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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石窟艺术——隋、唐时期石窟艺术

2020-07-26新闻6

佛教与佛教艺术传入后,在其漫长、曲折的传播进程中,经过与中国汉晋文化艺术的不断碰撞、融合,至隋唐时期佛教和佛教艺术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形成了中国式的佛教宗派、佛教思想、佛教信仰、佛教艺术。隋唐时期的敦煌石窟艺术发展到了最辉煌的巅峰。石窟建筑、彩塑、壁画所表现的世俗化、大众化、多样化,都是佛教艺术中国化的体现。一、石窟建筑形制

1、殿堂窟

呈现多样化、民族化、世俗化趋势。殿堂窟数量最多,长盛不衰,且不断变化发展。窟内佛龛加深加大,形式早晚不同,隋代为内外二层龛;唐前期为内小外大之敞口龛;唐后期为仿照世俗床帐形式的盝顶帐形龛,龛内设马蹄形佛坛,坛上置彩塑像,如第329、384窟。殿堂窟还出现一种主室正壁和两侧壁均开佛龛,龛内造像的形式,用以表现三世佛或三身佛,此类洞窟数量虽不多,但隋唐两代均有之,如第420窟。佛坛窟是新出现的窟形。隋至唐前期主室正壁凿长方形或马蹄形佛坛,唐后期大型洞窟主室中央凿出方形佛坛,坛后部有一道连接覆斗顶的背屏。坛前有阶陛,彩塑群像高踞于佛坛之上,信徒可围绕佛坛右旋环通、礼佛观像,此类洞窟应是殿堂窟之一种。其形式与寺庙佛殿,乃至世俗宫室殿堂格局相类似,如第196窟。

第384窟

2、涅盘窟、七佛窟

因涅盘像和七佛像而得名,其实亦为佛坛之一种。主室横长方形,正壁有横贯全窟的佛床,上塑佛涅盘像,如晚盛唐148窟,中唐第158窟,或塑七佛并坐像,如中唐第365窟,窟顶为盝顶或券顶。

第158窟

3、大像窟

因窟中巨大的弥勒佛坐像而得名,如莫高窟初唐第96窟、盛唐第130窟、榆林窟唐代第6窟。大像窟洞窟高耸,主室平面方形,上小下大,贴正壁造石胎泥塑大像,佛座后凿出供信徒巡礼用的马蹄形信道。前壁上、中部各开一大型明窗,以供采光之用。窟顶为覆斗形或圆穹形,窟外建多层木构窟檐。

第130窟

中心塔柱窟数量极少,趋于衰落,由于修行简化和佛教世俗化,中心塔柱作为塔的功能逐渐减弱,而与殿堂窟佛龛形式靠近。

崖面留存遗迹与文字记载说明,隋唐时代各窟前室外,均有木构窟檐。这些窟檐“上下云矗,构以飞阁,南北霞连”。各窟又有木构栈道相通,蔚为壮观。二、彩塑

置于佛龛和佛坛上之彩塑像,均为圆雕,已完全离开墙壁,充分发挥彩塑的主体性,独立性的特长。随着佛教思想的发展,塑造最精的群像,数量与内容有较大变化发展,少则三身,多则十一身,大多七身一组或九身一组。主像隋代出现了过去、现在、未来三世佛,法身、应身、报身三身佛。隋唐两代主像流行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弥勒佛。隋至初唐,在前室增加了天王和力士的护法像,由盛唐始,护法像进入主室,与佛、菩萨、弟子像组合在一起。佛像居中,佛的两侧依次侍立迦叶、阿难两弟子,观音、势至两大菩萨或立或坐,南、北两大天王和金刚力士。有的群像中还有胡跪,合十礼佛的小供养菩萨加入其内。佛国世界不同职守的代表人物按等级差别有序地汇聚于一堂,展示了立体的佛界说法会之场景。

数量最多,规模最大的群像当为佛涅盘像和举哀者组成的群像。如盛唐第148窟主室的主像为释迦牟尼佛,长15.8米,右胁而卧,绕佛塑有高约1米的菩萨、弟子、护法、国王、大臣举哀的群像72身。中唐第158窟规模与第148窟相当,以绘塑结合的手法表现群像。围绕释迦牟尼涅盘像的众举哀者绘于三面壁面,通过细腻地表现群像举哀,更好地衬托出释迦牟尼恬静自然,涅盘为乐的神情。

