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张磊看来，美国对生命科学领域的技术管控，是大浪推行中的逆流。逆流是走不远的，最后还要回来，因为癌症无国界，病毒无国界。
文｜高欢欢
编辑｜米娜
头图摄影｜王攀
“我们坚定地重仓大健康大医疗行业，我们在这个行业已经投资了1200亿人民币。”9月1日，在2020香港交易所生物科技峰会上，高瓴资本创始人兼CEO张磊在与港交所行政总裁李小加对话时表示，生命科学、生物技术有望迎来“寒武纪大爆发”。他透露，高瓴资本在生物医药领域投资已达1200亿元。
对此，张磊解释道，在“寒武纪”阶段，各种各样的“新兴物种”层出不穷，这得益于完善的市场监管和垂直整合制造（Integrated Design and Manufacture，IDM）。产业创新速度极大加快，将对中国医药产业发展起到巨大推动作用。
张磊表示，生物医药业是一个原发创新驱动的行业，从0到1的技术突破、技术到临床研究的验证，再从产品到市场开拓，面临多重“死亡谷”，它的背后不仅需要长期资本的持续灌溉，也需要形成鼓励生物产业创新发展的系统环境，从政策、资本、资源、产业链、人才等多重持续的赋能。高瓴创投的推出就是要帮助早期生物医药公司穿越死亡谷。
他指出，近期生物科技业爆发是天时地利人和，涉及到科学、生态及资本市场的发展。
张磊认为，生物医药领域的投资，一定要秉持长期主义理念。因为不同于其他行业，很多生物医药公司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不赚钱甚至没收入的，但从长期来看这个领域一定会诞生世界级的伟大公司。
显然，在他看来，长期主义不只是一种方法论，更是一种价值观。
张磊举例称，高瓴从2012年开始投资生物科技行业，如投资百济神州（06160.HK）时估值还不到1亿美元，现在已到200多亿美元，连续投资8轮，而投资前3、4轮时，（百济神州）仍没有收入。因此没有长期主义的信念，是不可能做好投资的。
同时，张磊认为大健康产业不是零和游戏，而是正和游戏，这将是全球未来的共识。在张磊看来，数据共享是生物科技未来的大突破。病人、病例甚至医生都可以是医疗健康的数据，在安全和隐私保护的前提下，通过市场化配置应用有关数据；不但推动科学发展，亦可发展个人化治疗方案。
事实上，在高瓴投资的持仓组合中，生物科技、医疗制药企业一直都是重点。
8月15日，高瓴资本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公布2020年第二季度末的美股持仓情况显示，其新进的17家企业中，有10家都是生物制药领域的企业，73个仓位中生物医药企业达到了42席，持有市值超过30亿美元。其中，高瓴连续投资了8次的百济神州，多个季度位列其前五大重仓股，持有市值较上季度增长近54%。
以下是李小加与张磊此次峰会的精彩对话（有删减）：
为什么生命科学会在这个时机爆发？
李小加：我记得4年前，咱们两个在伦敦还是纽约机场的一个休息室里边，你跟我热情洋溢地讲生物技术（biotech），那个时候你已经开始全面布局，你现在已经有差不多600亿美元投资在这个方向。
第一个问题是，我希望你从宏观层面讲讲在生物技术领域的投资，把整个大方向给我们分享一下？
张磊：好。记得那时候跟小加，我们应该是搭一个红眼航班回来，在机场一起谈这个问题。我当时跟小加说，投资生物科技，首先你的大方向要更加放长远。你没有长期主义，生物技术是不可能有机会的，为什么？
因为我们以前最早投互联网的时候，那时候大家说，这些公司都不赚钱，怎么敢投资不赚钱的公司呢？我们说那个叫盈利前投资（pre-profit），你投了生物技术才知道什么叫收入前投资（pre-revenue）。
如果是收入都没有的公司，怎么可能去跟资本市场结合呢？在这点上来讲，从大局上来讲，我们港交所在这一段时间内，在生物技术跟资本市场的对接上也打开了一扇非常重要的门，但为什么生物技术和生命科学在这个时机点上爆发了呢？
我觉得是，天时地利人和。
第一，如果没有好的生活质量，其他全是白谈，这是1和0的关系。
