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帆教授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副院长
生物节律是指以24小时为单位表现出来的机体活动一贯性、规律性的变化模式。无论是人还是动植物，都有特定的生物节律。睡眠是生物节律的重要组成部分。
20世纪初，科学家开始研究人类特别是未成年人群的生物节律，以及睡眠对身体和大脑的恢复、补充和重建作用。
2017年10月，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花落三位美国遗传学家，以表彰他们在生物节律分子机制领域的研究发现。
2019年4月，世界卫生组织（WHO）首次发布了《5岁以下孩子运动、静态和睡眠指南》。该指南聚焦5岁以下儿童身体活动、久坐行为、睡眠与情绪发育，评估了睡眠不足，屏幕暴露等对儿童成长的影响。
江帆教授正是较早进入我国儿童睡眠与节律研究前沿，深耕在儿童保育领域的专家。
从立志教书育人
到进入二医大儿科专业
江帆1975年出生于浙江省杭州市一个教师之家，父母都是老师。家庭环境的影响使江帆从小就立志当老师，长大后教书育人。
谈及儿时的梦想，性格爽朗的江帆笑着分享了小时候的一段经历：“我经常站在家里的小黑板前，模仿老师的样子，给‘空气’上课。”
中学时期，江帆的外公因胰腺癌离世，外婆后又瘫痪中风在床。
“我忽然感到很无助，意识到家里有医生该多好，如果我就是那个医生就好了。我后来想考医学院，加上我天生喜欢小孩，所以对儿科专业很感兴趣。”
1993年，上海第二医科大学（以下简称二医大）儿科系在浙江省只招两人，江帆成为幸运者之一。
“二医大儿科系很出名。如果说我原来只是出于对孩子的喜欢而选择儿科，进了二医大后是真正喜欢上了这个专业。如果时光倒流三十年，我还是会选儿科。做自己喜欢的事，会越做越带劲儿，我觉得自己真的很幸运。”
二医大悠久独特的历史，“中法”合璧的校园建筑文化，特别是开学典礼上王一飞校长的双语致辞，深深吸引并鼓舞了江帆，燃起了她对医学人生的无限憧憬。
“王校长的演讲渗透了自己的人生感悟和对培养能肩负21世纪使命的医学生的独特想法，加上他的极具穿透力的声音，让我感到做医学生的骄傲。很多年过去了，那次开学典礼和王校长的演讲我一直记得。”
让江帆难忘的还有这所大学的与众不同：
“这所学校和我想象的大学很不一样，校园小而精致，教学楼和宿舍楼都是法式建筑，学生基本上都是上海本地人，一到周末校园里更显得静无声息。原来我觉得大学应该很大，二医大的经历让我觉得一所大学长期积淀下来的文化、内涵更重要，包括要有一位富有激情、能点燃学生思想火种的校长。”
本科五年的十个学期，江帆每个学期都获得一等奖学金（每学期200元），正好可以覆盖她的学费。周末同学们回家了，江帆就利用这段时间在图书馆里安静看书。
有一年暑假同学们相约去外地玩，懂事的江帆不想增加父母的经济负担，所以想假期前先去打个短工挣点钱补贴旅游费用。正好看到淮海中路上有家饭店招晚上六点到十点的临时服务员（负责拉门迎客），江帆和两个同学一起去应聘，只有她应聘后坚持了一个月。期间还要准备考试，江帆就一边拉门，一边看书。这个过程中江帆认识了一位做糕点的师傅，看她勤工俭学不易，就请江帆去她家里做家教。江帆答应了，她说这正好圆了她的教师梦。
导师领进儿童睡眠研究之门，
首篇论文获评优秀
本科毕业江帆以全班第一的成绩获得直升硕士资格和选择专业的机会。她当时就选了沈晓明老师的儿童保健专业，这个专业的特色是做群体，以预防为主，换句话说，就是要让儿童这个群体少生病。
