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朝鲜半岛自古以来就有着密切的联系,历史文化、经济贸易等方面的友好交流也从未间断过。古代朝鲜半岛与中原王朝的关系,多是以朝贡的形式体现。所谓朝贡,原是指“周朝在宗法封建制度下,为了使天子可以统治诸侯,团结强化而产生的政治手段目的在以中央支配根干。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朝贡开始成为中国与周边政权处理双方关系的一种方式。
十一世纪中下叶的宋丽关系,在整个宋丽关系中体现了特殊性。这一时期,宋丽关系曾断绝40余年,高丽奉辽正朔,辽丽关系稳定。但在此期间,虽然宋丽间政治往来断绝,但民间贸易却长盛不衰。这时的宋朝华夷观由唐朝的“华夷一家”转变“谨华夷之辨”。
相对于唐朝政府开放、包容的特点,宋朝由于边患较多,对于夷狄的防范意识增强,因为追求华夏正统而更加强调华夷之别。宋朝视高丽为“君子”之国,与辽、西夏不同。加之宋朝西北交通受阻,不得不把目光转向东部,与高丽复交势在必行。但复交后的宋丽关系与之前却大不相同,即宋丽间的往来 始偏重经济文化的层面,政治层面上的往来多形式上的外交礼仪而没有实质性的政治关系。
11世纪之前的宋丽关系
自大唐王朝的衰落后,东北亚世界开始了新旧政治格局交替的局面。东北亚世界逐渐出现了三个实力较强的国家——辽、高丽、宋。而辽、高丽、宋从林立的政权中脱颖而出，辽占据中国长城以北,南与宋朝为邻,西南与髙丽接壤。高丽统一朝鲜半岛,并继续为恢复高句丽旧疆的目标而努力。宋丽关系在这个大的历史背景下开始进展。而外交是历朝历代内政的延伸,所以宋丽关系不可能绕开辽丽或宋辽关系。
922年,辽丽建立正式关系。辽于926年灭渤海置东丹国,高丽对此耿耿于怀。高丽不但一直视潮海为兄弟之国,而且辽灭潮海打乱了高丽向北拓境的计划。为此,高丽感到辽对其威胁甚大。渤海遗民不断逃至高丽,《高丽史》记载：“渤海既为契丹所破,其世子大充显等,领其余众数万户,日夜倍道来奔。太祖询念尤深,至赐姓名,使奉其本国祖先之祀。其文武参佐以下,皆优沾爵命”
高丽不仅优待逃入其境的渤海遗民,而且还纵容他们的复国之念。辽对高丽此举十分不满,产生戒心。
高丽 始转向中原寻求盟友。933年,后唐遣使册封高丽太祖“检校太保使持节玄州都督上柱国充大义军使,仍封高丽国王”,高丽始行后唐年号。中原王朝以册封他国来显示自己君临天下的地位,高丽亦愿接受册封获得在朝鲜半岛统治的合法地位。942年,辽丽交恶。高丽曾向后晋表达共同伐辽之意,后晋未应。之后,辽攻后晋,后晋欲联丽御辽,高丽亦拒绝了后晋的要求。所以高丽频繁遣使中原除了学习中原先进文化、制度之外,还要联合有实力的政权共同伐辽。
960年北宋建立。962年,高丽遣其李兴裕等入宋“献方物”, 启了宋丽间的友好往来。此后,宋于976年、978年、979年、983年、985年、990年、992年多次加封高丽国王。以宋太宗朝遣使高丽册封最为频繁,加封官制亦是有宋一朝之最厚,就比如在985年册封高丽国王《高丽史》记载：“特授检校太傅,依前使持节玄冤州诸军事、玄宽州都督、充大顺军使、高丽国王,加食邑一千户,散官,動如故。”
北宋的建立,对竭力南进企图统治中原的辽来说,无疑是一巨大障碍。而这一时期,北宋更是希望收复后晋割让与辽的燕云十六州。979年宋太宗亲征北汉大胜,于是决定一鼓作气收复燕云十六州,结果在高粱河惨败。为了能成功收复燕云十六州,北宋希望与高丽联合攻辽。985年辽圣宗初立,萧太后临朝,主少国疑。北宋想趁此机会大举北进,恢复燕云十六州。北宋希望能联合高丽伐辽,于是遣监察御使韩国华出使高丽希望能与高丽“迭相犄角,协比邻国,同力汤平。奋其一鼓之雄,堪比垂亡之寇”。
