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下面来谈一谈安史之乱之后，唐朝出现的文武分途，这又是一个跨越朝代的现象。也就是说，安史之乱带来的不仅有华夷之辨，还有文人集团对于武人集团的警觉。而它持续的影响体现在哪些方面呢？就是宋朝扬文抑武的基本国策的确立。
你要知道，安史之乱是军人掀起的，给唐朝带来了深刻的灾难。而且更要命的一点是，安史之乱之后还出现了藩镇割据，藩镇割据清一色又都是一些军人政权，尤其是以河北三镇，还有淄青、淮西为代表的这些割据藩镇，也都是军人政权。这是第一个方面。
另外，即便是忠于唐中央的那些武人，也经常出现叛乱。比方说唐德宗在削藩的时候，就接二连三地遭遇叛乱。刚开始，平乱战争还比较顺利，但后来各个藩镇联合起来反对他，有所谓“四王”[25]。后来泾原兵马使的兵马——防秋兵在路过长安的时候掀起了兵变，德宗被迫逃往奉天，结果遭到了朱泚(cǐ)的长期围攻，差点命丧奉天城。后来帮助他平定叛乱的朔方军节度使李怀光，紧跟着又发生了叛变，德宗又逃往了凉州。
总之一句话，唐德宗接二连三遭遇军人的叛乱，以至于他统治的后半阶段意志消沉，非常厌倦征伐之事。唐德宗这个经历，是唐朝皇帝们在安史之乱之后一个典型例证。唐朝的藩镇割据，某种程度来说，就是武人集团与中央集权之间的一种对抗。在这种情况之下，人们能不产生对武人集团的警觉吗？尤其是手握笔杆子的文人完全可以畅所欲言。所以在史料当中，我们就能发现这样一个现象，就是文人集团从这个时候开始，对武人产生强烈的敌视。当时的武人，在人们的心目当中基本上就是一个贬义词，谁要被归结为武人，就觉得自己遭到了别人的轻视、蔑视。
《因话录》中记载着这样一件事情。郭子仪曾经向皇帝提出要求，想授予某一个人州县官，结果有司竟然不答应，皇上也没有批准这件事。当时他手下有一个判官叫张昙，张昙马上就扬言，这是宰相不知体，你看咱们郭将军多大的功劳，平定整个安史之乱，堪称大唐再造之臣，这样一个功勋卓著之人求一小利而遭到阻挠，这就是宰相不识大体。但是郭子仪听说了这件事之后，跟手下人说了一番意味深长的话。他说：“自艰难以来，朝廷姑息方镇武臣，求无不得。以是方镇跋扈，使朝廷疑之，以致如此。今子仪奏一属官不下，不过是所请不当圣意。上恩亲厚，不以武臣待子仪，诸公可以见贺矣!”首先，他这话告诉我们，当时朝廷上下的确是对这些武将和藩镇一味地姑息，不敢得罪他们，生怕又引起新的叛乱，所以这帮藩镇变得日渐跋扈。节度使死了，父死子承，朝廷只能事后承认；后来连“父死子承”这个机制都被破坏了，牙兵牙将兴起了，藩镇节帅的亲兵稍有不满，就把节度使赶走或者杀死，然后自己拥立一个节度使，皇上也只能事后去追认、承认而已。所以他说“方镇跋扈”。在这种情况之下，武人但凡有所请求，皇帝没有一个不同意的，叫作“求无不得”。但是我郭子仪现在向皇帝求一个任命、一个属吏，皇帝竟然不同意。这说明在皇上的眼里，我郭子仪不是那种武臣，所以你们应该祝贺我，因为皇上对我很放心呀!
