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岁的孔子，已过知天命之际，却仍然心怀理想，带着一众学生周游列国，大致走了鲁国、卫国、宋国、齐国、郑国、晋国、陈国、蔡国、楚国等地，其实按如今的地图来看，基本就在河南省境内。孔子周游列国是期望能够广为传播他的仁政思想，以期稳定乱世。
然而，孔子却没能进得了秦国，从而没能向当时的秦国君主宣扬自己仁政、爱民的思想。这是历史的机缘巧合让孔子和秦国彼此错过？还是孔子不愿意去秦国，还是说当时的秦国不愿意孔子来？
从秦国重用商鞅的过程来看，据说当时商鞅先向秦孝公宣讲帝道，也就是黄老一派的道家思想，孝公听得直打盹，还责备了商鞅；继而商鞅又向秦孝公宣讲王道，是周朝先祖的治国思想，强调礼乐文化，孝公也不以为然；而当商鞅向孝公讲述霸道思想，也就是纯正的法家思想，强调法律，依法治国，用严酷的刑罚惩治人性中的恶，谈富国强兵之策，秦孝公听后大喜，两人畅谈几日毫无倦意。可见，在这一时期，秦国就已经选择了法家的治国思想。同时，法家思想其实是将统治者的意志律令化，体现了对统治者意志的尊崇，因此，收到秦孝公认可也不无道理。
我们都听过一句话，“枪杆子里出政权”，这是我们伟大的开国领袖的远见卓识。春秋战国时，礼乐崩坏，诸侯割据，战乱频发，底层人民过着水生火热的日子。如何统一六国，建立大一统的稳定的政权，是当时有雄心、有谋略的君主们都期望的。商鞅向秦孝公推荐三种思想，秦孝公选择了适合在战乱年代推行的法家思想。贾谊在《过秦论》中说秦孝公据崤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窥周室，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可见，秦孝公选择强调富国强兵、谋取霸业的法家思想既是符合当时的时代需要，也是符合秦孝公的霸业雄心的。
我们再从儒家思想的角度看看，儒家思想为什么就不适合当时的秦国。儒家提倡“德治”和“礼治”。儒家的“德治”主张以道德感化教育人，认为无论人性善恶，都可以用道德去感化教育人。我们都知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对人的道德教化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达到并发挥作用的。儒家的“礼治”思想强调贵贱、尊卑、长幼、亲疏各有其礼，认为国家的治理与稳定，取决于等级秩序的稳定与否，取决于礼乐是否完备。这种能深入人心的礼乐的建立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需要制度的规定、道德的教化、君王的表率等各方面的作用。可见，儒家的仁政思想、德治、礼乐制度更适合于稳定时期的长久统治。
在当时，孔子提倡“克己复礼”，恢复的就是周王室的礼乐。然而，春秋战国时代，周王室的礼乐已经崩坏，各国的君王都在图谋自己的霸业，秦孝公尤其有雄心，更是不大可能接受这种有悖目标的的思想。同时，无论是这种道德教化，还是建立礼乐制度，对于民众来讲，都应建立在没有战乱导致流离失所，社会基本稳定的基础之上，正所谓“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家都不稳定，肚子都吃不饱，谈何礼仪。可见，儒家的思想难以在当时的社会稳定且长久。
因此，无论是从孔子及其儒家思想的内涵来说，还是从时代背景，以及秦国秦孝公个人来讲，秦国和孔子及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互不选择，都各有其缘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