藩镇割据是唐朝后半段历史的一个重要的现象。藩镇割据并不只是影响了一个唐朝，还影响了后边的五代乃至宋代的政治结构、政治形态，甚至还改变了我们的文化，改变了我们的思维。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要讲藩镇割据，首先我们当然就得谈一下藩镇割据的开端，也就是节度使的出现。节度使是在安史之乱之前就已经出现了的。按照菊池英夫的看法，他认为唐朝前期实行的是所谓行军制度，从行军制度到藩镇的形成一共经历了如下几个过程：由行军到镇军，镇军到军，军到节度使。相应地，军队的长官就经历了由行军总管到镇军总管，再到军使再到节度使这样的一个发展历程。节度使原本只是单纯的军事长官。
但是往后发展，就出现了一个现象——这在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就是一旦在某一个重要地区设置一个军事长官之后，由于他需要指挥战争，需要调配各种资源，久而久之，皇帝会给他越来越多权力。其结果就是节度使由单纯的军事长官，变成集军事、行政、财政等一系列大权于一身的地方官僚。再加上一些别的因素，节度使势力坐大就是非常有可能的了。安史之乱也是这么爆发的。
我们首先来分析一下唐朝安史之乱之后的藩镇割据。安史之乱之后，藩镇割据的第一个阶段，就是从唐代宗初年到唐德宗末年，一共有将近40年的时间。公元763年，安史之乱的最后一个领导者史朝义自杀，安史之乱宣告平定。但是安史之乱平定的过程不仅艰辛、牺牲巨大，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在整个过程当中，唐朝根本没有建立起一个可靠的、完全听命于中央且富有战斗力的中央军群体，而是建立了很多藩镇，利用这些节度使的力量以及回纥的兵力来平定藩镇的叛乱。结果平定了之后，就出现了这样一个现象：为了安抚那些安史旧臣，唐朝中央政府采取了绥靖政策。
比方说，中央政府委任安史旧部李怀仙为卢龙节度使、李宝臣为成德节度使、田承嗣为魏博节度使，这三个人的统治范围基本上涵盖了今天河北省的全境以及山东的北部。这一带同时还有薛嵩任相卫节度使，统治范围在河北的西南部，到冀、豫、晋交界地带。薛嵩死了以后，相卫节度使的地盘就被田承嗣兼并了。
我这里顺便说句题外话，薛嵩是薛仁贵的后人。历史上没有出现过薛刚反唐的事件，甚至根本没有薛刚这个人，但是薛家的薛嵩的确参与过反对唐中央政府的安史之乱。薛嵩投降之后，态度总的来说还是比较恭顺的。可是他死了以后，他的地盘被田承嗣兼并，由此河北三镇逐渐形成，也就是刚才提到的卢龙、成德、魏博，而这三镇就变成了整个藩镇割据的核心力量。河北三镇可以说自成一统，而且节度使职位是父死子承，或者由牙兵牙将来拥立，这个情况之前也提到过，朝廷无权过问，能做的只是事后承认而已。
后来到了唐德宗时期，唐德宗刚开始当皇帝的时候雄心勃勃，是一个富有理想的君主，继位之后，他准备铲除藩镇。建中二年(781)正月，成德镇节度使李宝臣病故了，他的儿子李惟岳上表朝廷要求继承父位。这次唐德宗不按照惯例出牌了，唐德宗禁止李惟岳继承他父亲的职位。结果一时间，有好几个藩镇觉得唇亡齿寒，魏博节度使田悦、淄青节度使李正己、山南节度使梁崇义，为了他们共同的利益，联合李惟岳武力对抗朝廷，然后唐德宗就发兵去攻打他们。
但是唐德宗的军事策略有一个巨大的先天缺陷，就是中央当时手里头根本没有可靠的富有战斗力的直属军队，或者说没有成规模的直属军队。因此他采取的办法就是调藩镇的力量去打击藩镇。藩镇听命于中央，那一切好说，但是如果藩镇起了私心，中央该怎么办？刚开始战斗还比较顺利，比方说淄青的李正己病死了，他的儿子李纳大败，李惟岳也被部将杀了，剩下田悦在魏州负隅顽抗。就在这时，成德镇的大将张忠和投降了，然后唐德宗就委任他为成德节度使，局面一时看起来似乎很好。但是这个时候，唐德宗调去打那些叛乱藩镇的幽州节度使朱滔，却与这些藩镇联手，造唐朝朝廷的反。
