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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振铎与《玄览堂丛书》

2020-08-31新闻10

在抗日战争期间,郑振铎曾经说过:“假如有人问我,你这许多年躲避在上海,究竟做了些什么事﹖我可以不含糊的回答他说,为了抢救并保存若干民族的文献。”从1940年至1941年的两年中,郑振铎、张元济、张寿镛、何炳松、张凤举等人在上海组织“文献保存同志会”,并由时在重庆的中央图书馆馆长蒋复璁居中联络,舍身忘我地在敌人的魔影下坚持工作,从私家及旧书店为中央图书馆代购善本约3800种左右,这个数字差不多相当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北平图书馆数十年之积累。这使得该馆的善本书骤增,有如贫儿暴富,令人刮目相看。

在收购并保存善本书的过程中,郑振铎等人考虑到在险恶的环境下,那么多重要秘籍、孤本积聚在一起,不易保管,而且在战乱中辗转运送可能遭受不可抗拒力量侵袭,因此产生先选择若干孤本,编成丛书,陆续影印出版,以广其传。第—批所选由于以明代史料为多,故郑振铎拟定书名为《晚明史料丛书》,在征求“同志会”成员意见后,易名为《玄览堂丛书》。

以“玄览”作为《丛书》之书名,是颇有讲究的。盖“玄览”者,远见,深察也。《老子》“涤除玄览,能无疵乎﹖”河上公注云:“心居玄冥之处,览知万物,故谓之玄览。”晋陆机《文赋》有“伫中枢以玄览,颐情志于典坟”之句。这些都隐喻图书为当时中央政府所有之意,所以《丛书》就以“玄览”为名了。

《丛书》的序,用的是“玄览居士”的名字,那是郑振铎的化名。他在序中将为什么要印这些得之不易的秘籍,说了个一清二楚。有云:“今世变方亟,三灾为烈,占书之散佚沦亡者多矣,及今不为传布,而尚以秘惜为藏,诚罪人也。夫唐宋秘本,刊布已多,经史古著,传本不鲜,尚非急务。独元明以来之著述,经清室禁焚删夷,什不存一,芟艾之余,罕秘独多,所谓一时怒而百世与之立言。每孤本单传,若明若昧,一旦沦失,便归澌灭。予究心明史,每愤文献不足征,有志搜访遗佚,而数十年而未已,求之冷肆,假之故家,所得珍秘不下三百余种,乃不得亟求其化身千百,以期长守,力有未足,先以什之一刊布于世。”

对于影印古籍来说,并非只要是善本书都可影印的,大凡影印的选择标准不外乎是“稀”和“珍”。流传罕见者,此为“稀”;有学术价值者,此为“珍”。《丛书》分有初集、续集、三集。初集31种,120册,于1940年在上海精华印刷公司商务印书馆在沪印刷厂之化名影印。初集的子目来看,大抵关于边疆史地、内政、外交、典章制度者居多。从版本来说,凡明刻本24种、清初刻本l种、明抄本4种、抄本2种。除第一种《纪古滇说原集》,为元张道宗撰;第3l种《馘闯小史》为清葫芦道人撰以外,其余29种,都是明人的作品。查诸《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不见著录的即有《漕船志》、《旧京词林志》、《高科考》、《九十九筹》、《东事书》等八种,皆极难得之书。续集20种,120册,于1947年由国立中央图书馆影印,计明刻本11种、明抄本3种、清初抄本暨旧抄本6种。而除《大元大一统志》是元孛菌盼等撰,其余亦皆明人所撰。三集12种,30册,于1955年由国立中央图书馆影印,笔者未见。

“同志会”代中央图书馆购得的善本上,都钤有“中枢玄览”印,盖“中枢”者,朝内,中央政府。唐刘禹锡《和令狐相公初归京国赋诗言怀》云:“凌云羽翮谈天才,扬历中枢与外台。”隐喻中央虽居玄冥之地,仍能远览万物,留意于典册。此“中枢玄览”四字印,是“同志会”成员徐森玉先生托请篆刻家王禔福庵为之奏刀,钤盖每册之上的。然而在初集、续集的书中却没有这方钤印,想必钤印是影印复制之后的事了。

《丛书》有提要一卷,为先师顾廷龙先生所撰。查先师《日记》,1945年2月11日,有“钱钟书来。蒋复璁属撰《玄览堂丛书提要》,许之”。直至3月27日止,先师方将《提要》写毕,抄写竟日。而《丛书》第三集的编辑出版事宜,则为郑振铎委托顾先生主持。据郑1949年2月26日致顾信云:“《玄览堂三集》事,盼兄鼎力主持,如不能续印下去,则仅此四十册亦可成书,乞商之慰堂兄为荷。”慰堂,是蒋复璁的号。后第三集的出版由于财务上的问题,一直无法上机印刷,而正式出书则是在1955年7月了。今初集、续集、三集之《提要》,皆为《顾廷龙文集》收录。

1946年11月,王重民先生还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做他的研究,当他看到国会馆购来的《丛书》,认为极有价值。31种中,有五种他曾见有原刻本,旧有记。而其未见者亦多为欲读之书,他细细阅后,就所得写了24篇短记,约8000字,发表在《图书季刊》新第八卷上,题目开门见山,就是《读玄览堂丛书》。

影印孤本秘籍,使之化身千百,为古书延一线之脉而作续命之汤,这是功德无量的事。而据徐森玉、郑振铎的估算,他们当时所获古籍善本中,大约可影印出版者有300余种,可惜由于多种原因而无法进行下去。如今影印《丛书》之事已过去了一个甲子,又由于《丛书》的初版传世不多,国内所存亦难得见。而在台湾地区,仅存有两部,所以在1982年,台北国立中央图书馆与正中书局合作,重印《丛书》初集,序即为蒋复璁所写。然而蒋序却误“玄览居士序”为徐森玉主笔,且所云种数也误作33种。

当年郑振铎写给蒋复璁的所有信件,均珍藏在台北“国家图书馆”特藏组,笔者五年前曾全部浏览一过,其中即有关于影印《丛书》之便笺数十张。我以为郑振铎等人在艰难的岁月中为国家、为民族、为中国传统文化保存了那么丰富的珍贵历史文献,这等功勋是不能用金钱去衡量的,他们的辛劳昭然在人耳目,这是值得今天的我们要永远纪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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