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教授、国学研究院副院长刘东的人生有一份“不自由”，那就是无论如何也舍不得走出他的“书城”。
从少年时广泛的阅读开始，他就走上了一条用书铺成的路：写作《西方的丑学：感性的多元取向》《天边有一块乌云：儒学与存在主义》等专著，他检视中西经验，激活中华文明；编译《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人文与社会译丛》等丛书，他抱持文化自觉，思考人类未来；推动千余本图书出版，他致力于“再造传统”，求索中国文化的现代形态。
刘东将这个浩荡征程的点点滴滴，收录在他的新书《坚守坐拥的书城》中。在他看来，“坐拥书城”自有它的一番好处。这些厚重的书，能够帮你挡住外面的风，使得无论春夏秋冬，在四壁之间的方丈中，都保持了恒定而安然的温度，这也正如他的人生态度。
「阅读我仍保持“杂食”的状态」
上书房：在清华大学，有这样一个“传说”，您办公室的那盏灯是校园里最后熄灭的。您一般每天什么时候离开办公室？
刘东：我常年保持着夜读的习惯，一般都会到凌晨两三点钟，这也是各种原因共同促成的。从消极的方面来说，白天有很多的无奈杂务，很难完全沉浸想象中，但从积极的方面来说，夜深人静时精神也更集中，经常会读得很兴奋，甚至有时读到惊出一身大汗来。我的这个工作习惯，很多清华的同学都知道，所以他们才会这么传说。
上书房：您这是真正的沉浸式阅读。刘东：我在刚出版的《前期与后期》的最后一章，利用托尔斯泰的句式写过这样的话：“成功学者的经历都是相似的，而失败的学者各有各的失败。”这里就包括阅读的方式。也就是说，只要还想做一个学者，就只能去这样沉浸式阅读，而且必须调动内生的主动性，跟书本展开对话式的、有点跟它较劲的阅读。你如果只是用手机随便看看，或者只是到网上去冲冲浪，这都绝对不可能成功。这是因为，由此并不能带来心智的成长，更不可能带来阅读的快乐。读书周刊：少年时，不区分题材内容的广泛阅读，为您后来的书籍人生染上了怎样的底色？刘东：这也就是刚刚讲到的“快乐”二字。实际上，我仍保持着看书杂食的状态。上次我在芝加哥跟巫鸿喝酒时，他夫人蔡九迪就曾问过我：无论我们谈到什么话题，你都可以接过来长篇大论，这究竟是怎么做到的？我告诉她，其中的诀窍其实很简单，就是当你开始今天的夜读时，什么书都可以拿来读，却偏偏不读正在研究的。反过来看，现在的孩子小时候都爱读书，后来大多只能看规定的教科书，就把阅读的快乐硬给剥夺了，久而久之就不爱读书了，顶多也只是被迫读些专业书。这就是梁启超当年忧虑的“不悦学”，现在的情况比当时更甚了。但在一段时间之内，我的阅读还是会有重点的，因为你眼下的兴趣就在那里，或者说，因为你痛感自己还不懂这个。在这个拖长了的“寒假”中，我大都在读一些人类学著作，后来给同学们进行网上授课，也经常提到这方面的知识。而此后，我移师浙江大学，要同时兼任社会学系和哲学系的教授，一边开展艺术社会学的项目，一边开展比较美学的项目，对前者要力戒“头痛医头”，务必要讲出“人文”味道；对后者又要破除“空对空”，务必要彰显“社会”向度。
刘东
上书房：在《坚守坐拥的书城》中，您几乎对所有领域的事件发表评论，比如，学术生态、地区研究、中西比较、出版行业、时代心理等，阅读是否让您特别善于发现问题，并调动已有的知识去解决问题？刘东：这是我努力的目标，或者说，顶多只是别人的谬赞罢了。有意思的是，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自我期许，同样跟幼年时的阅读有关。我当时从《马克思传》中，读到了李卜克内西的一段话，说他（马克思）的头脑就像生火待发的军舰，随时准备驶入任何思想的海洋。我对如此博大的精神状态羡慕不已，不知不觉也就“有样学样”了。后来，又从马克思对小燕妮的回答中，看到了他本人的“人生格言”。所谓“人所具有的我都具有”，我干脆就把这话抄下来，贴在自己书桌前的墙上。正是在广泛而深入的阅读中，我们才获得了人类进程中的知识，也看出了这种进程尚有的问题，由此也才生发了想要去揭示它、研究它、解决它的动机，以及足以匹配这种动机的思想能力。也就是说，你的心智是读着读着就长大成熟了。而且，也正是在这种逐渐的成熟中，你自己作为顶天立地的大丈夫，自然会感受到那份成长的快乐。