986年,宋开始了史称“雍熙北伐”的对辽战争。宋太宗的乐观被现实无情地粉碎了,辽反守为攻,以凌厉的骑兵扫荡了宋的北部边境。在此次战役中,高丽并没有像宋朝想象的那样积极出兵帮助北宋。高丽正致力于巩固王权的国内改革,从本国利益出发不愿卷入战争消耗实力。辽早已有``将征高丽”之意,但为避免两线作战的不利局面,遣使赴高丽请和。但高丽的这次“迫不得已”的出征着实激怒了辽,当年7月“诏诸道缮甲兵,以备东征高丽”。为了解除后顾之忧,辽决意伺机对高丽展开更大的征伐。
十一世纪中下叶宋丽关系的发展
十一世纪中下叶,宋丽间已经没有政治上的臣属关系,更多的是经济文化方面的往来。人员的频繁往来是交流的重要载体,官方贸易与民间贸易发展兴盛，文化艺术的交流也空前繁荣。宋神宗时期,由于启用王安石变法,宋朝的对外关系发展一度重新活跃起来。高丽在宋神宗时期,几乎每一年或两年遣使宋朝,多为入贡或谢恩。又因高丽文宗多病,高丽亦不乏因求医乞药而遣使宋朝。宋朝在复交之后,曾两次派出大规模使节团至高丽。一次是在1078年,宋朝在长达半个多世纪之后,重新遣使至高丽本土。
宋朝没有再像宋神宗时期一样,向高丽派遣高级使团,高丽方面也曾出现连续5年未向宋朝遣使的现象。宋丽关系一度跌入低谷,至宋徽宗时期,宋丽关系才得以恢复。宋丽间的贸易往来形式主要有两种,一是官方贡赐贸易,二是民间私人贸易。宋丽贸易的发展在宋丽复交之后,成为双方往来的主要内容。
宋丽双方的官方贸易,是通过“朝贡”与“回赐”的形式进行的。官方贸易的发展,与使臣往来的规模和次数有很大关系。宋丽复交之后,宋丽双方遣使往来频繁，使臣所带物品的数量与种类都非常可观。宋朝不仅从政治上提高对高丽使臣的待遇,同时还采取各种措施给予高丽丰厚的回赐。1079年,神宗下诏“立高丽交易法”。
虽然宋朝在开国之初,就倡导积极发展对外贸易,但曾一度因辽朝的关系,禁止宋商前往高丽进行贸易。即使这样,宋丽间的民间贸易发展并未间断。在宋丽间这种以“朝贡”和“回赐”形式进行的官方贸易中,北宋回赐高丽的物品远远多于高丽朝贡之物品,加之宋朝待高丽使过于奢侈,朝廷某些官员怀疑高丽使为辽之奸细,因此受到了以苏拭为代表的官员们的反对。
双方民间贸易发展更加繁荣,大批商人往来于宋丽间经商。“宋朝廷对高丽使者进出开封途中的贸易活动,大都持鼓励态度,甚而免除有关关税和商税”。宋神宗年间曾规定,高丽贡使沿途所经过各州、县、镇、寨,必须“皆豫差诸色行户,各以其物赍负,迎于界首,日随之,以待其所卖买,出境乃已”气即便是在宋丽关系一度陷入低潮的哲宗时期,诸多规定仍有优待高丽之意。
结语：
十一世纪中叶以后,高丽对宋辽同时奉行“事大”政策,这一现象在历史上较为特殊。高丽王朝是在辽朝强大的军事实力压迫下,以小事大,以求自保,是一种纯粹的实力的较量。而高丽王朝对于宋朝进行的事大,不仅是在实力较量的基础上,而且在高丽思慕华风的背景下,从思想上心悦诚服的与宋进行往来。而此时初见端倪的慕华思想,则开启了李氏朝鲜长达八百年的慕华思潮。
在这一期间宋丽关系虽出现暂时低潮,但总体是兴盛发展。宋朝采取鼓励宋丽贸易的政策,甚至不惜制定新的律法来为宋丽贸易提供方便。宋丽间人员往来更加频繁,官方贸易有序进行,民间贸易也异常活跃,“书籍之路”畅通,经济文化交流进一步加强。宋丽间进行的交流是双向进行的,对于双方的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