莫高窟最引人注目的乃是建于唐代武则天延载二年(695)的第96窟的北大像和唐玄宗开元九年(721)至天宝(742—756)的第130窟的南大像,前者高35.5米,后者高27.3米,均是石胎泥塑,先凿出身体的轮廊大形,然后敷泥,最后塑造彩绘而成。其题材是两腿下垂的善跏坐弥勒说法像。造大像与武则天登位称帝有关,武氏欲取代李唐,命僧人造《大云经疏》,称武则天是弥勒下世。南大像保存完好,造型雄伟高大,神情庄严慈祥。

有隋一代,历时短暂,上承北朝,下启唐代,彩塑艺术取得了重要成就,但其形象尚存在头大、肩宽、腿短、动态单调、人物留有类型化痕迹等不足。在隋代艺术基础上,经过继续探索和创造,吸收西域佛教艺术的营养,唐代彩塑艺术臻于成熟与完美。唐代艺术匠师以高超的写实技巧,卓越的创造才能,绘塑技法的巧妙结合,通过对人物形象、衣冠服饰、体态动作、外部特征、面部表情、细致入微的刻画,成功地塑造了许多比例准确、衣饰华丽、造型健美、色彩灿烂、神态逼真、个性鲜明的完美艺术形象,成为具有永恒艺术魅力,经久传世的典范性不朽之作。三、壁画

隋代前期壁画布局大致继承北朝上、中、下三段式特点。隋后期开始至唐前期,改为壁面上部安排说法图或千佛、或经变,下部为供养人。作为盛世的唐代前期也往往通壁安排一幅大型经变。随着佛教艺术世俗化,唐后期洞窟格局发生了变化,传统的屏风画进入洞窟与佛龛。洞窟内通壁安排2至4幅经变不等,各种经变的说法会在上部,经变的情节性故事内容安排于下部的屏风画。供养人像列分布在由前室通向主室的甬道,或主室正壁与前壁下部。

壁画内容十分丰富

1、佛教尊像画

除说法图外,随着佛教信仰的多样化,出现了较多的单身尊像,如药师佛、卢舍那佛、观音、势至、地藏以及密教题材的菩萨像。

2、经变画

广义而言,凡依据佛经变成绘制之图画,均可称为“变”。狭义而言,指将某部佛经的内容变成一幅首尾完整有情节铺陈的大画。据统计敦煌石窟有经变三十余种,有表现不同净土思想的阿弥陀经变、无量寿经变、观无量寿经变、弥勒经变、东方药师变、十方净土变;有表现天台最高圆满的大乘佛法,一切众生都能成佛思想的法华经变;有宣扬人人都有佛性的涅盘经变;表现大乘般若性空思想,众生成佛的《维摩诘经变》;有反映禅宗思想的天请问经变、思益梵天请问经变、金刚经变、楞伽经变等;有宣传密教持咒诵经,祈福禳灾的千手千眼观音经变、不空羂索观音经变、如意轮观音经变等等。通常经变画总是以说法会为中心,佛在中央,两侧分列大菩萨、天龙八部,还刻划生动活泼的飞天,载歌载舞的乐舞伎形象。不同的经变画有各自不同的佛经内容。阿弥陀经变,在凭台上以坐于莲花座上说法的阿弥陀佛与两侧的观世音、大势至菩萨,即所谓的西方三圣为主体,周围围有众多的听法菩萨,凭台后与两侧矗立着宫殿楼阁,凭台前有舞伎起舞和乐队伴秦,凭台下面绿色的七宝池,八功德水,池水莲花盛开,化生童子嬉戏,佛上空飞舞的天乐不鼓自鸣。整个画面表现了西方佛国净土世界。弥勒经变以弥勒佛说法为中心,穿插描绘山喷香气,地涌甜泉,庄稼一种七收,树上生衣,随意取用,路不拾遗,夜不闭户、龙王洒水、罗刹扫地、人寿八万四千岁,寿终老人自入坟墓,女人五百岁婚嫁等等,展示弥勒世界美妙景象。不同的经变有不同的构图形式。阿弥陀经变、弥勒经变为主体式构图,以佛和菩萨说法会为中心,四周穿插净土世界的各种场景与情节,画面浑然一体。观无量寿经变,东方药师经变,中间以净土世界说法会为主体,两侧以对联形式的立轴画分别表现佛经中的故事,观无量寿经变分别绘画未生怨、十六观;东方药师经变分别绘画九横死、十二大愿。这样的画面主次分明,故事画作为经变画的一部分,为装饰的需要而形成了较为规整的连环画形式。又如维摩诘经变表现维摩居士与文殊菩萨共论佛法,劳度叉斗圣变表现外道劳度叉和佛弟子舍利弗神变斗法,两经变的画面都分成左右,使其各成主体,围绕两方主体人物,交织各种神变故事,内容丰富,引人入胜。经变画这种佛教艺术形式是中国佛教艺术的独创,体现了中国古代艺术家驾驭复杂题材,创作大型经变,宏篇巨制的杰出水平,画家善于通过雄伟壮观的宫殿楼阁,绮丽多姿的山水景致来创造辽阔的境界,同时善于应用丰富灿烂的色彩造成一种金碧辉煌,以此来表现佛国净土的美妙世界。在雄伟壮阔的场景中又注意细致入微地刻画不同的人物。

