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私盐，是相对于官盐而言，贩卖私盐意即未经官府认可的非法盐业销售方式。从史料和文献来看，关于私盐的分类纷繁复杂，众说不一，但归纳起来，古代私盐可分为五大类：场私、商私、官私、邻私和枭私。
晚清名臣曾国藩关于私盐有两句话简明扼要：“出处防偷漏，售处防侵占。”商贩自己到食盐“出处”海滨盐场买盐，付给生产盐的灶丁盐价后，再按实买斤数到盐务衙门缴纳盐课，这是常规，如果商贩买了灶丁的盐后，不缴纳盐课、少缴纳盐课的部分就是私盐，属于“偷漏”税。“售处”就是官方规定的不同“出处”食盐的销售地，如清代太平天国运动期间，清政府规定湖南、湖北和江西等地应该销售淮盐，曾国藩认为：“主持淮政者，即须霸住三省之地，只许民食淮盐，不许鄂民食川私、湘民食粤私、江（西）民食闽私，亦不许川粤闽各贩侵我淮地，此所谓防侵占也。”以此类推，商私、官私、邻私以及明目张胆的枭私都属“售处侵占”的食盐非法销售行为。
场私，是指食盐生产区的贩私行为，也称“灶私”，就是上文曾国藩所说的“出处防偷漏”，因为在盐业官方垄断的大背景下，只有盐场才能出产盐，“场舍为产盐之所……除此而外，盐无他出”。清代官员认为：“官引之配销不足，枭徒之肆横行私，皆场灶多煎偷卖之所致。”所以，盐场成为私盐的源头，被视为“贩私之源”。其实，盐本身只是一种生活日需品，它之所以被称为“官盐”“私盐”，只是因为经销渠道、经销方式的不同，而被人为地打上了印记。
场私的出现，缘于官府所定食盐收购价格过低、盐商对灶户的剥削过重，或是政府授权的盐商没有全数收购盐的能力，再或者少数灶丁想多挣钱，和一些狡猾的商人联手偷煮盐，绕过官府管控私行买卖，危险极大，一旦抓住，有可能丢掉身家性命。同时，盐场盐官监守自盗行为也常出现，盐官与不法商贩勾结，在盐引之外再多配盐，并从中分利，剥削灶丁，贪污国课。
其次，商私专指盐商走私行为。盐商凭借向官方承包食盐销售的身份，常常会干些暗地里增加盐的重量、谎报盐斤运输途中沉没并以少报多骗取盐场补助，以及跨引地销售食盐等非法行为。因为盐商与官方联系密切，有很多商业特权，这就造成了商私的难以根绝。有清代官员一针见血地指出：“船私、漕私、邻私、枭私可以法戢，而商私不能禁。”可见，明清时期商私的问题实际上最大，而且从走私食盐数量上来说，也是最多的。
官私，是指官方人员借助职务之便的走私食盐行为。有实权的地方官员、盐务官吏利用手中权限走私食盐，一些缉私官役假名缉私，将没收的盐自行偷卖，还有一些漕运船丁等，在漕运船上偷带私盐，在运河沿岸销售獲利。这些都属于官方系统的食盐走私。明朝的刘瑾、严嵩，清朝的年羹尧、和珅等，这些大贪官都曾染指贩卖私盐。他们没有被查办时，人在台上，位高权重，普通官员根本不敢碰他们，即便知道他们在贩卖私盐。
邻私，自食盐专卖后，尤其是明清时期划定食盐销售区域（引岸）后，邻私就出现了，它是指相邻引地的食盐违法跨境销售。明代规定：“鬻盐有定所，刊诸铜版”“盐与引（岸）离，即以私盐论”。规定各个产地的盐必须在政府规定区域销售，否则就是私盐！
道光十八年（1838年），时任湖广总督林则徐写过一道疏奏：“其近（四）川近粤近潞之处，与两淮场灶皆远，而邻盐一踧即就，成本既轻，售价自贱。”这就是商贩非法侵入两淮盐引地销售食盐的一个例子。因为食盐销售区划的不合理，造成了一些偏远地方，法定食盐销售商无法及时提供官盐，而且即便官盐能到，“邻省盐课皆轻，（两）淮纲独重，即彼此同一官盐，亦必彼盈此缩。”不同省份不同盐引地的盐税高低不一致，也造成盐税重的两淮盐没有市场竞争力，可见，邻私是依靠售价和地理优势来同官盐竞争的。因为邻私的售价低、质量好、靠得近的原因，百姓更乐意购买私盐。
不同省份的官办盐务为了完成盐课或者说是多获取盐利，存在激烈竞争，这种竞争在明清时期一直存在。太平天国运动期间，湘军为了盐引地，甚至与一些地方政府动刀动枪“争地盘”。据《李兴锐日记》记载，同治后期，淮北盐商多卖一纲余盐，可获利润20～30万两银子，这在当时是巨款，其时官府雇佣的壮年夫役每月薪水才3两多银子。重利之下，盐商不惜铤而走险。
枭私，是指一些贪财婪货的奸猾强横势力利诱、裹挟一些商贩流民组成的贩卖私盐的武装团伙。历史上的盐枭不少，有些大盐枭还发动过大规模的社会动乱，如唐朝末年山东的黄巢，元末泰州的张士诚、黄岩的方国珍，明清时期，明火执仗、公然抗官的盐枭更是不少，明代曾出现“势豪多掺中，商人既失利，江南、北军民因造遮洋大船，列械贩盐”“私盐四出，官盐不行”的混乱局面。清代名臣林则徐认为：“向来匪类，大半出于盐枭。”综观明朝海盗、“倭寇”，以及清代各种会党，盐枭都是中坚力量。
总之，明清时期对于种类繁多的私盐贩卖行为，虽然严令禁止、着力打击，同时也有些盐务变通改革措施，但是直到王朝末期都难以根绝走私，原因复杂，而从根本上来看，是由当时有欠科学的盐政机制和暴利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