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莫小北
近日，“散装卫生巾”成为热议话题，与之相关的讨论除“月经贫困”外，还有“月经羞耻”，而后者又构成了前者所以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月经羞耻”来自于男权化秩序的定义。在道格拉斯看来，“污秽从来就不是孤立的，只有在一种系统的秩序观念内考察，才会有所谓的污秽”，在男权文化中，“错位”的事物就被认为是不洁的、危险的。与其说月经肮脏，不如说公开月经是羞耻的。
因为对月经的侮辱是污名化的策略。在戈夫曼看来，污名由虚拟的和真实的社会身份之间的特殊距离构成，污名指一种令人大大丢脸的特征，或者说是特征和成见之间的一种特殊关系。我们可以发现，月经这一被污名的特征不在于其本质，而是它所蒙受的(来自男权社会的）偏见或者说虚拟的社会身份(不洁）施加给它的压力。
概括地说，在男权秩序中，女性的性属特征与社会性需求等被视为不可见(able)，月经就是这样的存在。月经本身性质无所谓好坏，正是它与女性的联结，进而构成了对男性(可能）反叛，从而导致了对它的羞辱。
同样的概念还有失范和越轨。事实上，理解失范者和越轨者的运行机制与剖析规范和正轨背后的标准同样重要。正是有了男权作为“唯一”标准对女性处境的贬低和打压，才有了月经羞耻。换句话说，性别差异其实更是性别等级，惟其如此，才有男在上女在下、男强势女被动的如月经羞耻等现象发生。
月经羞耻几乎是伴随每一个女性的“成人礼”。女性在经历身体体验的同时，也习得了对月经的羞耻态度，这影响了她们之后的社会化经验，进一步型塑出女性在工作和家庭等处的例假表达与实践。换言之，月经羞耻陷入结构化、内卷化的运转中，将女性生理性的例假与文化性的羞耻紧密关联。
在笔者的记忆中，上学时，例假是一件小心翼翼到了鬼鬼祟祟程度的事情：悄悄说、(装）无意看、低声谈，总之不仅避免在男生面前谈，而且在女生群体中也是不敢大声说的话题。可见月经羞耻并不是女性面对男性时的愧惭，而毋宁说是女性在面对男权化制度时的退缩。
改变了社会对女性的贬抑态度，月经羞耻的土壤也不复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