐渐加重，科室工作越来越繁忙。孙宇基本整天泡在单位，但她不抱怨：“我觉得，全中国人团结起来，每个人都努力一点点，就能早一天战胜疫情。”
（记者 屈一平 / 通讯员 池杨《人民周刊》2020年第1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