我这里顺便说一下，郭子仪这个人特别会做人。郭子仪在唐朝安史之乱之后，对武人充满怀疑的气氛当中，能够始终屹立不倒，并左右逢源，这个人有极高的情商。这番话就能很好地体现出他这个性格特点来。我们知道，正因为他是再造大唐的功臣，正因为他军功卓著，也正因为他在军中有着极高的威望，郭子仪的后半生可谓是小心翼翼。那个著名的故事“打金枝”就是发生在他身上。为什么自己的儿子打了公主之后，郭子仪吓得要那样负荆请罪？就是因为他儿子说：“你们天子有什么了不起的？我父亲是不想当而已，我父亲要想当早就当上了。”这番话让郭子仪大惊失色，因为他怕的就是皇上有这样的看法，那这话从自己的儿子嘴里边说出来，可怕不可怕？皇帝该怎么想？所以他要负荆请罪。
郭子仪可谓自古以来处理矛盾的高手之一，明明是朝廷展现出对他的戒备心理，但是被他解读为这是不拿我当外人。“不以武待子仪”，可喜可贺。而且根据《唐语林》的记载，那个判官张昙后来因为另外一件事得罪了郭子仪，结果被郭子仪给杖杀了。为啥呢？就是因为张昙讽刺郭子仪是一个武人，郭子仪反倒发了火了，可见“武人”两个字对于郭子仪来说是敏感词，他对这个事情特别敏感。对于这个故事，我们千万不要当热闹来看。这就反映了安史之乱之后，人们对于武人的那种印象。郭子仪小心翼翼回避，就是怕人们把他归到武人的行列当中去。
安史之乱带来的另外一个结果，我们之前说过，就是藩镇割据。那么面对藩镇割据、武人集团跋扈的局面，中央有多少办法呢？唉!要是真有办法，也就没有唐朝后来100多年的藩镇割据了。总的来说，唐朝对藩镇的斗争，除了唐宪宗和唐武宗时期取得过阶段性的胜利，大多数时候是没有办法的。既然没有办法在军事上压服你们，那么就从文化上进行压制，这是文人擅长的事情。武人耍枪杆子，文人耍笔杆子，虽然我不能打死你，但我可以骂死你。所以在唐朝后期的文化当中就出现了一个现象，就是文人对武人的敌视。从很多事情上可以体现出这点来。
我举个武成王庙的例子。武成王庙是唐朝国家祭祀体系的组成部分。谁是武成王呢？也就是著名的姜尚(姜子牙)。这里顺便说一下，我们中国人认为中国的文圣人是孔子，武圣人是关羽。但实际上唐人并不崇拜关羽，关帝崇拜那是很晚的事情。唐人崇拜的武圣是姜子牙。唐朝从开元年间开始，就由政府主持对姜子牙的祭祀。姜子牙的身份、地位与孔子是相当的，当时孔子在唐朝被称为文宣王，而姜子牙被称为武成王。二者享受的祭祀是一样的，比方说文宣王庙里边有“十哲”，就是儒家历史上十个著名人物，而武成王庙里边也有历史上十个著名的军事人物，即张良、孙武、吴起、白起、韩信等这些人，他们是武成王庙里边供奉的“十哲”。但是安史之乱之后，知识分子们就对武成王庙发起了舆论攻击。他们认为武成王吕尚——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姜子牙，不过是西周的一个臣子而已，所以你不能用“敢昭告”这种措辞来祭奠他，这是其一。其二，他们说姜子牙无论德行还是勋业，都没法跟孔子相比拟，所以不能跟孔子平起平坐，应该降低他的规格。多亏了皇帝力排众议，武成王庙的规格才得以继续维持。知识分子们对武成王庙发难，不是偶然的，他们认为武成王庙是属于武官系统的，这是武人应该祭祀的东西。我们文官应该把他压低，让姜子牙在级别、规格上都低于文宣王孔子，从而让武人心里头明白，你们地位要低于文人集团。
另外一个就是春秋学派的崛起。在唐朝的安史之乱之后，崛起了一个春秋学派。这个春秋学派的特点是什么呢？他们主张放弃“三传”，也就是《左传》《公羊》《穀梁》，而转回到《春秋》的原文当中去寻找真谛。他们思想的核心是“舍传求经”，而他们的政治主张是“明王道”。“明王道”的意思就是要提倡“忠”。他们对于这个“忠”相当重视，在他们看来，武人集团藩镇割据是不忠的行为，是他们应该重点攻击的对象。所以在关于武成王庙的讨论当中，春秋学派积极参与。而春秋学派在政治方面的主张就是，通过崇古、尊古这种方式来重新申明王道，强化中央集权。
唐宪宗时期曾经一度收复了河北三镇，但是到了唐穆宗长庆元年(821)，河北三镇降而复叛。河北三镇降而复叛的深层原因，当然就是河北三镇藩镇割据已久，唐朝在这儿根基不稳，但是导火索之一，与文武之间的冲突密切相关。
