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伯翔先生是当代书法家中比较独特的一位，独特之处在于他对魏碑书法的执著。孙伯翔的书法得于魏碑，同时又不同于清末以来魏碑书法的写法，所以他所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对魏碑书法有了新的演绎。书法出新之难，尽人皆知，有稍许演进，都是不容易的。
然而，在世人眼中的孙伯翔书法，产生了很明显的分歧：有人认为他的书法既有魏碑的宽博大气，又能摆脱魏碑的草率与呆板，尽显“高明”；另一群人则认为，孙伯翔的书法缺少端庄的形态，而是将字写得歪七扭八，面目“丑陋”。
“丑陋”还是“高明”？
孙伯翔书法来自于《龙门二十品》，六朝摩崖、墓志，其中又有《始平公造像》《杨大眼》《魏灵藏》等经典。他在魏碑这一书法领地笔耕不辍，洒下了超过常人的智慧和辛劳。孙伯翔碑书斜画紧结，出之变态，雄奇角出，朴茂逸宕，极具空间化造型美感。
较诸《龙门二十品》的刀痕毕露，孙伯翔注重笔墨意味的传达，以书写性冲淡刀凿的僵硬做作之气，一任自然，墨气淋漓。而他以笔作刀在不经意的挥毫转折中将碑的方折圭角曲尽其致地表现出来。这种举重若轻的写碑本领使孙伯翔度越前贤而可直与于右任接。
孙伯翔写魏碑是“高明”的，他舍弃了对魏碑外形的描摹，而是将魏碑赋予书写性，这也是他成功的主要原因。说他书法丑陋的大部分人，着眼点几乎都在字形的美观与否上，对于书法来说，字形仅仅审美很小的一部分，它既不是判断书法好坏的唯一标准，也算不上主要标准仅以字形来论，看得过于表面了。孙伯翔道破了魏碑笔法之谜
清代碑学晚期，随着独尊北碑陷于绝境，大有将魏楷书推向匠俗的趋势。孙伯翔的魏碑书法，改变了清末民初以来的北碑创作路子，他不是以笔追刀、用笔来描摹刀痕，而是使笔如刀，在自然的书写性中追寻、体现刀味。
在当代，启功有“师笔不师刀”的名言；沙孟海则认为魏碑很多作品是由于刻手不工所造成。他们的言论旨在说明刀法不能尽显抑或歪曲笔意，所以不能从刀法中求笔法，从而也就否定了魏碑刀中有笔、笔中有刀的典型审美特征。
实际上，魏碑笔法是“刀”“笔”融合的，至于刻手的精粗当然存在，但魏碑基本笔法形态和审美风格特征并不会因刻手工匠水平的高超低劣而发生根本改变。孙伯翔对魏碑笔法的认识首先是奠立在书写性这一原则下——“唯笔软而奇怪生焉”，笔法的奥妙来自柔毫的千变万化，而刀意是在遣毫挥运、使转腾挪中自然产生的。
这种对魏碑的独具法眼，使孙伯翔在碑书创作中能够清醒地摆正“笔”与“刀”孰轻孰重的关系，而其理论价值则在于，他以一流碑书实践家的敏感，道破了魏碑笔法之谜。
为中央党校题匾，是其书法地位的旁证
孙伯翔出身草根身上，洋溢着一种平民化格调，自然、质朴、率真，这与他的碑书创作构成了一种文化与审美心理的内在契合。对于他的书法，书法家眼里和普通人眼里虽然有差异，但这不会影响对他的定位。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现在上下都很重视文化发展，“增强文化自信，建设文化强国”，请书法家为一些重要的机关题牌匾，就是很具体的一项措施。
作为很严肃的国家机关——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在选择书法家书写牌匾时，看中了孙伯翔。孙伯翔也不辱使命，很好地完成了任务。应该说，为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书写牌匾，是光荣的；同时，对选出的书法家来说，何尝不是一种认可？
结语
孙伯翔的碑书创作有力地提升了清末民初以来魏楷书的创作地位和品位，并将其导向一个可供发展的历史象限。近年来，为拓宽创作领域，孙伯翔又转向碑行书创作，并以其自然质朴的韵致，呈现出一家风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