3、佛教东传故事画

又名佛教史迹画。始于隋、初唐,盛于唐后期。为传自天竺(今印度)、尼婆罗(今尼泊尔),犍陀罗(今巴基斯坦白沙瓦一带)、西域于阗(今中国新疆和田)和中国本土的佛教传说。题材多达数十种,大抵分为佛教感应化现的传说,弘扬佛教的高僧和使臣的神异故事,显示神灵、表征吉凶的佛教瑞像图,佛教圣地和圣迹的传说。如释迦晒衣石、善断吉凶的佛图澄、张骞出使西域求佛名号,犍陀罗国释迦双头瑞像、于阗毗沙门天王与舍利弗决海、中国四大佛教灵山之一的五台山及其圣迹与化现传说。这些看似神奇的传说故事,反映佛教的东传,中国与印度、中亚、西域的文化交流,佛教的中国化。

4、供养人画像

有僧官、僧尼,当地达官贵人、文武官僚、工匠、牧人、行客、侍从、奴婢和善男信女,唐后期张氏归义军政权兴建洞窟中的供养人画像,一家三代,姻亲眷族都依次排列在一起,此时的洞窟成了光耀门庭的家庙。特别是晚唐第156窟场面宏大,结构严谨的“河西节度使张议潮统军出行图”与“宋国河内郡夫人宋氏出行图”乃重要的历史画卷。隋唐时期供养人像逐渐增大,盛唐开始一些大窟中出现等身大像。供养人的形象服饰描绘的细致讲究。

5、装饰图案

隋代图案是北朝“建筑装饰图案”向唐代“织物图案”的过渡时期,以“藻井图案”为其代表,纹样形式多样。唐代是敦煌图案发展的高峰,以藻井图案为代表,装饰多仿绫、锦、绢、绣织物上的纹样,繁缛多样,井内主花纹样有莲花、三兔莲花、交杵莲花、灵鸟莲花、莲花飞天、团花、云头团花、葡萄石榴、宝相花、茶花等等。井外边饰图案主要纹样有卷草纹、半团花纹、团花纹,各种几何纹、回纹、菱格纹、灵鸟石榴卷草纹、百花蔓草纹等,造型丰满,结构严整,色彩华丽。

壁画艺术经过隋代的探索,唐代臻于娴熟精湛。唐前期人物丰浓,肌胜于骨,色彩富丽,线描采用自由豪放的兰叶描,绘画呈现一派雄浑健康,生机勃勃的气派。吐蕃占领时期,色彩明快清雅,线描精细柔丽,人物性格刻画细腻,构图严密紧凑,形成精致淡雅的风格。至晚唐出现公式化的趋向,开始缺少意境和情趣。

来源:敦煌研究院,内容节选自樊锦诗作《敦煌的地理和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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