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司马迁之死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李 陵
封禅泰山的这一年（前110年），天子改元“元封”，元封三年（前108年），司马迁接替父亲的岗位，成为太史令。
接下来这些年里，史书撰写的工作，应该在有条不紊地进行。
李陵战败投降匈奴，这件事发生在天汉二年（前99年），下一年，李陵家族被汉武帝全部处死。司马迁则因为为李陵辩护，被处死刑，最终以宫刑替代。
李陵究竟是怎样投降匈奴的？很遗憾，司马迁自己没有详细记录，我们今天对这一事件的了解，主要来自班固。
班固是所谓“正统史学家”，这个说法肯定不错，但却很容易使人低估班固的复杂性与才华。李陵事件是汉家的一个痛点，应该怎样写呢？
首先，绝不能简单粗暴地否定李陵批判李陵，那会让无数在边疆上浴血奋战的将士寒心，也会显得皇帝毫无识人之明。班固把李陵在极度不利的条件下奋战匈奴单于过程，写得扣人心弦：李陵的临阵指挥惊才绝艳，战斗艰苦卓绝；李陵只差一步没有能够回到汉地的失败，读得人忍不住顿足叹息；汉武帝杀了李陵全家之后，李陵的锥心刺血，让读者忍不住一洒同情之泪。
同时，班固强调了汉武帝精心布局，企图接应李陵，只是各种阴差阳错，没能发挥作用。然后又是一系列阴差阳错，一个李陵不但投降匈奴——而且帮助匈奴训练军队的错误情报被送到了汉武帝手里，汉武帝这才处死了李陵全家。
这是一个没有反面角色的故事，是命运之手的拨弄，造成的悲剧。
司马迁的只言片语，则透露出另外一种信息。他在《报任少卿书》中写道：当时自己之所以会开口说话，固然同情李陵，更重要的是，李陵投降后，汉武帝显得“惨凄怛悼”，自己为了宽慰皇帝，才为李陵辩护了几句，却被汉武帝认为“沮贰师”。
贰师是指贰师将军李广利，当年汉武帝最宠爱的女人李夫人的哥哥。汉武帝一直想让李广利建立军功封侯，但李广利却一次次失败，或者即使成功付出的代价也极其高昂。朝野早已议论纷纷。
这应该是司马迁后来才想明白的因果：天汉二年这次对匈奴的战役，李陵本来只是陪衬，重点要再给李广利一次建功的机会，而李广利却被匈奴围困，汉军将士牺牲者十之六七。汉武帝积极引导群臣批判李陵，本来就是想转移舆论的焦点，李陵是否被冤屈根本无关紧要。而自己称道李陵的功绩，更加显出李广利的无能，等于把人们眼光注视的方向，又拨了回去。
于是皇帝的雷霆之怒向司马迁倾泻，也就毫不奇怪了。
绝 唱
下狱之后，司马迁有三个选择。
第一，是接受死刑。这在当时，其实是非常自然的选择，从战国到西汉，一直是危险系数极高的时代，意外死亡的事随时可能发生。相应的，那个年代的坦然赴死，相比今天容易得多。
贪生怕死难免“为天下笑”，重义轻生，却可能得到好评。事实上有气节的士大夫，多半会抢在死刑执行之前选择自杀，以免在大庭广众之下受辱。
但是，父亲嘱托的那部史书，也是自己这些年已经倾注无穷心血的史书还没有写完，这时候死，意味着前功尽弃。
第二，是花钱赎罪。按照当时的法律，如果能够拿出五十万钱，可以“减死一等”。司马迁拿不出这么多钱，也没有朋友愿意借钱给他——朋友们也未必是吝啬，更多恐怕还是害怕借钱引火上身。
第三，选择死刑的替代刑“宫刑”。
司马迁已经只剩这条路可选了。于是他活了下来，汉武帝让他改任一个当时还只由宦官担任的职务，“中书令”。
司马迁很清楚，“行莫丑于辱先，诟莫大于宫刑”，这个选择，意味着今后自己将面对无穷的嘲笑。宦官是整个社会鄙视链的底层，高洁的士大夫们，只要和宦官发生一点牵连，就视为莫大的屈辱。一个本来优秀的人物，若是与宦官亲密一些，他的朋友就可能与之断交，他就要被逐出士大夫的社交圈，何况自己成为一个宦官呢？
但司马迁还是选择坚持活下来。理由，也就是今天中小学生作文里反复引用的那句话：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司马迁知道，现在就选择死亡，那真如鸿毛一般轻浮，如蝼蚁一般卑贱。他必须坚持活下来把那部后来被称为《史记》的书写完。他的生命只有与这部书融为一体，才能有泰山之重。
司马迁最终的结局，没有可靠的记录。有人说，他最终还是因为口出怨言，而被汉武帝处死。有人推测他是自杀，也有可能。汉武帝征和三年（前90年）写《报任少卿书》的时候，司马迁《史记》肯定已经写完。而这封著名的书信，许多地方看来都不像只是写给任安的，而是一封遗书：处处流露着最大的事业已经完成，人生已无可留恋的感觉。
《史记·赵世家》里，写了一个很不可靠，却也许能体现司马迁心迹的故事：程婴受尽屈辱，终于把赵氏孤儿抚养成人，然后，他就选择了自杀，程婴说，我要去告诉逝者，这个重任，我已经完成了。
仿佛，司马迁就是程婴，《史记》就是他的赵氏孤儿。
司马迁死的时候，大约仍然没有得到亲族和父老的认同。司马氏祖辈的墓地，在家乡夏阳的高门原，而司马迁的墓地在芝川，远远隔开。这种屈辱的处理，和今天当地有关部门把司马迁视为重要的旅游资源，形成了鲜明对照。
自然，这一切毁誉，对司马迁来说，都已经轻于鸿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