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族，也可称为世族、门第、势族、门阀等，放眼古代普遍指代世代做官的“家族”。为了更好地掌握文化教育、赋税、人口、土地等重要资源，内部往往通过联姻方式强强联合，对外往往通过收受门生子弟等方式抱团取暖。如《袁绍传》记载：“自安以下，四世居三公位，由是势倾天下”。或《杨震列传》记载：“自震至彪，四世太尉，德业相继，与袁氏俱为东京名族云”。袁绍的袁氏家族和杨震的杨氏家族就是三国时期的“士族”。
袁氏家族四世居于三公之位，权倾天下；杨震是西汉时的名臣，通晓经籍、博览群书，有“关西孔子杨伯起”之称，而他的后世家族做了四世太尉，家学渊源。除了这部分大家族，三国时期沛国曹氏、夏侯氏、颍川荀氏、庾氏，琅邪王氏、陈郡谢氏，以及江东的士族张昭、诸葛恪之类的后起之秀也都是当时“士族”的极重要组成部分。
从先秦的士到三国的士族
“士族”崛起绝非一时，往往是“一人得道”之后带动全家族长久发展的结果，从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的"士"阶层。先秦时期，“家天下”的血缘关系作为整个社会运转的重要纽带，规章制度、文献书籍、祭祀礼乐等全都被统治阶层控制。底层的市民既无教育可言，也无文化知识可学，知识垄断成为维系统治的重要一环。“学在官府”的社会情形下，只有士以上的统治阶层及贵族子弟才能在学校读书，学习文化知识，所以，在当时“士”是对有文化知识及掌握祭祀礼乐的人的统称。
春秋时期，各国之间征战不休，都在招徕有学之士为自己出谋划策，以便为自己扩大声势。吸引更多的“士”投靠自己，从而进一步扩大影响，巩固地位，维护自己的统治。如进行私人讲学活动，传授文化知识。这些士读书多，有想法，在各国间游览交流，使当时的思想学术领域就出现了儒、墨、道、法等各家学派百家争鸣的局面。此时成为“士”阶层崛起高峰期，百家争鸣情况的出现就是“士”发展状的的表象。战国时代，各国的争霸加剧，这些士常常奔波于各国之间，充当说客，以自己的学识和谋略为自己的国家争取盟友。此时的“士”已经突破了“说客”身份，进而进入统治阶层，而佩六国相印的苏秦就是其中佼佼者。
秦汉时期，三公九卿制度确立了“士”阶层的统治地位，此时士又有了新的内涵。军中的将士、在朝内外任职的官吏，都可以称为士大夫；直至三国时期的“士族”大多都是“士大夫”阶层崛起的门阀世家。这部分士族以袁绍为例：往往祖辈、父辈都是历朝历代的高官或重臣。他们家里有藏书，会请专门的老师教授子弟，以便于文化在士族间传承延续。朝廷对他们也有恩赐，他们可以凭借祖辈父辈的官爵恩赐一代一代做官，与自己门当户对或具有利益联系的世家联姻或相交来往，在统治阶级内部构成了一个在政治、经济、家族等方面互相扶持的贵族阶层。
成为“士族”仅仅依靠家庭组织庞大并不实际，最起码具备两个基础条件：“士人身份”，“家族的朝中势力及影响力”。仅仅依靠文化方面的优势，仅仅具备一些道德与口碑则与“士族”相差甚远。在三国时期，仅以江东举例如“朱家”、“陆家”“顾家”，他们的观念与势力倾斜几乎决定了整个东吴的存亡走向。“士族”阶层在三国时期的影响力俨然达到了顶峰。
士族对舆论的绝对控制权
文化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定论在任何时期都不会改变。“士族”作为世代做官的家族，他们一直都掌握着国家的书籍典藏、文化教育等这些上层建筑层面的文化载体。“劳心者治人”现象客观存在，他们是这个国家文化与学问的掌握者，他们的身边也往往聚集一批寻求读书做官之人，这些人成为他们的学生或门生，而“谋士”阶层应运而生，这批人往往就是舆论走向的代表，更是左右主公观念的重要影响力。
