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消息网9月17日报道 （文/白涌泉）
他叫王忠义，朝鲜战场上的一名志愿军医护兵。
由于要做手术抢救伤员，他3天3夜没进食，10天内3次共献血700毫升，因此获得一等功军功章。在敌机扫射的危急时刻，两名战友冒死将他抬到安全地带。抗美援朝胜利后，他当面将军功章送给战友，以此报答当年的救命之恩。
在战友骨灰中发现弹片
“小伙子，我说我3天3夜没吃饭，一直在做手术，而且还多次献血，你相信吗？”王忠义试探着询问记者，有点欲言又止。
“为什么短时间你要献那么多血？”记者问。
“伤员太多，我又是O型血，700毫升快到极限了，要不然我还想献。”王忠义说。
“1952年10月6日，志愿军第二阶段反击作战打响。那时，我已经调到了第38军后勤医政科手术组，并随部队到达了距离白马山不远处的一个地方驻扎了下来。因为防空洞要让给伤员，我们的手术台就在山中搭建。战斗打响3天后，伤员才下来。”王忠义说。
“7天时间，下来3000多名伤员。头三天我一口饭没吃，我和医干队的队员连续为战友们做手术。血浆不够用，10天内我分三次献了300毫升、300毫升和100毫升血，总计700毫升。”王忠义说。
王忠义回忆，上级下令强制他们休息时，他和战友们累得躺在地上就睡着了。
讲到这里，王忠义顿了顿说：“我净瞎吹嘘自己了，其实大家都参与输血了。”
说起朝鲜战场上的战友，王忠义感叹，如果当时的医疗条件再好一点，更多的战友会活下来或治疗得更好。
“1951年4月，我们在肃川接收伤员时，那些战友从出境作战以来没洗过一次澡，身上全是虱子，并感染了回归热或斑疹伤寒，这些病最明显的症状就是发高烧。”王忠义说。
“我们一个所才二十几支青霉素，最好的药是磺胺噻唑，要留着给重症伤员使用。”王忠义回忆道。
在王忠义给记者讲述他的战友时，有一个细节深深地打动了记者。
“我的战友裴春融，1992年在沈阳胸科医院因肺气肿去世后，从骨灰中发现了弹片。我知道，这个弹片原来是在他脑袋里面的。”王忠义说。
战友冒着敌机扫射来救命
1951年7月，正在朝鲜肃川接收伤员的王忠义患上了疟疾，连续高烧不止，被安排在一个朝鲜百姓家中养病。
7月的一个白天，令王忠义最担心的事还是来了——敌机空袭。天空盘旋的飞机对着地面就是一顿扫射。此时的王忠义，身体虚弱到已经不能独立行走。
“我的两个战友，第38军野战医院4所医干2队的钱深夜和医干1队的杨明，冒着枪子儿冲进屋里，合力将我抬了出来，我捡了一条命。”王忠义说。
“1953年6月，我拿到了朝鲜方面授予我的一等功军功章。1953年7月我随部启程回国，翌日就到了安东（辽宁丹东）。1954年，我得知钱深夜在38军铁岭留守处工作，我就带着军功章到了铁岭，当面将军功章送给了他。”王忠义说。
记者在王忠义家看见了这枚军功章的证书：一本精装红色的证书，封面文字烫金。打开军功章证书，左侧是军功章的样图，右侧用朝鲜文写了一段话，并注明了日期：1953年6月。
“军功章就长这样。”王忠义手指军功章样图对记者说，他用这枚军功章感谢、报答战友的救命之恩。
王忠义在战场上的历险不止一次。有一回一发炮弹下来，“我们班14个人，牺牲了4人，炸伤了6人”。王忠义摊开手，虽然已过去了60余年，但记者仍然清晰地看到了他手上被弹片划伤的痕迹。
一起经历过生死，王忠义和他的战友们直至今天仍然保持着联系。他现在与原第38军野战医院医干4队的柴鸿钧每天都通视频。
采访要结束时，记者询问王忠义现在还有什么困难？
王忠义说：“没有困难，比起牺牲的战友，多活了70年，还不满足？”
王忠义近照。（杨青 摄）
1951年刚从学校毕业准备出国作战的王忠义。（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