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明王朝悲情灭亡后，好些明朝遗民们，就常想不明白一个虐心问题：这大明朝，怎么亡的这么突然？
如果瞧瞧明朝亡国前二三十年，即晚明大乱爆发前，明代万历晚期的中外史料，明朝的灭亡，实在是无比突然。万历晚期史料里的明王朝，还满是丰富多彩的城乡生活，红红火火的商品经济。套明末清初遗民陆应旸的话说，那简直让人“好不感叹思慕”。慕名而来的外国传教士们，也是上岸就看花了眼，利玛窦等外国学者们，更是惊呼“远比欧洲富裕得多”。可就是这么个繁荣的世界，竟然转眼就是内忧外患的战火，直到山河变色，悲情灭亡。
不过，如果细看几个“繁荣景象”，明朝灭亡的伏笔，却是触目惊心的浮现。甚至可以说，堪称超越历史的教训！
“繁荣景象”一：不赌博没脸见人
明代万历年间，商业活动出名火热，但要论火爆整个晚明年间的“商业活动”，却首推赌博。
虽说明朝开国时，曾对赌博风气重手狠打，《国初榜文》记载，明初老百姓赌博要断手，官员赌博要罢官。以至于二百年里，明朝人听到“赌”字就哆嗦。可万历皇帝亲政后，上朝都没心情，“抓赌”也懒得做。《酌中志》更记载，万历皇帝本人就是此中行家，经常在宫里开赌，招来“司礼监掌印”“东厂秉笔”等一干太监，得空就赌得天昏地暗。如此“带头”，大明朝的赌博风气，自然没几年就刮遍城乡。
于是，到了万历晚期时，明朝民间的赌博风，就有了各种震撼场面：《菽园杂记》记载，昆山等经济发达地区，有了新赌法“叶子戏”，按照赌资来发牌，万万贯的纸牌，命名为“呼保义宋江”，百万贯的纸牌，命名为“行者武松”，以此类推一百零八张，最便宜的万贯纸牌，名为“浪子燕青”。有“梁山好汉”站台，这赌法自然火热，江南地区从士绅到商旅，都是纷纷着迷。几个牌面打完，成千上万的钱财，也就哗哗赌出去。
北京南京杭州等大城市，赌风更是风靡各阶层。《五杂俎》记载，北京城每年以赌博为业的乞丐，最少也有五六千人。就连理论上“双耳不闻窗外事”的读书人，也纷纷扔下圣贤书开赌，《留青日札》记载的晚明杭州赌坊诈骗案，几乎把府学所有的秀才都牵涉进去。以顾炎武的《日知录》里的痛斥：晚明江南的进士，登第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聚众赌博，甚至还有“以不工赌博为耻”的奇葩风气——当官不会赌博？出门没脸见人。
发展到后来，很多明代高官们，退休后也专开赌场，一边赚钱一边“发展人脉”，同样是《日知录》记载，诸如跑官买官等蝇营狗苟，当时都是赌一把的事。明朝的腐化速度，可以参考赌博泛滥的程度。
越演越烈的赌博风，就似一个急速下坠的铁球，牵着晚明的社会风气，年年急速下坠。
“繁荣景象”二：丢脸到欧洲的“小聪明”
欧洲较早一本介绍明代繁华的图书，当属克鲁士的《中国志》。这位学者曾在嘉靖年间游历东南广州等地，记录下了明朝悠闲的城乡生活与繁华的商业，引得多少冒险家心驰神往。不过书中另一些真实记录，也叫国人尴尬：明代的造假风。
以克鲁士的记载，当时的明朝农贸市场上，卖牲口的为了给牲口增加体重，上市时拼命给牲口喝水。特别是卖鸡时，更是简单粗暴，直接给鸡灌砂子——就为多卖几个钱。
难道是这洋人瞎写？同是嘉靖年间，明朝史料《贤博编》里，就把明朝的“造假风”，讲得绘声绘色：明朝假冒伪劣货物充斥的城市，就是南京北京还有苏州。别说是日常各种百货用品，都是残次品充斥，就连这些城市里卖杨梅的，都是把生涩的杨梅，直接拿大棕刷用墨刷成紫黑色，竟就大模大样的当熟杨梅卖。吃下去会有什么中毒后果？那就没人管喽。
发展到万历年间时，明朝的“假冒伪劣”风气是越演越烈。当时的《天下水陆路程》等图书里专门有提醒：做生意的从常州到浙江，这一路都要谨防骗子。到处是“接客之徒诓诱”，稍不留神就要被坑。苏州阊门商业区上，琳琅满目的各种货物，更要“不识休买”——简直假货扎堆。
看过这诚信度急剧下跌的记载，也就不难理解，明末天下大乱时的各种坑事。
“繁荣景象”三：细思极恐的“出行指南”
明朝万历年间，商业活动发达，人口流动也越发加速，各种“出行指南”也应运而生，上面的《天下水陆路程》，就是万历年间非常有名的一本。但就是这本见证了明代商旅繁荣的图书，除了记载了“假冒伪劣”风气，更记载了当时明朝，另一个叫人一头冷汗的景象：越发泛滥的盗贼。
以《天下水陆路程》记载，如果从徐州到北京，一路必须要打起十二分精神，因为“响马贼”随时都会出没。从北京到江西，以及从广东到浙江，都是必须要走白天的路，绝对不能走夜路。尤其恐怖的是湖口的强盗：一路上别的地方的强盗，都是拿了钱就罢休，唯独湖口的强盗，却是拿了钱也要杀人，做事十分血腥。
而在《万历野获编》等史料里，《天下水陆路程》里的这些情况，还是“温柔”的。当时河北任丘等地的富户士绅，都是马贼的“窝主”。山东当地的大户，更常扶持“响马”。到了崇祯年间时，北京郊外玉河桥一带，都是贼寇出没。商旅夜幕降临时到这里，基本就跑不了。
也同样是这类史料里，也充斥着官府各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荒唐记载。连盗贼都可以如此猖狂，多年后的明末天下大乱，已不意外。
“繁荣景象”四：表面繁荣的明朝城市
明末另一个亮眼辉煌，就是近乎巨型的城市。拜明朝“资本主义萌芽”所赐，明代的城市人口急剧膨胀，城市生活无比热闹，北京南京等大城市，人口早已突破百万。风情万千的城市生活，惹了多少后人艳羡。但放在当时明朝史料里，明朝的城市，也是招够了吐槽：大归大，毛病却极多。
明代史料《五杂俎》里，就记录了“超级城市”北京城的槽点，曾经在好些中外史料记载里，拥有整洁卫生的北京城，晚明时的卫生条件，却已恶劣到“市场上多粪秽”的地步。特别是每到夏天时，一场雨水过后，街面上就是苍蝇蚊子乱飞。于是年年夏季，北京城的疟疾等疾病，都是屡禁不绝。想健康？那得“惟静坐简出足以当之”——当个宅男才太平。
日常年节尚且如此，到了明末瘟疫席卷的年代，这个北京城，又如何能扛住？
为什么会到这个地步？同样可参考万历皇帝的三十多年怠政，国家的军备国防行政，样样都歇菜，各级官员缺编严重，看似简单的城市卫生管理，又哪还有人管？天子脚下尚且如此，明朝各地更可想而知。区区小细节，足以见证晚明行政效率的瘫痪。
繁荣的外表下，却是一个腐败且效率低下，已似一盘散沙的王朝。面对紧接下来的国家风险，自然缺少抵抗力。其中教训，数百年后，依然值得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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