「写作学问不靠拼命靠长命」
上书房：您曾说写作是件熬人的事，编书、评书也并不轻松，相比之下，写书难熬在哪里？
刘东：这句话是写在《西方的丑学——感性的多元取向》后记中的，这是我的处女作。任何人要动笔写他的处女作了，由于尚未习惯以写作为生，都难免觉得这是一场“煎熬”。
我在北大、清华带的博士生，一旦面对论文的压力，都要为它空前的难度而受苦，因为论文也是他们的处女作。
因此，我才常常要提醒他们，做学问就像“修道”一样，是一场马拉松。你在攀越中不仅完成了这部作品，而且经历了身体的训练，那么写作逐渐也就不再“煎熬”人了，反而会像我现在这样，简直就像一个“学术动物”，可以一边兴奋地写作，一边享受音乐、美食和散步了。
上书房：您已经出版了十几本书，您曾说要开始自己的“晚期写作”了。“晚期写作”是什么意思？刘东：所有的学者，到晚期，他都有这个紧迫感，比如维特根斯坦。孔子也是到最后，才开始删诗书定礼乐。比较典型的晚期写作是贝多芬，他写了24首钢琴曲，又突然用专业弥撒的曲调去写《第九交响曲》，这一直都是萨义德、阿多诺他们的讨论对象。真正有远大志向的人，会知道我现在这个年纪才是人生最危急的时候，是靠一辈子的苦读才到了现在最精彩的时候。但反过来，上帝不会因为你现在多么志得意满就多给你一天时间，因为苦读，你的视网膜、颈椎、坐骨神经都受了无比的折磨。大学问不靠拼命靠长命。我现在过得战战兢兢，能多工作一段时间就多工作一段时间。上书房：您的专著涉及西方文化、中华文明、社会思潮和学术生态等，您觉得您的作品是否也同样适合大众读者？刘东：我所有的写作都一样，都是向我所属的学术界发言，换言之是预设了我的读者，跟自己一样也是个学者，也都在巡弋现有知识的边界，去尽力发现它的缺失与漏洞，并努力修补，以便共同追求知识的增长，这是大家的“集体事业”，因此我才向他们讲话。此外还要多说一句，既然是身为一个学者，那么毕其一生，就不应再生出别的念想。我们必须把宝贵的生命注入最为钟爱的一项事业中。更何况，我还并非完全不能从中发现一点乐趣。作为学者，我们更要守住这座“坐拥的书城”，既从这里得心应手地运思，也从这里自然而然地传播，以期在很多大是大非的问题上，逐渐凝聚全社会的共识，从而教育出“经过更新”的下一代，直至日积月累、水滴石穿，汇聚成不再可以逆转的历史趋势。
「编译学术研究是危险的平衡」
上书房：要讨论海外汉学研究和国外政治哲学的译介，无论如何都绕不过您主编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和《人文与社会译丛》这两套丛书。透过它们，几乎可以看到整个海外汉学研究和西方政治哲学的变化。很多学者认为，有了这两大套学术译丛，和国外同行对起话来，底气都会更足，声音也变得响亮。如今看来，这两套丛书完成您创立时的初衷了吗？
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精品系列·第二辑