当时（1996年）沈老师刚从美国学成归国受命担任二医大附属新华医院副院长，上海儿童医学中心院长，他带领的儿童保健科研团队主攻的方向一是儿童血液中含铅量（血铅）超标的成因及其防治，二是儿童睡眠障碍原因及其防治。江帆从导师那里领受的任务正是儿童睡眠健康研究。
研究生学习阶段，江帆依然保持着“争第一”的状态：1998年，尚在硕士研究生阶段的她就已在《中华儿科医学杂志》发表文章。该论文是基于对上海10个区幼儿园近2 000名儿童所作的睡眠时间和障碍问题的流行病学研究资料。
江帆全程参与了调查问卷设计、现场采血、保存血样等工作。她也因此和上海几十家幼儿园园长建立了很好的联系，用她的话说，这些年不断在幼儿园做儿童健康相关课题，全上海的幼儿园园长她差不多都认识了。
文章发表后沈老师比她还开心，因为团队首次报道了中国儿童的睡眠数据。这篇论文还获评全国儿科大会青年优秀论文二等奖。
2001年硕士毕业后，江帆就到上海儿童医学中心（以下简称儿中心）发育行为儿科工作。儿中心这个地方的国际化程度很高，很多医生到国外学习过，国际专家也经常来交流。沈老师有一次把他的美国导师请来做血铅报告，而且指定江帆担任翻译，“接到任务的那一刹那我的腿都在打颤”。
压力之下江帆只得笨鸟先飞，在这位教授作报告的前两天就找到他，一张张幻灯片的内容先求教，理解后就一一记下来。现场翻译时她就凭着这些事先掌握的内容翻译，居然赢得了大家的一致认可，认为翻译意思到位准确，而且没有翻译腔。这段经历让江帆收获了不少自信。
从方寸诊间到人群服务，
样本扩大到9省市3万余儿童
步入儿童睡眠健康研究之路的江帆一直记得沈老师的话——“我们的工作地点，绝对不仅仅是在方寸的诊间，更要面向社区，面向幼儿园与学校，我们的专业更多的时候是在服务群体。”
江帆说她选择儿童睡眠作为研究方向，一开始主要是导师的建议，随着逐渐进入角色她越发感到国内鲜有人关注的儿童睡眠课题实际上是有极强社会需求，科学认知上也有许多盲点的领域。通过自己的努力有可能去改善、推动一个群体的健康的愿景让江帆兴奋不已。
正是循着这一愿景，江帆在做了幼儿园的流调课题后又启动了小学生、中学生的睡眠研究课题，她说：
“目前从胎儿在母体到7岁每个阶段我们都有数据采集，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和刻画出从出生到7岁，什么因素影响了睡眠？睡眠出了问题后对孩子的生长发育有怎样的影响？进一步又从睡眠效果关注到孩子的活动水平，从单纯研究睡眠到研究孩子白天的活动，现在更进一步拓展到研究静坐行为与睡眠、身体活动间的关系。”
2001年到2005年，江帆课题组在全国九省市开展了3万余名各年龄段儿童睡眠健康多中心流行病学研究，揭示了中国儿童睡眠不足与睡眠问题存在的普遍性，及相关影响因素的发育阶段性和多维性特征，并发现“课业负担过重”和“上学过早”是导致儿童睡眠不足的高危因素。“睡眠对于儿童不单纯是休息上的需要，更是促进身体和心理健康发展的催化剂。”
从事儿童睡眠研究近20年，她带领睡眠研究小组不断证实睡眠对儿童神经发育以及认知记忆的影响，同时也揭示了睡眠不足对儿童肥胖发生的相关作用机制。
研究推动相关政策、指南出台，
让更多孩子受益
为了深入研究提高儿童睡眠健康的有效举措，江帆课题组对上海地区10所小学的学生进行了长达4年的追踪研究，研究发现适当地推迟上学时间可以显著提高儿童睡眠的质量，进而可以促进儿童身心健康。
这一研究结果引起了上海市教委的高度关注，最终经多方论证后在上海地区率先推动了“中小学推迟上学时间”政策的出台。而在该政策实施后3年通过第三方评估，进一步证明了这一政策推行后，儿童睡眠健康有了显著改善。
这一成果得到了教育部高度认可和建议推广。其后，该项目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教育部科技进步一等奖等奖项表彰。成为健康研究推动政府循证决策，造福百姓的成功案例。