到了建中三年(782)底，卢龙节度使朱滔自称冀王，成德王武俊自称赵王，淄青李纳称齐王，魏博田悦称魏王，四镇联手反抗中央，还有一个淮西节度使李希烈也跟着凑热闹。李希烈在消灭了梁崇义之后，自称为天下都元帅，不久竟然又称帝，号称楚帝。我这里顺便说一下，李希烈就是杀害颜真卿的罪魁祸首。然后又发生了一件对唐德宗的内心构成了极大打击的事件，那就是泾原泾师兵变。怎么回事呢？我刚才提过，唐德宗的军事策略是调藩镇的军队打藩镇，结果就出现了一个现象，他当时调泾原兵马使的军队到淮西前线去作战。这些军队满怀信心，以为路过长安的时候，皇帝一定会亲自出来犒赏他们，所以带了很多家属跟着行军，这样就可以把皇帝赏给他们的绢帛或者金银直接搬回家去。结果到了长安却发现，有司别说是赏赐了，甚至都不让他们进城，而且给他们供应的饮食也非常差，连酒都没有，结果这些士兵一怒之下发生了哗变。说实话，唐朝中央政府在当时真的是权威丧尽了，哪个地方稍微有点不注意，就能引发一场新的叛乱。结果这帮家伙一叛乱，加上长安城空虚，唐德宗只得被迫逃往奉天。然后这些叛兵拥立了朱滔的兄长——正在长安赋闲的朱泚，朱泚自称秦帝。这下天下出现了四个王、两个帝(秦帝和楚帝)，由此人们把这场动乱称为“四王二帝”之乱。然后这些叛军围攻唐德宗所在的奉天城，唐德宗的生命安全岌岌可危，差点被叛军所杀，多亏了朔方节度使李怀光的增援，这才逃得一命。但是，紧接着，朔方节度使李怀光因为与宦官之间的矛盾，对朝廷不满，又叛乱了。李怀光的朔方军原本是平定安史之乱的功勋部队，是当年郭子仪、李光弼的老部队，这样的一支部队竟然叛变了。这对于唐德宗来说，当然在心理上造成了极大的打击。后来这些叛乱虽然被平定了，但从此以后，唐德宗一蹶不振。《唐会要》是这样说唐德宗的：“承奉天之难，厌征伐之事，戎臣优以不朝。终老于外。”也就是说，这一场削藩反倒大大打击了唐中央，使得唐德宗意志消沉。
这是藩镇割据的第一个阶段，但是话说回来，这个阶段内唐德宗也不是全无举措。唐德宗晚年虽然没有再对藩镇发动什么新的进攻了，但是唐德宗在两方面做了准备：一方面，实行了税收改革，采取了很多措施使得国家的财政得以改善，为未来的削藩奠定了财政的基础；另一方面，开始有意地建立一支中央军——神策军。
神策军原本是天宝十三年(754)，由陇右节度使哥舒翰在临洮建立起来的，原本是唐朝众多部队当中一支不起眼的部队，但是后来这支部队屡次勤王有功，尤其是军事指挥权曾经归属过大宦官鱼朝恩。唐德宗建立中央军队的时候，他最信赖的就是这支神策军，而神策军后来听命于中央。在后来的很多削藩战役当中，神策军的确发挥了不小的作用，但是我们必须指出，唐朝后期的政治就是这个特点——压倒了葫芦起了瓢。怎么讲呢？神策军的指挥权始终归于宦官之手。神策军的主要指挥者是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而护军中尉往往是由宦官兼任的。这就造成了一个问题，神策军在帮助皇帝平定藩镇的同时，也变成了宦官专权的一块基石，因此也是一把双刃剑。
唐代藩镇割据的第二个阶段，也就是唐宪宗时期。唐宪宗此人精明强干，雄心勃勃，可以称得上是安史之乱之后唐朝最有作为的一位皇帝。他的前前任皇帝是唐德宗，德宗死了之后是顺宗，顺宗下台之后是他。这里我必须指出的是，德宗积攒下来的家底，也是帮助宪宗成就一番事业的重要因素。唐宪宗在武元衡、裴度等人的支持之下，对淮西等叛变藩镇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在这个过程当中，叛变藩镇派出刺客暗杀了武元衡，打伤了裴度，即便如此，也没有干扰到唐宪宗的决心。结果以淮西节度使吴元济被擒为标志，唐宪宗取得了重大的胜利，而河北三镇也都相继归降。
由此，乍看起来唐朝似乎平定了纷争，一时显得前途光明。但是历史往往是由不少偶然事件组成的，唐宪宗被宦官陈弘志等人暗杀了。他死了之后，继位的是唐穆宗。穆宗、敬宗、文宗连续三位皇帝都属于懦弱无能之人，尤其是穆宗。穆宗继位之初，朝廷错误估计形势，认为藩镇既然已经平定，那么就应该裁汰兵员、减轻财政方面的压力。但是他们忽略了一个问题。这个时候距离当年的安史之乱已经过去了将近七十年，在这个漫长的过程当中，各个藩镇已经形成了一些职业的军人集团。这些职业军人集团除了参军、打仗、吃官粮，别无长计，也没有什么其他的生活基础。结果朝廷要休兵，就强行让这些人退伍，却没有给他们找好退路。于是这些得不到生活保障的退伍老兵纷纷潜入山林，变成了所谓山野盗贼。河北三镇降而复叛的时候，他们又立刻加入到叛军里边，而且带着比以前更大的怨恨。
河北三镇之所以降而复叛，有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河北三镇胡化时间已久，无论是从心理上、文化上，还是政治上，都与中央格格不入，更何况中央派去的那些以张弘靖等人为代表的接收大员，也有处置失当之处。他们一方面在文化上蔑视这些河北将士，另一方面自己生活奢靡无度，引发了河北将士的反感，甚至贪污受贿，把中央原本要给兵士的赏钱也都全部贪污了下来，由此引发了河北将士的不满。河北三镇首先由卢龙发难，然后紧跟着成德、魏博加入，由此河北三镇重新恢复了割据的局面，中央再也无力镇压。一直到后来唐武宗时期，中央才对泽潞的节度使刘缜展开讨伐，取得了胜利。但这个只能算是局部的胜利，而河北三镇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归顺过中央。
