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人所编的《隋书》，对隋炀帝有如此评价：“炀帝负其富强之资，思逞无厌之欲。骄怒之兵屡动，土木之功不息”。
这里的“土木之功”，也包括着那条泽被后世的京杭大运河。
这条大运河全长两千余公里，是世界上最长的人工河道。它以洛阳为中心，北起涿郡（今北京境内），南到余杭（今浙江杭州）。流经今天的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浙江六个省市，沟通了海河、黄河、长江、淮河与钱塘江五大水系。其中，大运河的邗沟和山阳渎，分别开凿于公元前486年、公元587年，是吴王夫差和隋文帝，为了军事目的而修建的。
隋炀帝下令开凿了通济渠、永济渠和江南河。
公元605年，隋炀帝下令开凿通济渠，西自今天洛阳西郊，将谷、洛二水引入黄河；东在荥阳东北，引入黄河。公元608年，隋炀帝又下令开凿永济渠，将黄河的支流沁水引入到今天的卫河，并沟通永定河和北京相连。
公元610年开凿的江南河，经无锡、苏州、嘉兴，到达杭州。
至此，由永济渠、通济渠、山阳渎和江南河组成的大运河全部竣工。
虽然这条运河在此后成了重要的交通纽带，经济命脉，但隋炀帝却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
唐代诗人皮日休就曾写诗道：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
为了一条大运河，隋炀帝杨广弄得人亡政息，国破身灭，他为何还要开凿这样一条运河呢？
唐代诗人秦韬玉在《隋堤》一诗中，认为隋炀帝是为了满足自己畅游江都的欲望；而另一部唐代作品《开河记》则认为，隋炀帝开凿运河是为了厌胜。
其实，隋炀帝虽然以“暴虐”著称，但他的政治素养与能力还是很高的。他登基之初，便想大展宏图，与秦皇、汉武一争高下。他下令开凿大运河，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开凿运河是南方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中国古代经济中心，最早是在黄河流域，先秦，两汉。然而，北方地区在经历了东汉末年至南北朝十六国时代，长达四百余年的战乱之后，经济遭受到严重破坏。尽管先后有曹魏、西晋、前秦、北魏、隋王朝采取种种措施，极力恢复北方经济，但自秦汉以来的经济中心的地位，已经开始动摇。
隋王朝将国都建在“进可攻、退可守”的关中地区，是出于政治和军事方面的考虑，而不是经济的自选。尤其是随着大量人口的涌现，关中经济无法负担如此庞大的人口数量。特别是遇到饥荒之年，隋文帝不得不率领皇室子弟、文武百官跑到洛阳去就食。
反观南方地区的经济，在过去四百多年的期间里，得到了迅速发展。大批掌握着熟练农业技能的农民南下，加上南方特有的、优越的自然环境，使得南方在东晋时期，就已经成为新的经济中心。
既然隋王朝将国都定在北方，那么如何将南方丰富的物产（粮食）转移至北方，以弥补北方生产力不足产生的物资短缺问题，就变成迫在眉睫之事。
古代交通条件有限，相比于陆运，水运是最为廉价的，也是最方便的。只有开辟一条新的水道，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北方物资短缺问题。
开凿运河是隋朝巩固统治的必然。
隋朝统一之前，中国长期处于分裂状态，南北对立，形成了截然不同的生活和社会风俗，南北彼此的认同感较低，北方的世家大族，特别是关陇贵族，瞧不起南方的士人，而南方的世族文人，也看不上粗犷的北方贵族。而且，南方的这些世族，在当地的影响力非常大，隋朝政府实行的中央派遣地方官的做法，严重地影响到他们的利益，因此双方的矛盾十分尖锐。
前南陈故地，在隋朝统一全国之初，就曾发生过大规模的叛乱。后来，零星的反叛还是不少。
为了加强对江南地区的控制，将其更快地纳入到中央管理体系中来，开辟一条能够直通南北的运输路线，就显得尤为重要。
此外，在隋朝的北方，一直都有突厥、吐谷浑的威胁，为了防备他们的侵袭，隋朝在边境上长期派兵驻守。尽管隋朝也采取了军队屯田的方式，但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十余万军人的军粮问题，还常常需要中原，甚至是南方的粮食来接济。而大运河中的永济渠一段，就是为了解决军粮问题而开凿的。
作为我国古代历史上最为重要的水道之一，隋朝开凿的京杭大运河，至今仍然在发挥着作用，真可谓是：毁灭了隋朝，造福了后代。
从某种角度来讲，隋炀帝的功绩是伟大的。而他所下令开凿的大运河，本来可以成为加强隋王朝统治的有力工具，但隋炀帝急于求成，滥用民力，使得人民无法负担，加之隋炀帝又北征突厥，三征高丽，不断地四方巡视，造成人民身上背负的担子越来越重，直到无法承受的程度。由此引发天下大乱，催生了燃遍黄河两岸、大江南北的农民起义。隋王朝不可避免地走向了灭亡。
许多时候，帝王的某些治国举措会对王朝的兴衰造成影响，用得对，用得好，将兴盛一个王朝；用得错，用得急，则会迅速毁灭一个王朝。
前事不忘，后世之师，“治大国，如烹小鲜”，许多事情，真是急不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