河北三镇作风淳朴，虽然河北地区这些藩镇的节帅是军阀，但是一个个跟士兵同甘共苦。而且普遍来说，河北地区当时文化水平比较低下，胡化色彩比较浓厚。而宪宗时期，河北三镇投降之后，唐中央向河北三镇派驻了官员，这些官员与河朔地区将士质朴的作风截然不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中央的官员进城的时候就坐着肩舆——轿子的前身，此前河北将士甚至连肩舆都没见过，因此见了之后非常惊讶。而且这帮中央的官员来了之后，就认为河北地区都是反贼的后代，因此极力压制河北的将士，并且在语言上也多加讥讽。比方说韦雍、张宗厚等唐朝的官员，曾经在酒醉的情况之下，骂这些河朔将士为“反虏”，而且还说了这么一番话：“今天下无是，汝辈挽得两石力弓，不如识一丁字。”意思就是别看你们一个个孔武有力，你们就是能拉得两石那么强有力的弓，又能怎么样？不如认一个“丁”字。这是讽刺人家没有文化，站在文人的角度讽刺这些武将。所以最后河北三镇叛乱的时候，这些士兵首先要杀的就是韦雍和张宗厚，虽然他们对河北三镇的言语攻击不是引发河北降而复叛的主要原因，但是在这里能够体现出的，就是文人对武人的轻视。
在杜牧后来写的《注孙子序》当中，他就曾经指出了当时的这种社会现象，说：“复不知自何代何人，分为二道，曰文曰武，离而俱行，因使搢绅之士，不敢言兵，或耻言之。苟有言者，世以为粗暴异人，人不比数。”他说，我不知道从什么时代开始，非得把人分成文、武。要知道，在唐初，关陇集团的特点是不分文武、出将入相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大将李勣可以当宰相，文臣长孙无忌也有过带兵打仗的记录。到了唐朝中后期，文人与武人在职业上的分隔就越来越清楚了。安史之乱之后，文化上又出现了分裂，所以杜牧说，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分为二道，曰文曰武”，使得那些士大夫没有谁敢讨论军事上的事，“不敢言兵”，耻于言之。谁要偶然谈一谈军事，谈一谈兵，那么人们就认为你是个“粗暴异人”。他描绘的就是唐朝文人的这种心态。
甚至文人集团对于武人的这种压制，体现在了科举方面。武则天时期为了培养尚武精神，创建了“武举”，从武则天开始一直到唐朝灭亡，武举都在举行。可是也就在唐德宗时期，那些反对武成王庙的文人，甚至把矛头指向了武举。比方说，武举当中要考射箭，所以这些考生被允许带着弓箭进入皇城。但是这些知识分子连这个问题也要进行攻击，他们指出，允许数百人之多的考生，携带弓箭出入皇城，这绝对是不合适的。结果唐德宗听了之后，下令停止射箭考试，不许他们再携带弓矢出入皇城。为什么以前没有人反对，偏偏这时候有人反对？说白了就是找碴儿，就是抓住一切机会对武人集团进行打压。
这个事情到了宋朝愈演愈烈，原因很简单，唐朝有藩镇割据，五代政权(梁、唐、晋、汉、周)也清一色都是军人政权，而且都是通过非正常手段上来的，甚至包括赵匡胤本人，也是通过兵变上台的。那么对于赵匡胤来说，当然要对此有所警觉，他会想：宋朝要跳出这个历史怪圈，不能再让历史循环进行了，我虽然是通过兵变上来的，但是绝不希望我身后再出现这样的事情。所以宋朝的基本国策是什么呢？是重文抑武。陈峰先生写了一本书叫作《武士的悲哀——北宋崇文抑武现象透析》，他分析了北宋崇文抑武的基本国策，从最初产生到成为所谓的“祖宗之法”，再日渐强化，最后被定型的变迁过程。他指出，崇文抑武政策对宋朝的国防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不仅导致了国家武装力量核心——武将群体的萎靡、无能以及自卑，更造成了一个时代“尚武”精神的沦丧，并且最终影响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走势。
我提醒大家注意，宋朝对外战争从建国之初就少有胜机，甚至连西夏这样的地方性政权都无力应对。其中的原因当然很多，但是军队战斗力的低下是重要原因，而军队战斗力的低下与武人集团的消沉是密切相关的，这也是宋朝在吸取历史教训的时候矫枉过正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