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封建文化的本源，来源于西周的建立，周公建立的宗法制度让中华文明走上了礼仪之邦的位置。自此，孝道便成为了维系家庭稳定，以及评判道德品质的重要指标。春秋战国之时，虽然礼崩乐坏，但是孝道却很好地传承了下来，到了汉朝独尊儒术之后，孝道作为儒家学说所提倡的处事方式更是在中国民间广为推行，终于融入了我们的民族基因。
祠堂中的“忠孝”
不过在崇尚清谈，文人思想高度兴盛的魏晋时期，人们普遍认为当时孝道的维持受到了很大的挑战。尤其是曹操提出可以招收“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为官之后，孝道的价值似乎在道德体系中第一次来到了比较低的位置。加上魏文帝曹丕和魏明帝曹叡都有过不太遵从孝道的表现，就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对于魏晋时期孝道崩坏的印象。不过我们可以看到在曹叡执政期间，他几乎每年都会举行悼念其亡母甄氏的活动，似乎也是一名孝子。
故借此机会，我将从魏明帝追封甄后入手，分析孝道在魏晋时期的改变，探析曹魏政权对于孝道的真正看法。
引言
魏明帝曹叡的生母甄氏本来为袁绍之子袁熙之妻，在曹操击败袁绍并平定河北之后，他将甄氏许配给曹丕为妻。起初曹丕和甄氏还是十分恩爱的，他们生下了魏明帝曹叡以及东乡公主。不过后来在曹丕迎娶了郭后之后，对于甄氏便愈加冷落。甄氏对于这样的状态抱怨不已，终于惹恼了曹丕，并将甄氏赐死。
魏明帝曹叡
魏明帝曹叡作为甄氏的亲生儿子，对于母亲的死似乎一直耿耿于怀。由于有传闻说是曹丕逼死了甄氏，曹叡似乎一直对自己的父亲怀恨在心。在曹丕去世之后，他还一直向郭后追问自己母亲的具体死因，终于令郭后忧惧而亡。曹叡登基之后，几乎每年都要举行祭奠自己亡母的活动，而且追封自己的母亲为文昭皇后，甚至还为其建立宗庙，这是之前没有先例的事情。
《三国志》记载：“明帝即位，有司奏请追谥，使司空王朗持节奉策以太牢告祠于陵，又别立寝庙。太和元年三月，以中山魏昌之安城乡户千，追封逸，谥曰敬侯；适孙像袭爵。四月，初营宗庙，掘地得玉玺，方一寸九分，其文曰‘羡思慈亲’，明帝为之改容，以太牢告庙。”
魏文昭皇后甄氏
由此可见，曹叡是十分爱自己的母亲，并且按照孝道好好尽孝的。但是对于自己的父亲却似乎没有做到尽孝的责任，我认为这与魏晋时期的文化风气有着莫大的联系，下面就将为大家进行分析。
魏晋清谈对于孝道理解的影响
《孝经》是儒家文化的经典著作，在旧时认为是孔子所作，不过后来经过考据认为其应该成书于秦汉之间，在东汉末年，《孝经》一书已经在民间有了很大的影响力。当时的名士何晏，王肃等人都曾为《孝经》作注，由此可见在魏晋时期，孝道还是深得贵族们认可的。
《三国志》记载：“初，肃善贾、马之学，而不好郑氏，采会同异，为《尚书》、《诗》、《论语》、《三礼》、《左氏解》，及撰定父朗所作《易传》，皆列於学官。”
魏晋经学大家王肃
但是与两汉的文人不同，魏晋名士们并不是绝对的儒生，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已经开始接受老庄学说的影响，而开始重新审视人生的价值以及社会的规则，为《孝经》做注的何晏自己就是清谈的创始人。在道家学说的影响下，人们开始关注追求自然的状态，而不仅仅是遵守既定的规则，对于孝道的解释也逐渐多样化起来。
其中最为激进的观点莫过于孔融在《说孝》中提出的观点，他认为孩子不过是父亲发泄的产物，而孩子与母亲的关系也好比内容物与容器的关系，一旦彼此分立，便再无瓜葛。这样的论调自然无法被当时的世俗道德所接受，而孔融自己也因为出言不逊被曹操杀死。由此可见即使宣称可以任用不忠不孝之人的曹操对于孝道还是有着一定的底线的。
《说孝》中记述：“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母之与子，亦复奚为？譬如物寄瓶中，出则离矣！”
东汉末年名士孔融
而其他人对于孝道的解释便更加温和，只是引用其他先贤的观点来进行简单的改良。他们引用的最重要的观点来自于荀子，荀子认为任何礼仪都要符合人性，如果能够与人性相契合，那么即使稍微打破规则，也是可以接受的。这样的观点与当时崇尚自然的魏晋名士们的理想状况相符合，因此这也成为了孝道在魏晋最主流的解释。
