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可以预见，中东地区以沙特、伊朗、土耳其、以色列（恰是中东四大主体民族的代表）为中心的地区格局将更加复杂。
2020年8月13日和9月12日，阿联酋、巴林和以色列实现关系全面正常化；9月15日，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主持下，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先后与阿联酋外长阿卜杜拉和巴林外交大臣扎耶尼签署正常化协议，随后四方共同签署了《亚伯拉罕协议》。而之所以被称为“亚伯拉罕协议”，是因为亚伯拉罕正是三大宗教之父：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阿联酋、巴林由此成为继埃及、约旦之后第三、第四个与以色列建交的阿拉伯国家。
建交背景和原因
首先，必须注意到泛阿拉伯民族主义的衰落，阿拉伯“国家主义”上升，阿拉伯在巴以问题上的共识和共同政策濒临瓦解。阿拉伯世界和阿拉伯民族在巴勒斯坦问题上集体行动的意愿和能力不断下降，过去的“三不”政策（不承认以色列、不与以色列谈判、不单独与以色列媾和）已经形同虚设。
近代以来，阿拉伯世界的民族主义一直有两种形态，一种是追求阿拉伯统一的泛阿拉伯民族主义，另一种是追求各自利益的地方民族主义（亦即“国家民族主义”如埃及民族主义、叙利亚民族主义），这也恰恰是阿拉伯民族统一性和地方性特征并存的反映。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泛阿拉伯民族主义也是阿拉伯国家对抗以色列的思想武器，在1948、1956、1967年前三次中东战争中，埃及、叙利亚作为重要的“前线国家”都是阿拉伯民族主义的代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泛阿拉伯民族主义高涨的时期，埃及的纳赛尔主义、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复兴党民族主义构成泛阿拉伯民族主义的代表，阿拉伯统一运动的最高成果即1958-1961年埃及、叙利亚和伊拉克的短暂统一，即“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简称“阿联”），但很快因矛盾分歧而解散。
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阿拉伯国家战败尤其是以色列在此次战争中占领约旦河西岸和东耶路撒冷（1948年后约旦控制）、埃及西奈半岛、叙利亚戈兰高地，标志着阿拉伯民族主义在阿以冲突问题上的彻底失败。埃及与以色列建交（1979）、两伊战争（1980-1988）、海湾危机和海湾战争（1990-1991）、伊拉克战争（2003）、“阿拉伯之春”（2011年以来）等事件导致阿拉伯民族主义不断衰落，阿拉伯世界各国民族国家利益上升的国家理性成为大势所趋，这是阿拉伯国家日益在巴以问题上自行其是的根源所在。1979年埃及与以色列建交导致埃及被开除出“阿拉伯国家联盟”，埃及被阿拉伯世界孤立长达二十年之久，其原因就在于埃及与以色列单独媾和违背阿拉伯国家统一的“三不政策”，但今天这种共同政策及其约束力在阿拉伯世界已经根本不复存在。
其次，巴勒斯坦问题日趋边缘化，已经不是阿拉伯国家的主要关切。
阿拉伯国家对巴以问题久拖不决已经心生厌倦，阿以冲突向巴以冲突演变、阿拉伯世界的持续分化、以色列的日趋右翼化、巴勒斯坦内部的严重分裂、“阿拉伯之春”以来阿拉伯国家核心关切转向自身安全和发展，都导致巴勒斯坦问题久拖不决并不断被边缘化，阿拉伯国家对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信心严重受挫乃至濒于破灭。
第三，伊朗和沙特等海湾阿拉伯国家亦即阿拉伯民族和波斯民族矛盾不断上升，促使沙特等阿拉伯国家寻求联合以色列对抗伊朗。