没有生命的健康，没有高质量的生活，你后面的所有东西都是0，但有了这个东西以后，你有更长、更有生产力、也更开心的生活，你当然能够给社会创造更大的价值，就是这个（原动力）驱动了生物技术领域很大的投资。
从这个意义上讲，不止生物技术，它的外部性、对社会的附加效应，我认为远远没有被理解，你去做其他投资，我们都应该先把生物技术和生命科学先做好，因为这些是基础，是1和0的关系。
第二，为什么它能爆发的这么好，我觉得还是跟科技的突破有很大的关系。
你去看人类的平均寿命（没有考虑生活质量，这是另外一个话题），我们通过大量的科学实践，解决了心血管的问题，就把人均寿命直接从五十几提升到七十几岁。
但随着对我们人体自身密码的解码，我们慢慢能解决1/3到2/3的跟癌症有关的问题，那么我们又能把平均寿命再往后延长20多年。
最终，我们再把脑的问题解决，我估计人类平均寿命可以延伸到120岁。所以我对生命科学的发展是非常有激情的，因为我们是天时地利人和。
我们有科学的发展，有整个生态的发展，当然也有资本市场的发展。VC、PE大家都进来了，高瓴大概从2012年开始投这个行业，2012~2016年这4年应该说是很寂寞的，很少有人关注这个领域，在有了大量积累以后，过去几年它才迎来一个爆发。
所以说，一定要有长期主义的心态，你没有长期坚持的信念，是不可能做好生命科学的投资的。
但我们认为也看两个外部性因素：一是生命科学投资是帮助整个社会提升生产力的，是1和0的关系；二是资本市场的发展。
包括港交所做的这些事也有很大的外部性，帮助了这些生命科学企业更快得到资本市场的关注，更快地跟资本市场结合，能够把生态循环做起来，否则我们很寂寞地投资了十几年都没有机会让这些公司直接跟资本市场做结合。
这些都是天时地利人和，所以说从大的图景来讲，我是非常有信心的。
中国生物医疗技术的"寒武纪"时代
李小加：请你再给大家讲一下，你认为中国的生命科学大概处在怎样的发展阶段，和资本的结合和发展后，在中国怎样帮助解决全球性的治理问题？帮助解决全球性的研发问题？高瓴在中国也投了很多，拿中国和全球做一个对比，哪些地方中国实际上是走在前面的，哪些地方中国还有很多的路要赶？
张磊：我们是坚定地重仓大健康、大医疗，在这个行业我们已经投资了1200亿人民币。今年我们成立了高瓴创投，继续把生物医药及医疗器械作为重要投资方向，是因为我们看到了这个领域的巨大价值。一方面，还有巨大的未被满足的患者需求，另一方面生命科学、生物技术的突破也在提速。我用一个词，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正处在一个技术和产品创新爆发的“寒武纪”时代。我们希望支持这个领域的早期团队，通过科技创新提供更安全、高效和经济的药物、器械和医疗服务，满足更多未被满足的患者需求，提升他们的获得感，一起创造更大价值。
中国的生命科学、生物技术领域处在寒武纪阶段。各种各样的物种全部出现，这些出现的原因就是有完善的监管和市场经济，有类似半导体行业的IDM（Integrated Design and Manufacture）模式，实现社会化分工。比如，我们投的药明康德、泰格这样生态级的企业给生物技术公司去做CRO、CMDO，变成了所有公司的孵化器，这形成了一个很好的生态。
另外，还有能够独立的、专注创新的科学家。像百济神州的共同创始人王晓东，是北京生命科学所的院士。我们最高兴的并不是看到科学家变成企业家，最高兴的是看到科学家坚持做科学家的事，不用变成企业家，也能很成功。这是我们说的社会专业化分工的好处。
我们最近投资了另外一家院士创办的公司。我们就把好的资源带进来，让他专注地做他会做的事情，我们可以多维度帮助他。高瓴的投资团队不到100人，投后管理团队就有150多人，天天去帮助企业家，很多事不需要他们做，这是社会专业分工，这个IDM模式是非常大的一个跃升。
另外，我觉得大家都开始重视基础科学的发展。我们这些年一个很大的红利，大家经常说中国的人口红利消失了，但这些年高等教育扩招，带来大量高质量的人口来从事这个行业，人口质量红利其实很大，这些都是有推动作用的。
