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景之治”作为西汉治国战略中的重要举措，后世史学界一致认为其继承了“黄老无为而治”的学说思维，但是笔者认为西汉治国方针的根本性改变是在景帝时期，最重要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就是启用晁错削藩。
高祖政治蓝图中的得与失
西汉建立之后刘氏子嗣得到了大量的封地和藩权，在刘邦的政治蓝图中同姓诸侯王是其稳固国家根基的基本支柱。
据《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记载：“天下初定，骨肉同姓少，故广强庶孽，以镇抚四海，用承卫天子。”
但是随着诸侯王势力的日益增强，再加上汉文帝的无为而治及诸侯与王室血脉的淡化，很多藩王都逐渐滋生和朝廷分庭抗礼的野心，甚至在文帝即位后不久，济北、淮南就相继爆发叛乱，而藩王之祸延续至景帝时期时，已经成为了不得不解决的重大威胁。
天妒英才的贾谊贾长沙就在《治安策》中疾呼：夫树国固，必相疑之势也，下数被其殃，上数爽其忧，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亲弟谋为东帝，亲兄之子西乡而击，今吴又见告矣。天子春秋鼎盛，行义未过，德泽有加焉，犹尚如是，况莫大诸侯权力且十此者乎！
和贾谊相比，晁错所表现出的担忧更加严重，对于西汉的封国政策，晁错数次上书文帝、景帝，他分析认为当时汉朝大多数的国土已经被掌控在诸侯王的手中，这些藩王“专治异政，不禀京师”，虽同为刘姓但早就心存异己。
文帝、景帝削藩的政治远见
为了应对日益见涨的藩王风险，西汉从文帝时期就开始推行小范围的、较温和的削藩政策，文帝时的削藩政策还是以分国为主，而到了景帝时期，朝廷的削藩政策开始变得激进化，分国策成为了辅助政策，推恩令和削地政策成为主流。
关于晁错上书，《资治通鉴》中这样记载：九月，诏诸侯王、公卿、郡守举贤良、能直言极谏者，上亲策之。太子家令晁错对策高第，擢为中大夫。错又上言宜削诸侯及法令可更定者，书凡三十篇。上虽不尽听，然奇其材。
可见晁错早在文帝时期就已经有了削藩的设想，尽管他的观点最终未被采纳，但是这却使得汉文帝对其另眼相看，而且值得一提的是此时的晁错已经跻身成为“太子家令”，由此可见文帝对他的器重。
事实上景帝的削藩政策并非一日之计，文帝在崩殂关头还对太子说：“即有缓急，周亚夫真可任将兵。”由此可见文帝和景帝父子其实早就做好了平藩的准备。作为对文帝预言的预测史料，《资治通鉴 汉纪八》中就这样描述：
及七国反书闻，上乃拜中尉周亚夫为太尉，将三十六将军往击吴、楚，遣曲周侯郦寄击赵，将军栾布击齐；复召窦婴，拜为大将军，使屯荥阳监齐、赵兵。
从托命周亚夫到调兵遣将汉朝廷的可谓是丝毫不乱，根本不像是应对突发事件，那么如此深谋远虑的汉景帝真的会天真的认为杀掉一个晁错就足以平息七王的怒火吗？
晁错成为“东汉大戏”的时代祭品
晁错的死，后世很多学者认为这是袁蛊的主意，认为景帝是轻信了袁蛊的谗言，但这种猜测基本上是无稽之谈，笔者倒更愿意相信这是景帝和袁蛊之间早就排练好的一场戏，而晁错是早已设计好的牺牲品罢了。
事实上我们只要认真推理就不难发现，晁错的死是景帝削藩策略中的重要步骤，作为一位善于权谋的皇帝，景帝的政治手腕要比很多皇帝更为隐忍残酷。而景帝利用晁错一事也不难理解，这像极了曹操假借军粮官项上人头维稳军心。
首先，晁错上书削藩事实上早在景帝的预料之中，而假借晁错的名义推行政策可以最大限度的保全皇室的面子，而七国之乱也早在景帝的掌控之中，就在整个事件推向最高潮之际借袁蛊的口杀掉晁错，一方面表示自己深受其骗并非真的想骨肉相残，另一方面则安抚了朝廷内外晁错树下的累累敌人。
关于晁错的死，晁错的父亲其实早有预感，据《史记·袁盎晁错列传第四十一》记载：
错所更令三十章，诸侯皆諠哗疾晁错。错父闻之，从颍川来，谓错曰：「上初即位，公为政用事，侵削诸侯，别疏人骨肉，人口议多怨公者，何也？」晁错曰：「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庙不安。」错父曰：「刘氏安矣，而晁氏危矣，吾去公归矣！」遂饮药死，曰：「吾不忍见祸及吾身。」死十余日，吴楚七国果反，以诛错为名。及窦婴、袁盎进说，上令晁错衣朝衣斩东市。
晁错父亲的推断也很简单，你一手造成皇室刘家骨肉相残，那么我们晁家就能幸免于难吗？果然，晁父这番话说完没多久，晁错就成为了景帝政治蓝图中的牺牲品，资治通鉴中赤裸裸的描述了这一残酷的史实：
后十余日，上令丞相青、中尉嘉、廷尉欧劾奏错：“不称主上德信，欲疏群臣、百姓，又欲以城邑予吴，无臣子礼，大逆无道。错当要斩，父母、妻子、同产无少长皆弃市。”
错当要斩，父母、妻子、同产无少长皆弃市。这几个字今天看来都触目惊心，袁蛊的弹劾，更多可能性是早已获得景帝的授意，昔日独享万人之上荣光的晁错恐怕临死之前还在回味着晁父的那番话。
景帝削藩改变了大汉王朝的历史走向
而景帝削藩的直接作用就是解决了西汉建国以来尾大不掉的藩王问题，使得西汉朝廷的中央集权更加集中，逐渐形成了西汉末年内重外轻的政治局面，而西汉的整个政治结构也由此转变为郡县、王国共存制。
而且景帝的削藩政策为整个汉代的基本国策设立了常规规则，于是在其之后两汉王朝莫不大力推行削藩制度，从政治角度来看这直接改变了汉朝的命运，而且为武帝的大一统打下了得天独厚的基础。
就景帝削藩的结果而言，虽然最终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有两点还须指出：那就是景帝削藩的很大成功因素是建立在文帝削藩的耕耘基础上的，如果没有汉文帝分齐为七的举措，那么景帝削藩的难度将会提升很多。
其二，削藩引发的七国之乱导致汉朝廷和七王都损失极大，相比于文帝的温和削藩，景帝所付出的代价更大，但是从当时的情况和背景条件来看，这种不惜一切代价削藩的举措也并非必须为之。
甚至在武帝时期中央集权已经比景帝时期更加统一，王国势力也更加虚弱，以武帝的雄心本可以推行比景帝更为激进的削藩措施，但事实上武帝反而采用了文帝时期的温和政策，同样作为削藩重臣的主父偃就曾总结说：今以法割削之，则逆节萌起，前日晁错是也。
参考文献：
《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
《史记·袁盎晁错列传第四十一》
《治安策》
《资治通鉴》
《社会科学辑刊 1993年第6期 西汉景武时期的削藩及后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