“士族”之间的交流影响力极大，尤其是在对人或事的观点走向上。士族之间的交流往往针对时事发表意见，褒贬人物，议论时政，当时这种议论方式叫做“清议”，士族阶层正是通过这种清议控制着社会舆论，进而影响政治等局部的变化。清议既能捧一个人，也能贬低一个人。如果被清议所褒扬，就立刻成为标杆，被人们尊敬、崇拜，被礼贤下士，比如“卧龙”诸葛亮、“凤雏”庞统、"天下模楷李元礼(李膺)等。如果一个人再轻易被批评、贬低，那么这个人就名声败坏，很难再得到重用。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也在拉拢和利用士族，企图为自己洗白；刘备也拉出汉朝皇室的身份关系，以此表明自己的正统身份，得到士族的褒扬。
刘备发展初期，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做自己的军师，得到的不仅仅是被称为“卧龙”诸葛亮，更是以自己礼贤下士的精神吸引了以诸葛亮为代表的荆州士族。后来刘备占据荆州，直至夺取益州也都是靠着士族集团为他出谋划策。在三国后期，蜀汉士族面对曹魏势力来攻时，蜀汉集团的士族为了享受曹魏九品中正制带来的特权，纷纷劝言刘禅投降。种种现象都是士族以舆论的控制力影响政治走向。
对仕途的垄断
在科举制出现之前，门阀世家在朝廷中的影响力往往具有决定性。读书、做官在士族中是社会性地遗传。他们官至高位，家族的姻亲、故旧、门生等也是占据着朝中重要职位，形成“门生故吏遍天下”的局面。而且，不同士族之间往往沾亲带故，以此互相扶持、互相推荐，彼此之间“投桃报李”，在政治上形成错综复杂的利益团体，以此进一步固化自己的权利和利益，形成士家大族基本垄断仕途的局面。四世三公的袁绍家族，四世太尉的杨震、杨彪家族，就是以做官为职业的模范代表。
“士族”对仕途的垄断往往出现极端现象。如孙坚、刘备、曹操最初的发展几乎都是从一步一步取得士族的支持开始，他们往往能够驾驭“士族”对自己的影响力。但是孙权则完全不同。孙权的势力完全江东化，与当地的士族群体形成一致的利益。江东的士族之间互相内荐，直接导致江东的治理混乱。而刘备对染依靠士族舆论影响力起家，但是士族在刘备统治时期一直处于被边缘化的情形，也为蜀汉第一个灭亡埋下伏笔。
择君而不是忠君
士族阶层在三国时期发展达到巅峰。为了家族更好的发展，他们往往会选择更优质的依附势力。比如诸葛亮选择刘备，除了基于对刘备三顾茅庐的感动，更考虑到刘备正统地位带来的影响力。刘备身边缺少有才干预见识的谋士，辅助刘备能够使自己利益最大化。而曹操势力卧虎藏龙，并不利于自己与家族的发展。在如三国后期曹丕接受陈群的建议实行“九品中正制”，深受士族的欢迎，甚至当魏军兵临城下的时候，谯周等人鼓动刘禅投降，为的就是能够享受特权，维护士族的利益。
东吴后期，孙权最重要的兵权和政权更是直接委托给了陆逊和顾雍二人及其背后的士族群体。也正因为这样，江东的士族也积极为孙权出谋划策，为孙权图谋霸业，孙权作为主君和江东士族具有利益一致性，此时的“士族”为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往往会极尽权力的支持，相反则会成为进步的阻碍。以曹家为例，曹操虽然自己很有雄才大略，但一生也在寻求士族的支持，希望士族能为他所用，当与士族群体产生矛盾时，曹操也在警惕和打压士族。为了自身利益，士族集团在成为支持曹魏政权的中坚力量的同时，也为日后的矛盾以及由士族主导的司马家族取代曹魏埋下了伏笔。
结语
“士族”发展到三国时期已经形成了极强的地域性，同区域士族之间的侵蚀减弱，抱团取暖增强。对当地势力的支持，对异地势力的反抗，对三国时期发展局势产生重要影响。一定程度来讲，士族阶层的发展就是趋利避害的过程。得益于权力的获取，也衰落于权力的丧失。不断以控制舆论权，垄断仕途，选择君主等方式扩大自身影响力。在魏蜀吴三国的竞争中游走其间，因支持的势力强大而壮大，同时也促使三国局势归于统一，直至三家归晋，司马家族势力完全掌握政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