《荀子》记载：“明于从不从之义，而能致恭敬。”
从这样的观点出发，似乎曹叡由于父亲死于盛夏，酷暑难耐而不去送葬的行为也得到了合理的解释。
内心情感与孝道表现的统一
在中国古代多为家长制，家长在家中有着至高的权威，因此父亲更多是以严厉，疏远的角色出现在亲子关系之中，而母亲则多是承担子女感情依托的角色，这也让中国传统家庭中形成了“严父慈母”的典型家庭结构。
《礼记》记载：“今父之亲子也，亲贤而下无能；母之亲子也，贤则亲之，无能则怜之。母亲而不尊，父尊而不亲。”
在这样的家庭关系下，子女们势必与母亲的感情更为亲近，在帝王家，皇帝与子嗣之间要保持适当的距离，还要维持为人君者的尊严，因此父子之间的距离感更甚于平民人家。而前面我们提到，在魏晋时期，人们追求自然，追求情感的释放，而且对于孝道的评价标准从是否按照礼制，变更成为是否符合人性与自己的感情。那么曹叡对于祭奠母亲的热衷与其对于父亲的冷漠就得到了很好的解释。
魏文帝曹丕
前面提到，曹丕赐死甄氏应该在曹叡的心中留下了很大的阴影，从此曹叡与曹丕便渐渐疏远，感情不深，自然祭奠不勤。而母亲作为曹叡心中一直难以迈过的槛，他必须用积极频繁的祭奠活动来试图弥补母亲遭受的苦难。加之其本身与母亲就较为亲近，这样的行为也就可以理解了。
《三国志》记载：“哀子皇帝叡亲奉册祖载，遂亲遣奠，叩心擗踊，号啕仰诉，痛灵魂之迁幸，悲容车之向路，背三光以潜翳，就黄垆而安厝。呜呼哀哉！昔二女妃虞，帝道以彰，三母嫔周，圣善弥光，既多受祉，享国延长。哀哀慈妣，兴化闰房，龙飞紫极，作合圣皇，不虞中年，暴罹灾殃。愍予小子，茕茕摧伤，魂虽永逝，定省曷望？呜呼哀哉！”
文德郭皇后
而且在当时的社会制度背景下，人们普遍与自己的父亲比较疏远，因此民间也有更加重视母亲丧葬的风气。曹叡在郭太后去世之后，也以很高的规格安葬了这位可能造成其母亲死亡的人，并且大为哀伤。当时的社会风气从此也大致可以体现出来。
孝道取士的延续性
虽然曹操提出了唯才是举的人才选拔方针，但是在曹魏时期，能够恪守孝道的人依然会受到君主的赏识，这其中也体现出了魏晋政府对于孝道依然有着相当的重视程度。
陈宫作为曹操的旧交，在临死前让曹操代为照顾自己的老母与子女，曹操欣然允诺，并且评价陈宫为高洁之士。而在曹操属下张邈叛乱之时，张邈将毕谌的父母妻儿全部劫走相要挟，毕谌只好跟随张邈一起反叛，而在后来毕谌重新归顺曹操的时候，曹操也由于他是出于孝心反叛而不予追究。
吕布谋士陈宫
至于曹家宗亲曹休，他在战乱中为了保全母亲的性命，便南渡到了东吴地界，在后来回归中原的时候被曹操称为家族中的“千里驹”，而到了曹丕在位期间，曹休的母亲因病去世，虽然曹丕禁止他为母亲服孝，给他酒肉，夺走他的丧服，但是内心还是对他至孝的表现感到十分钦佩。
《三国志》记载：“曹休字文烈，太祖从子也。天下乱，宗族各散去乡里。休年十余岁丧父，独与一客担丧假葬，携将老母，渡江至吴。以太祖举义兵，易姓名转至荆州，间行北归，见太祖。太祖谓左右曰：‘此吾家千里驹也。’”
由此可见曹魏的前两任君主虽然自己在孝道的执行上往往有所瑕疵，但是他们依然会对恪守孝道之人青睐有加，更遑论自己都在严格履行孝道的曹叡了。而政府对于孝道的提倡，以及基于孝道对士人的选拔，使得即使在清谈之风盛行的魏晋，中国文化还是没有丢掉孝悌文化，这也为后来晋以孝为纲建立的家天下打下了基础。不过司马家内部对于孝悌的执行程度则沦为了千古笑谈。
曹魏大司马曹休
评价
魏晋时期是中华文化哲学大发展时期，继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之后，很少有文人如此热衷于纯粹的哲学讨论。在这样的背景下，被推行了几百年的孝道此在时期出现了全新的解释，以自己的情感为出发点，寄托情思，只要不做出违背人性的事，便足以成为尽孝的魏晋孝道，得以奉行。这种自然洒脱，能够直抒胸臆的孝文化成为了封建时代中华文化的奇景。他们摒弃了繁文缛节的约束，却没有僭越人伦的界限。他们揭开了虚伪的礼教流程，用独特的方式纪念自己挚爱的亲人。这样直率而不加掩饰的行为，可能也只有在魏晋时期方得一见。
而一直被诟病不遵守孝道的曹家子弟其实也有着对于孝道的坚守，而以孝治天下的司马家倒是戴上了虚伪的面具，真性情与伪君子之间差的可能就是建安风骨中的那股风流气韵吧。
参考文献：《三国志》、《晋书》、《魏略》、《资治通鉴》、《荀子》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