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重读黄仁宇所著《万历十五年》，心里忽然有了别样的感触。
提起中国古代历史，人们在评述一个朝代的兴亡时，总会习惯性地将其归总结为帝王将相的功过得失，而忽略了更深层次的因素。《万历十五年》的独特之处便在于，全书几乎以抽丝剥茧的论述，从明代的文官体制、军事制度、文化发展等诸多领域，细致入微地阐明了，何以在距离明朝灭亡仍有近六十年的万历十五年，王朝灭亡的种子已然深深埋下了。
万历皇帝
万历十五年，在公历即为1587年。这一年，万历皇帝身居皇宫深处，对治理面前这个庞大的国家日渐失去兴趣。文官们竭尽全力教导他圣人道理，用严苛的标准禁锢皇帝的一言一行，令年轻的皇帝感到极端的压抑。他时常感慨，纵使自己贵为天子，在这紫禁城中也不过是笼中困兽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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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廷固然伟大，但是单调。即使有宫室的画栋雕梁和其它豪华装饰，紫禁城也无非是同一模式的再三再四的重复。每至一定的节令，成百成千的宫女，把身上的皮裘换成绸缎，又换成轻纱；又按照时间表把花卉从暖房中取出，或者是把落叶打扫，御沟疏通，这一切都不能改变精神世界中的空虚和寂寞。在按着固定节奏流逝的时光中，既缺乏动人心魄的事件，也缺乏令人企羡的奇遇。这种冷酷的气氛笼罩一切，即使贵为天子，也很难有所改变。
可文官们的严格标准，实际上也是另一番苦心。
以大明王朝治理疆域之广阔，人口数量之庞大，于封建时代的治理手段而言，确实难以做到有效且精确的控制。既然从技术手段无法高效管理，朝廷便必须以道德手段为天下万民树立典范。皇帝作为天下的中心，唯有将他打造成道德上无可指摘的圣人，才可以引发朝堂上下、天下万民的效仿。
但这仅仅是理论上的说辞，因为无论是皇帝还是内阁首辅，人终归是人，有面向阳光的所谓圣人面，也会有面向阴影的小人面，亦或是私欲面。这本是人之常情，但在朝堂上下却无形中造成了某种割裂：文官们所宣扬的，与他们实际上所操作的，似乎是两套截然不同的标准。
张居正
这一割裂，首先导致了万历朝第一任首辅张居正在身死之后遭遇清算。
张居正作为明王朝数一数二的能臣，曾以大刀阔斧的手段主持了明朝的改革。作为皇帝的讲师，张居正也常以圣人标准严苛要求万历。但张居正身死之后，皇帝却发现自己的首辅在平日全然不遵守所谓圣人准则，这使得万历在怨恨之下发起了对张居正家族旷日持久的报复，也一度引发了朝堂上下的割裂与纷争。
继任的首辅申时行竭力维持朝堂关系，却终究无能为力，于万历十五年辞官回乡。而这背后实际上也隐隐宣告了文官道德治理思路的破产，皇帝本人亦在道德与现实的割裂中失去了治理的信心，从而开始了长达数十年的殆政生涯。
第116页:
申时行不是理想家，他深知人的弱点是不能避免的。即使本朝推行伦理道德作为治国之本，收效不甚理想，可还有其他的办法吗？假如没有这些观念和原则，朝廷靠什么来存在？如果放弃“四书”的标准，我们可还有更好的标准去教育和批判100多万读书人？
申时行
而这仅仅是万历十五年的一个侧面。实际上，这一年接连发生了无数在当时看来无关痛痒，事后复盘时又令人扼腕叹息的事件。从戚继光在这一年的凄凉离世，作者徐徐追述了明王朝的军制在这一时期发生了怎样的崩坏；海瑞与戚继光同年离世，离世时身居高位，看似圆满，但细细剥开海瑞的生平，我们可以看见大明朝基层治理体系的失灵，看见无形的病变正在腐蚀着大明朝的根基；全书以李贽所追寻道德与现实统一的理想为收尾，又可以窥视那个时代人们思想苦闷的一角。
剧中海瑞，图片出自2006年历史剧《大明王朝1566》
从庙堂到草莽，皇帝、大臣到将军、诗人，黄仁宇以几个关键节点人物的视角展开，为读者全景式揭开了时代画卷的一幕。这一写作深度与广度，对爱好历史的读者而言，无疑是一种精神上的享受。
1918年，黄仁宇出生于湖南长沙。在他的童年与青年时代，中国正深陷战火与动荡之中，这使他深感国家正深陷历史隧道之中，不知前路在何方。
抗战爆发后，黄仁宇投笔从戎，自成都军校毕业后又亲赴一线战场，一度在战斗中负伤。1946年赴美求学后，他开始接触历史领域，在漫长的人生中，开始了对“大历史”领域的探究。
黄仁宇坚持将宏观的视野放进中国历史中，从更广阔与深刻的时间尺度上审视某一时期的历史现状，着重强调的是历史事件发生的众多细微因素与因果联系。这一思路在当时学术领域中一度被人们视为异端，《万历十五年》的书稿更是遭遇数次退稿。直到1982年，63岁高龄的黄仁宇才收到耶鲁大学出版社的邀请，出版著作《万历十五年》，我们才得以领略他对中国历史的哲思。
在这个寂静的午后，笔者默默合上书，坐在窗边听着风声，默默回顾着历史长河中的种种引人深思的瞬间，内心思绪万千。阅读历史的乐趣，想来正在于此了。
黄仁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