在上海市公共卫生三年行动计划支持下，江帆带领的多学科团队在上海建立了国内第一个学生身体活动监测平台。在评估大量监测的基础上，发布了国内第一部儿童身体活动循证指南。该指南从改善孩子的生活方式开始，为孩子们的健康成长提供准确性、科学性的指导。
“我们先后做了四部指南。这些指南和政策建议的目的就是改善中国儿童健康状况。我们服务的人群占了人口比例的五分之一，但他们是百分之百的未来。”
江帆说这也是自己这些年能坚持下来的原因。
“其实刚开始也有过迟疑，因为周围的同学和同事从事科研的大多都在做高大上的基础研究，我其实当中也去做过细胞老鼠。
但后来在导师的支持鼓励下，也在不断的实践中，现在的我非常明确，推动健康需要不同领域的研究团队各司其职，药物靶点的机制研究很重要，但公共卫生领域的人群健康促进研究也很重要。
目睹这么多的社会需求，特别是国际同行对我们这个领域都非常关注，这些年我们和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以及许多世界顶尖大学的人群研究团队不断合作提升，让我更坚定了走这条路的决心，无论基础研究还是人群研究，能真正改变人群健康的研究就是好的研究。”
利用各种机会
呼吁帮助孩子建立良好的睡眠习惯
除了精进于专业、管理和带教学生等工作，江帆还热心于科普等公益事业，逢世界睡眠日等节点她都会结合当下儿童睡眠中的最新研究成果向公众做科普解读。
2016年世界睡眠日前，《自然》杂志刊发的一项针对全球0~3岁婴幼儿的研究表明，亚太地区婴幼儿的睡眠时间显著低于欧美同龄孩子，多达76%的中国家长认为自己的宝宝存在睡眠问题。
中国孩子的睡眠问题出在哪里?江帆结合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睡眠研究中心的一项综合了全球77万婴幼儿群体的跨文化研究，发现频繁夜醒是我国婴幼儿主要睡眠问题。而导致婴儿无法建立良好睡眠习惯的核心问题是父母缺乏正确培养宝宝良好睡眠的知识，不正确的哄睡是罪魁祸首。奶睡（含着奶嘴睡）和抱睡（抱着或摇晃哄睡）是绝大多数家庭婴儿哄睡的方式。以奶睡为例，1岁的婴儿，如果奶睡的话，夜醒频率会增加80%。
江帆说，奶睡、抱睡都养成了孩子依赖外界条件入睡的习惯，他们只要进入较浅的睡眠阶段就无法独自入睡，需要哭吵让父母再次给予这样的条件。这类孩子睡眠比较浅，易惊醒。
江帆说，以上研究涉及的婴儿家长80%以上受过大专以上的高等教育，但婴儿睡眠知识仍然匮乏，“我们依然需要加大儿科和儿保科医生对婴幼儿睡眠知识的宣教力度，早期建立良好的睡眠习惯有利于孩子一生的健康”。
科研重点将转向
提升贫困地区儿童的“发展商”
谈起江帆他们最近与斯坦福大学同行合作在我国陕西国家级贫困区所做的项目。“这种不同社会经济发展地区儿童发展的差距在全球许多地方都得到了证实，也就是说，贫困地区养育环境的差异导致50%的惊人差距。这种差异叫’发展商’。我们之前在农村地区通过简单的早期干预可以提高儿童7~9分发展商，相当于提高了0.5个标准差，估计可减少近15%的发育高风险人群。”
江帆马上想到自己做过的那么多指标有否可能在贫困地区推动呢？
“儿童的早期发展是可以改变的。3岁以前儿童的脑发育是最可塑的。越是在儿童早期投入，越能缩小不同社会阶层间的社会经济差异，因此也被业界认为是社会发展公平性的‘均衡器’。”
江帆说，她已经确定了自己今后的科研重点将放在贫困地区，放在那里儿童的“发展商”提升上：“因为儿童能健康养育意味着一户家庭、一个地区才真正有了健康的可预期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