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淮巡盐御史
1704年，康熙执政四十多年，一个成熟稳定的大清帝国正在冉冉升起。此时各项政策都趋于完善，大多数政策是具有典型代表性的。今天就来看一下满清的盐政制度，不用分析全国各地的盐课，只要需要精准分析具有代表性的两淮盐税，窥一斑可见全貌。两淮盐税在这一年为国家提供二百五十万两的白银，又涵盖大部分华中地区直辖，所以两淮巡盐御史也成为了一个既重要又复杂的职位。但是巡盐御史真的是大家眼中的肥差吗？如果简单这么认为那就大错特错，通过精准的数据分析发现，非能人异士，千万别碰这个风险极高的差事，否则极易身败名裂！
何为盐引
两淮巡盐御史的主要负责范围包括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的大部分地区，甚至还包括了河南的一部分。因为地广，而且都是富庶的地方，清朝两淮盐税也比同时期其他地区高出很多。1705年-1720年，清朝两淮盐税的各项总税额基本维持在二百五十万两银子，占当时全国的52%，占朝廷盐税和土地税6.5%。
盐税盐税，到底啥是盐税？我相信没了解过的人解释不出来，而且盐从哪来，这也是一个问题。清朝两淮的盐都是通过海水得来的，但是制盐的方法还不统一。像松江府是把海水放在木板上晒，俗称板晒。淮河以北则是在沙滩上蒸晒，俗称滩晒。板晒质量好，但是滩晒成本低。
制盐主要由三十多家盐场垄断，控制为数众多的小型灶户，或者一些盐田。场商就是中间商，他们负责盐交易的上下游接洽，他们可以获得巨大的利润，但也可能承受巨大的损失。从管仲开始国家就实行了盐铁专卖，私卖抓住了是要杀头的。但是朝廷也不能派人亲自接管所有盐的贩卖，因此盐税也应运而生。盐税就是通过给这些盐场发放执照叫“盐引”，每张盐引规定了能贩卖的盐的重量以及卖盐的区域。场商得先交税买盐引，然后拿着盐引才能去卖盐，卖完以后盐引要收回。超出盐引重量或者压根没有盐引就贩卖的，均以贩卖私盐罪论处。
盐引单价
清朝两淮地区盐引的张数随着时间不断调整的，1645年一共发出去一百四十多万张，1653年在此基础上又多发了九万多张，1656年，又追加十六万张。1660年，巡盐御史觉得一百七十万张盐引实在太多，管不过来，也发不过来，朝廷也开始调整盐引的数量。1660年，基本上回到了1645年的状态稳定在一百四十二万张左右。1645年，每张盐引收税六钱七分五厘，配合盐引总数可以收入九十五万多两白银。后来追加的盐引，又相应给朝廷增加了将近十七万两的白银。到了1660，新增的盐引数量被砍掉，但是朝廷却不想吐出多得的十七万两白银，于是重新计算每引的单价。就这样，盐引单价又增加了一钱二分一厘，每引单价增到七钱六分五厘，保证因为盐引数量减少带来的损失。
1667年，每引单价又增到八钱六分四厘。1669年，又进一步调高到九钱八分。1677年 ，上涨至一两二钱三分。1694年，上涨至一两三钱五分。盐的行情真是一路高歌猛进，势头很好。对盐的税收增加，说明两淮地区的生活水平在不断提高。1712年全国的盐引平均是七钱二分，两淮地区几乎是平均值的两倍。实际上，除了官方税额。1704年，每引又增加了二钱五分，用于支付江南织造的花销，也就是每引一两六钱的总价。多出来的三十万两白银直接经过织造手中，不用上报户部，所以变成了定额岁入。
单价说完了，再说说盐引的定额重量。明末每张盐引能带三四百斤盐，但是清朝入关就着手改革，为便于管理，每张盐引定额二百斤盐。1677年，每引定额重量从二百斤增加到二百二十五斤，这是为了弥补盐场多缴税带来的损失。每引赚的更多了，税金提高也勉强能接受。后来1704年，每引单价增加的同时，所能带的重量也随之增加。1704年，可带267斤，1723年，可带317斤，1725年，可带367斤。反正皇帝缺钱了，就开始打盐税的主意，这是盐场和官场中间博弈的平衡，大家的日子都能过得去。