大健康生命领域是正和游戏
李小加： scientist（科学家）是我们最大的宝藏，我们老的这代人非常幸运，当中国大规模发展起来的时候，很多人到了美国，在美国最好的学校里面学习，再回国服务。现在，也有新的一代。
但在今天中美的大环境下，特别是一些很敏感的行业，包括science（科技）和life science（生命科技）领域，美国认为它很敏感。在这种时候，我们新一代的人，还有没有可能有新的学习成长机会？你怎么看？
张磊：我一点都不悲观。
我们现在看到的所有波折和起伏，在历史大浪中的这些小浪花，这根本就不是本质的问题。
为什么？很简单的道理，在大浪推行中，逆流是走不远的，我相信逆流的东西最后还是要回来的。
社会，甚至全球都会意识到一点，在这个世界，尤其涉及到大健康领域，别的领域我们不知道，但在大健康生命科学领域，这不是zero sum game，不是零和游戏，这是一个positive sum game（正和游戏）。
比如中国做了疫苗，不管怎样，研发的过程中一定会去刺激、去启发其他人做事，即使少走一些弯路，都是有价值的。
所以，在大的格局上首先要看到，尤其在大健康领域，很容易形成的社会共识，这是一个正和游戏。
别的领域可以再谈，为什么说大健康是？因为cancer has no borders，virus has no borders（癌症无国界，病毒无国界），非常简单，直白。
回过来说人才的培养问题。
人才培养的问题我非常乐观，但同时我也希望看到更好的发展。我们的人才培养模式是相当牛的，但是我们有短板，我们要补这些短板。
我们的模式为什么牛呢？你和我都知道，我们的人才培养模式，说白了，特点是high mean，low standard deviation（高均值，低标准差）。
我们的平均水平都很高，你看我们的数理化水平都很高的。但我们的问题是什么？standard deviation（标准差）不够高。美国的mean（均值）比我们低，但standard deviation比我们高。
美国有很牛的人，确实数学很多人很差，但是很innovate（创新）的人也很厉害，真正的具备创新精神，真正critial thinking（批判性思维）。
我们的教育制度很牛，普通教育培养了高平均水平（的学生），这个概念非常漂亮，比如高考制度，你我都是高考制度出来的，我们都非常受益于这个制度。
我们（现在）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怎么把standard deviation往上拔。
我这里有点像sortino ratio（索提诺比率），但是更强调upward mobility。那怎么往上提？我们要多允许小范围的一些科学创新。
我们在做这件事，我和几位同仁朋友一起支持成立的西湖大学就是一种尝试。
施一公校长跟我是河南驻马店同一个学校出来的，我们曾经都被一个班主任教过，这也是很神奇的一个事情。他先去普林斯顿当教授，后来回到清华当生命科学院院长，之后放弃清华副校长的职务，创建了西湖大学。
今年我是西湖大学发展委员会的主席，我们一起聚焦社会的力量，很多企业家跟我一起捐赠，现在我作为创始捐赠人，发展委员会主席，我们募集了六十多亿元。
那为什么要办这个学校？这个学校的特点是什么？
我们叫社会力量举办国家重点支持的新型大学，就是多一条路径去尝试upward mobility（向上流动）。不是每一个人一定要走北大、清华的路线，当然这个路线照样会非常好，照样可以是主流，但我们要多一点东西，多一点创新。
当这个世界的发展已经到，寒武纪时代物种大爆发、知识大爆发的时候，你不能全是一条路。
今天的世界到我们未来的彼岸，既要有这样的高速公路，也要有天上（的路），也要有小船，也要有潜水艇，要有各种方式来摆渡到对岸，而不是说千军万马只能走这一条路。
即使现在你觉得擅长走这条路，就把这条路修得比原来大10倍，但这还是一条路，我们应该用多条路的思维去达到我们对人才培养的彼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