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初年巩固专制主义和中央集权而采取的制度，中央和地方行政机构是保障政权的巩固和权力的集中，军队和刑法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科举和学校是保障官吏来源，维护封建统治基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明初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措施比以往各朝更完整并极端强化了，严惩贪腐成为朱元璋整顿吏制的补充措施。
朱元璋政权的中坚是跟随他闯天下的功臣。朱元璋认为，“人有恒产斯有恒心，今天下富民生长田里之间，周知民事”（《太祖实录》卷252），明朝建立后，在应天府收罗地主上层人物共1460人到南京做官，洪武三十年又在江南地区把有土地七顷以上的地主14241户编成专册，以备召见录用。朱元璋竭力扩大统治基础，“富户老民，皆得进见，奏对称旨，辄拜为官”。朱元璋在破格提拔地主富豪的同时，对各级职官和地方豪强的惩治也是极其严厉的，一是镇压豪族，二是大兴“文字狱”，三是严惩贪污。
什么叫文字狱？因文字、著述被罗织罪名，构成案件而处以刑法，就是文字狱。朱元璋的文字狱，凡是与皇帝意志违背的思想、言论，都被视为“大逆不道”，惨遭杀害，在洪武年间，有大批文人学者因为触犯文禁而遭无辜横祸。
朱元璋为什么要大兴文字狱？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中央集权空前强化，统一思想的需要。二是朱元璋个人的心理因素作用，朱元璋的政治道路是从贫穷的放牛娃、游方（化缘）僧到投靠郭子兴当兵，再从亲兵、百夫长到将军，然后从农民起义军领袖脱变为封建皇帝。这样的人生经历，他忌讳当过和尚和参加过农民起义（封建地主骂农民起义为盗贼），不能容忍这两个方面的“嘲讽”，如当时的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替人写《谢增俸表》，有“作则垂宪”一句，常州府学训导蒋镇为本府作《正旦贺表》中有“睿性生知”一句，“则”与“贼”，“生”与“僧”谐音，朱元璋知道后大怒，认为是骂他当过和尚，作过贼，揭了他的老底，处以林元亮和蒋镇死刑。朱元璋洪武年间的文字狱，是自秦始皇“焚书坑儒”以来加强思想专制的发展，到清朝康熙乾隆时期达到高峰。
当了皇帝的朱元璋，少年时期的苦难经历是他挥之不去的阴影，对官吏贪污深恶痛绝，因此吏治极严，严惩贪腐威震官场。洪武五年，颁《铁榜文》，规定权臣谋反处极刑，其他犯罪三次即取消作官资格，四犯与民同罪。对公卿犯法，杀戮之多，明初有许多记载，除胡、蓝等人外，还有李善长等，往往一案就牵连数上千人。
朱元璋一个独特的地方，对公卿子弟要求极严，早在统一之前，大将胡大海之子犯法当杀，当时胡大海正带兵打仗，有人劝朱元璋免于治罪其子，防止胡大海临阵叛逃。朱元璋说：“宁可使胡大海叛我，不可使我法不行”（明史·胡大海传），亲自将其子处死。
明初“四大案”（胡惟庸案、“空印案”、郭桓案、蓝玉案）之一的“空印案”，即是整治地方官吏贪污之案，明太祖发现地方州县到中央户部核算钱粮数，常带一种盖印的空白文册，常自行填写和修改，查明其中有私吞公钱粮之事，于是将涉事地方衙门掌印官一律处死。
对一般贪污案，一贯杖70，八十贯以上处绞刑。管仓库者贪污四十贯以上斩，地方官贪污赃钞60两银以上，枭首示众，剥皮实草。各府县衙门都有“皮场庙”，作为剥皮的场所，公堂旁常常悬一个填满稻草的人皮袋以警百官，可见朱元璋惩治贪腐之严厉。
总之，朱元璋严惩贪腐的力度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上空前绝后，使明初专制得到了强化，在一定程度上使政治比较清明，为明朝成为中国封建时代的第三个盛世奠定了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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