刘东：可以说，我们不仅可以通过《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管窥西方人对中国说了些什么，还可以通过《人文与社会译丛》看穿他们为什么要这些说。实际上，即使天底下只存在我们自己的国学，所谓“中国性”也不会是恒久不变的，因为中华文明的自我意识本身就在缓慢地漂浮着，并且这种漂浮本身也构成了中国主体性的变数之一。然而，海外汉学的存在与发展，特别是中国内地近些年来的汉学热，为“中国性”往常的“自然漂浮”带来了一个定向的推力。因此，这样一种读着“洋书”去认知中国的场景，可以说是全球化时代带给中国人的最为奇妙的经历之一。人生本来就是一种危险的平衡，学术研究何尝不是这样。所幸的是，我们脚下的这根平衡木，至少还有可能被指望是无限伸延的。如果读这些书能帮我们找到真理，那么真理也只在这种对话过程之中，这个过程诱使我们不断调整自己的位置，去更全面地、多角度地观察一个事物。上书房：从《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人文与社会译丛》到《同一颗星球丛书》，不同时间开启的丛书工作，是否也与社会思潮、学术研究风气有关？刘东：毫无疑问是这样。学术工作有它的特殊性。一方面，学者的书房并不封闭，要向当今世界敞开，也要感受当代的问题。但另一方面，对于这些问题的学术回答，又不同于其他行业的回答，它需要学术化的沉潜。正因为这样，我每一套丛书从构思到创作，都不单因为感受到了相应的问题，还更因为问题已经堆积如山。事实上，不光我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人文与社会译丛》和《同一颗星球丛书》是感受到了在如何认识中国自身、如何理解西方理论，和如何面对环境危机方面的严重问题，而且我的《西方日本研究》《艺术与社会译丛》和《大学之思丛书》也同样是感受到了在如何复杂地认识日本、如何应用社会学理解艺术和如何批判性反思高等教育方面的严重问题。上书房：因为这些丛书，有人称您为中国教授中最大的编辑，编辑是个有故事的职业，与您合作过的作者有很多，其中汉学家也特别多，您与他们之间应该有很多故事吧？刘东：编辑当然是个有趣的职业，也包括你所讲的“故事”二字，因为他们会接触各种特定的人物，而这些人物往往也比较出彩，至少比较有特色，跟他们的交往值得被当成“故事”。比如，沈昌文有一天一大早来我家，一边抱歉说这下“吵醒你了”，一边又讲到了编辑的另一好处，那就是不用付出做学问的辛苦，偏又能最早享受学术的成果，我觉得这确实堪称一大“妙论”，遂也就为此打消了睡意。我既然主编了十几套学术丛书，这方面的“故事”也就讲不完了，所谓“一部二十四史，不知从何说起”。不过，后来到清华园来恢复国学院，就更觉得沈昌文的“妙论”有意思，比如，王国维当年就曾不断地进行“编辑”，而编着编着也就学有大成了，这更说明编辑不光在明处“付出”，也照样能在暗处“获得”。由此，沿着你所讲的“故事”二字，我还要继续发挥一下，那就是眼下这本《坚守坐拥的书城》，当然也讲述了别人的“故事”，但更主要的还是讲了我自己的“故事”，也即一个人通过读书、编书和写书，在走一条怎样独特的学术道路。上书房：从2009年开始，在清华国学院，您的工作重心转向了国学研究。一个前半生都在致力于译介西方前沿理论的人，突然转向了中国的传统研究，很多人对此感到困惑。刘东：一方面，清华国学院并不像别的国学院，它原本就是建立在一所留美预备学校的基础上的。清华国学院导师们的西学素养在那个年代也可以说是领先的，甚至首屈一指的。梁启超和王国维在各自的年代，都属于能最早窥知西学先机的，更不用说另外那三位，即陈寅恪、赵元任、李济，全都是从哈佛学成归国的。在这个意义上说，其实清华国学院所主张的国学，乃是在西学激发下产生出来的，却又能跟西学并长争高的学问，而我所理解和恢复的这种传统，也同样西学研究与国学研究并重，甚至我们建院后开的第一个会议，就围绕着“以赛亚·伯林与当代中国”展开。无论如何必须明确认识到，当今中国，甚至当今世界，其生命线都系在这两大文明的界面上。上书房：您曾说，中西方的思想家，都必须硬下心肠，拿出勇气和胆力，努力建造一个相对有限的世界体系，提供“人生解决方案”，解释思想的真空所造成的人心惶惑、价值失落、社会崩解、文化失范等对人思想的冲击和当时的意识形态的挑战。在这方面，中西方都做出了怎样的努力，目前达到了怎样的水平？刘东：这番话的确切表述应当是，从孔子所讲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命题出发，也就是从我所主张的“有限理性主义”的角度出发，当代思想家只能在这个世俗年代，在接受人类知识有限性的前提下，去提出一个“六合之内”的人生解决方案。而反过来说，一旦背离了这样的思想原则，就会陷入令人绝望的“诸神之争”，从而发生亨廷顿所呼唤的“文明之战”。