以沙特和伊朗两大地区强国为核心形成的阵营化的对抗，构成中东地区格局的典型特征，其主要内容包括民族矛盾、教派矛盾、争夺地缘政治主导权的矛盾，以及双方在诸多地区热点问题上的代理人战争或竞争，但争夺地缘政治主导权的矛盾是双方矛盾的核心。双方的对抗态势呈现龃龉不断但又不会直接走向战争的“新常态”，中东国家日渐分化成沙特阵营、伊朗阵营和游走与两大阵营之间的国家。沙特领导的海合会日益把伊朗作为最重要的安全威胁，对抗伊朗是沙特、阿联酋等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走近的重要动因。
第四，美国特朗普政府的中东政策通过塑造伊朗威胁为主强化盟友关系、拼凑地区同盟体系。
特朗普中东政策的核心是在继续进行战略收缩、减少投入的情况下，通过遏制伊朗整合在奥巴马时期日渐疏远的盟友关系，重点强化美国与沙特和以色列的盟友关系，使其在遏制伊朗、反恐等领域承担更多任务和成本，进而增强美国对中东事务的主导权。首先，为强化与以色列的盟友关系，在巴以问题上采取明显偏袒以色列的政策，并企图强推解决巴以问题的所谓“世纪协议”。其次，组建以沙特为中心的反伊朗联盟即“阿拉伯版北约”，并大力支持沙特的内外政策，极力维护美沙同盟关系。
对中东政治的影响
如上观之，巴以问题（巴勒斯坦问题）很难再成为中东问题的核心，巴勒斯坦问题将更趋边缘化。
巴勒斯坦在巴以关系中的处境将更加艰难，尤其是将很难再寄望阿拉伯国家在巴勒斯坦问题上采取统一的政策，越来越多的阿拉伯国家和伊斯兰国家与以色列建交将成为巴勒斯坦无法规避的现实，其内部的矛盾也有可能进一步加剧，而以色列则将在美国的庇护和阿拉伯国家的默许下采取更加激进的政策。
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的关系趋向复杂化和多样化，阿拉伯世界的分化将进一步加剧。
继阿联酋之后，应有更多阿拉伯国家、伊斯兰国家和以色列建交，或在不建交的情况下加强交往，但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的关系也不会一帆风顺，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的关系可能会呈现多个层次，有部分国家会相对较快地与以色列建交，部分国家出于顾忌处于观望状态，也会有部分国家继续与以色列对抗或僵持，但更多国家与以色列建交应是大势所趋。当然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的关系也不会过热，甚至部分国家会处于类似于埃及与以色列的“冷和平”状态。与此同时，阿拉伯世界和伊斯兰世界的分化和碎片化会进一步加剧。
伊朗、土耳其等非阿拉伯国家在巴以问题上与以色列的矛盾上升，并通过为巴勒斯坦问题代言谋求地区话语权。
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以来，伊朗一直通过反对以色列争取道义制高点，并通过支持巴勒斯坦激进力量哈马斯谋求在巴以问题上的话语权，伊朗与以色列的对抗不断加剧。2002年土耳其正义发展党执政以来，其外交向中东地区回归，并以支持巴勒斯坦谋求地区热点问题的话语权，导致土耳其与以色列龃龉不断。在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走近，且沙特等阿拉伯国家与伊朗对抗加剧、与土耳其竞争加剧的情况下，伊朗、土耳其两个非阿拉伯大国将继续通过支持巴勒斯坦、反对以色列谋求地区话语权。
中东地区以沙特、伊朗、土耳其、以色列（恰是中东四大主体民族的代表）为中心的地区格局更加复杂。
“阿拉伯之春”以来，中东地区格局日益形成以沙特、伊朗和土耳其为核心的三大阵营，以色列则成为另一特殊的力量，沙特与伊朗的对抗具有阿拉伯民族与波斯民族、逊尼派与什叶派斗争的色彩，双方在叙利亚危机、也门内战、卡塔尔断交危机等问题上的对抗日趋阵营化、代理人化、教派化，双方的矛盾是中东地区的矛盾主线。而沙特与土耳其围绕传统伊斯兰与现代伊斯兰、泛伊斯兰主义领导权、逊尼派内部领导权的竞争日趋激烈，是当前中东地区矛盾的另一主线，双方围绕埃及穆斯林兄弟会、卡塔尔、利比亚、非洲之角的争夺不断加剧。未来在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关系改善的背景下，以色列与沙特阵营走近的趋势将不断加强，这或将促使土耳其与伊朗进一步走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