为何难做
两淮巡盐御史正是管理这些盐引，授权盐商，收缴复杂的盐税的官职。这里面确实有很多可以动手脚贪污的地方，但是如果你想当然的认为这是一个肥缺，那就想简单了。因为巡盐御史的责任就是将国家每年规定缴纳的银子收上来，真金白银收不上来就算亏空，那是要挨批的，搞不好掉脑袋的罪名都有。为什么巡盐御史难做：
第一点就是每年制盐不稳定。制盐全靠老天爷赏饭，夏天太阳暴晒才能制盐。初夏经常连续的下雨阴天，盐的数量无法保证，生产工艺不稳定从源头上导致盐税的不稳定。在当时的条件下几乎无解，只能看运气。而运商每年六月就要开始买盐引交税了，这个时候盐还没到手转卖呢，导致大部分盐商只能借高利贷先买盐引，等十月份卖出收回款子然后再去还高利贷。这其中的利益就被高利贷瓜分了，其实损伤的是盐商的利益。朝廷其实是看到这一点的，中间改过一次允许盐商十月份缴纳盐税，但是后来又恢复到六月份现结。可能朝廷也觉得，商人的利益是可以牺牲的，这个利息朝廷来吃它不香吗？
第二点是清朝巡盐御史受完善的审计制度约束。从1651年以后，朝廷对两淮巡盐御史就不放心。下令两淮巡盐御史必须一年一换，到了1653年，两淮巡盐御史干脆被撤掉，由总巡盐御史接管。但是巡盐御史任务太重，根本管不过来，1655年又恢复了两淮巡盐御史之职。1672年因为皇帝不满意又被撤掉，由安徽巡抚兼管。但是巡抚也管不过来，朝廷出于无奈，1673年两淮巡盐御史又复立。几上几下，两淮巡盐御史越来越不好做。受到严格的制度约束，规定了额定的人数，严令御史不许与辖区内的官员建立私人关系，可见皇帝对这些两淮巡盐御史不放心到了极点。同时两淮巡盐御史轮流任职，让这些巡盐御史不得不重视自己的账目。届满必须向户部报备所有账目，然后户部派人审核，上报皇帝。如果盐税不足，罚俸、革职都是有的。特别是康熙用包衣奴才任巡盐御史之后，密折制度让这些贪赃更加困难，要知道康熙对细节的把握是极其缜密的。
第三点是巡盐御史要缉拿走私。如果长期不能缉拿到案，连着手下的兵丁都要一起吃瓜落，惩罚比平常重两倍。再次，这些走私的人大多是走投无路的农民，他们交不起盐引的赋税，走私养家糊口而已。稍微有点良心的御史，即使抓住了也实在下不去狠手，左右为难。
第四点，康熙朝的盐商并不富裕，与他们背的风险不成比例。1670年，两位巡盐御史就调查盐商的冤情，发现除了正税盐引之外，这些盐商还经常被收六种莫须有的额外费用：1、每引二钱衙门文员费用；2、每引七分核算盐体积、重量费用；3、每引二钱检查员的茶水费；4、支付兵丁的费用，无法计算；5、船靠岸的停放费、检查船只费用，大约每引二钱五分；6、船只许可、执照封印、航行每引若干钱。加上向盐场买盐还得支付每引一两二钱白银，统算下来每引二百六十七斤盐的成本高达四两三钱，然后卖五两五钱，毛利只有一两二钱。可见盐商的风险是非常高的，而利润并不客观。以至于很多盐商干脆不卖盐了，直接买了盐引，然后高价转给需要的人，把风险转出去。这也给巡盐御史带来了极大的不稳定性，一旦市场不好，这些商人买不起来年的盐引，税收无保障，这些巡盐御史就要倒霉了。
晚节难保
两淮的巡盐御史最具有代表性，除非年年风调雨顺，盐商生意兴隆，巡盐御史才能保额完成任务。曹雪芹的爷爷曹寅以及曹寅的小伙伴李煦，作为皇帝的包衣长期轮流任职两淮巡盐御史。通过一系列强悍的手段也只能尽量满足皇帝的税收，偶尔贪污点挣点外快。曹寅多次成功挪用盐税给江宁织造，想打个时间差挣点外快。但是尽管他一再小心，也算不到他在任上突然猝死。以至于在1712年挪借出去的盐税公款收不回来，留了一笔巨大的亏空给儿子，最终还是皇帝对曹家的同情下以及李煦的帮助下才勉强还清。可见，这个差事不是谁都能干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