「出版对好书要有一份长远情怀」
上书房：作为出版人，您所坚持的文化理想和社会责任感，如果与市场、经营相矛盾的时候，您会怎么做？刘东：我并不是专业出版人，而是介入出版行业比较深，甚至可以说是最深的学者。也正因为这样，尽管我当然也知道，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或者学术质量和印刷数量，往往会表现得相互矛盾，可说起来也许你难以相信，我从来都不曾考虑过后者。真正需要考虑这些问题的，不是我这种学术丛书的主编，而是实际在主持出版社的专业人士，所以如果他们提出来，哪个选题虽然很有意义，却并不具备市场的可行性，我当然也会尊重他们的意见。可有意思的是，正所谓“东方不亮西方亮”，我还是会持之以恒，向别的出版社继续推荐，而且这些出版社的总编们，也总会往我的办公室跑，这样弄来弄去，我构想的选题也都被接受了，而且，我主编了这么多书，也没见有谁赔得一干二净。总编们一般不跟我讲经济效益，毕竟他们也有一份出版家的长远情怀，也想多出一些真正的好书。上书房：从读书、写书、编书，再到出版，您经手过成百上千本书，在您眼中，什么样的书才算好书？刘东：前几天给博士生们开题，讲到所谓“经典化”的问题，由此牵涉的学理问题，并不像机械领悟“唐诗三百首”或《古文观止》那样简单。由此可知，你提出来的看似简单的问题，恰恰是千古如是的难题。一篇“好文”或一本“好书”，总是被具体的人物，在具体的时空区间，基于具体的价值判断，而作出相应判定的，而这样的背景或标准，偏偏又是因时而异的。正因为这样，被前人经典化了的“好书”，就未必会是后人照搬的“好书”，而被我本人认定的“好书”，也未必会是别人认可的“好书”。可不管怎么样，只有能让你大开眼界的书，对你自己来说才堪称“好书”，尽管随着你本人眼界的扩展，这“好书”又可能显得不怎么好了——那至少也说明你的心智比过去更好了。上书房：这些年我国的图书出版总量每年都在不断增长，但让有些爱书人感到无奈的是，精品书并不多，有时候甚至觉得无书可读。您是否也觉得存在这样的现象？刘东：好书的确不能算多，由此导致我在逛书店的时候，兴奋感越来越稀薄。这里既有内在的原因，也有外在的原因，既有本土的原因，也有国际的原因，不一而足，却成了共谋。甚至可以这么说，如果连翻译过来的好书也变得越来越稀少了，那是不是西方学界的创造力也变得不如以往了？比如，我觉得中国已经走过教育引领出版的阶段了，现在是出版界推动教育界，这既是我游走于两界之间的发现，也是我更热心学术出版的原因。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当然还是因为“市场”总比较灵活，更容易摸清和顺应人们的阅读心理，从而尽快做出相应的调整，而不至于完全滞后于形势发展。在这个意义上，一家设在大学周围的好书店，要比设在大学里的十个课堂都重要，我们的学生会从它琳琅满目的书架上，甚至从它特定的摆放风格上，得到更多足以跟国际同步的学术信息。而反过来说，要是学者更在意如何填写表格，或更多的奖励与封号，那么，就会越发加重你前边提到的问题——虽说是出版了这么多书，堪称好书的终究越来越少了。
《坚守坐拥的书城》刘东著江苏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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