张国刚先生有一本名著叫作《唐代藩镇研究》，他在其中把藩镇进行了划分。我们要知道当时全天下到处都是藩镇，但并不是所有的藩镇都像河北三镇一样是反抗中央的。按照张国刚先生的说法，藩镇可分为河朔型藩镇，以河北三镇、淮西、淄青为代表，他们公开与中央对抗，是叛乱型的藩镇；中原型藩镇，是指像汴宋、武宁、忠武、河阳、泽潞等藩镇，他们多数时间段内是听命于中央的，而且能够保卫中央；边疆型藩镇，比方说凤翔、邠宁、鄜坊、泾原、天德、银夏、灵武；以及南方负责镇守边境的藩镇，比如安南、岭南、桂管、黔中等；还有就是东南型藩镇。
东南型藩镇非常重要，因为整个中央的财政全部仰仗东南型藩镇，比方说浙东、浙西、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荆南等这些地方，它们的地方税收大部分上供中央。可以说唐朝中央在安史之乱之后，还能够支撑150年，与东南型藩镇财富的支持是分不开的。
所以不同藩镇的问题，我们不能同等对待。也就是说藩镇是纷纭复杂的，类型是多变的，而且藩镇与中央之间的关系也是非常微妙的。比方说河北三镇完全是抗命中央，父死子承，或者由牙兵牙将来进行拥立，而其他很多藩镇人事任免则直接听命于中央。
说到节度使的更迭，在这里我们必须指出，那些叛乱型藩镇还有一个重大的特点，就是前面提到的牙兵牙将的问题。刚开始，藩镇是所谓父死子承，结果后来正如孔子形容春秋时期的政治一样：刚开始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后来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后来政由大夫出。而藩镇也经历了这样的一个历程，一开始，是由中央委任节度使，结果后来父死子承，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结果后来连诸侯都不管用了。他们身边的禁军和亲军，也就是所谓牙兵牙将开始登上历史舞台。稍有不满，他们就发动兵变，然后拥立自己满意的将领，最后逼迫中央来承认。因此藩镇的权力结构也出现了下移的迹象。另外张国刚先生还认为，在唐代财政制度的规定下，军费开支是地方化的，这意味着地方财政由节度使来掌握，这直接导致兵士与藩帅之间在财富分割上处于尖锐对立的状态，这是引发牙兵牙将叛乱的一个重要原因，而牙兵牙将的叛乱也导致节度使更迭频繁。
《唐会要》把这个现象形容为“甚于一棋”，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帮家伙更换节度使的速度跟下棋一样快。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现象后来也影响到了五代乃至宋初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到了五代，后梁基本上还是唐朝藩镇的一个变种和翻版。但是从后唐那个时期开始，我们发现对中央的权威构成巨大威胁的已经不是地方藩镇了，而是中央禁军。这个中央禁军说白了，就是唐代各个藩镇的牙兵牙将。而后来赵匡胤所谓的“杯酒释兵权”，其实针对的就是禁军的指挥权，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特点。
所以五代的政治也好，北宋初的政治也好，其很多形态都要到唐代藩镇割据的现象当中去寻找最初的来源。而且前面提过藩镇的影响并不仅仅体现在这里，还体现在文化等诸多方面，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胡化的问题。由于河北三镇胡化的色彩比较浓厚，所以引发了唐后期到五代乃至宋朝的华夷之辨的思潮。另外就是这些藩镇的割据，使得文人集团对武人集团开始心存芥蒂，而文人集团对武人集团的这种敌视态度，后来也影响到了宋朝国策的走向。所以说藩镇的问题影响的并不仅仅是唐朝一朝的历史，它影响巨大、影响深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