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传统文化，不等于照搬儒家经典到当代，更不是要把古代的思想观念奉为圭臬。明代有识之士已经指出，学习儒家经典，要用“怀疑”的态度。当今，我们学习儒家经典，更要用历史的、批评的眼光来辨析该怎么学、学些什么。
可能很多读者对 “陈献章”这个名字不是很熟悉，今天我们就通过樊树志先生的介绍来认识一下这位在明代就明确提出学习儒家经典“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的前贤。
陈献章
对于一般读者而言，宋明理学令人望而生畏，太多的概念、术语，含义难以捉摸，当时人的行文与言说方式，也与今人相去甚远。因此，愿意阅读这类文章的人似乎越来越少了。有鉴于此，我想用浅近的文字来表达自己的看法，尽量跳出玄虚的窠臼。
陈献章的学问，被后人称为“江门心学”，博大精深，我认为最值得称道的是怀疑精神。他的至理名言传诵至今，影响最大的无疑是这样一段通俗易懂的话：
前辈谓：学贵知疑。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疑者觉悟之机也，一番觉悟，一番长进。
这段话在明代思想史上的地位，无论怎样高度评价，都不会过分。他所说的“疑”，无论是“小疑”还是“大疑”，指向十分明确：儒家圣贤和儒家经典。他的意思很明白，如果不敢怀疑圣贤，不敢怀疑经典，就不可能有“觉悟”，也不可能有“长进”。在思想因官方钳制而日趋僵化的时代，这样直抒胸臆的言论弥足珍贵，仿佛于无声处听惊雷，振聋发聩，使得无数沉迷于死记硬背圣贤语录而无自觉思想的士子们幡然醒悟。
这一段文字，是他与弟子张诩（字廷实）讨论“学诗”书信中的话，故而前面几句说：“半江改稿，翻出窠臼，可喜。学诗至此，又长一格矣。”在这段话的后面，他强调“凡学皆然，不止学诗”，可见他是就学问的一般规律与境界而言的，并不仅仅限于“学诗”。
陈献章能够取得这样的“觉悟”，决非一朝一夕之功，而是经过不断的挫折与探索，才渐入佳境的。他回顾道：
予少无师友，学不得其方，汩没于声利、支离于粃糠者盖久之。年几三十，始尽弃举子业，从吴聘君（吴与弼）游，然后益叹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取向所汩没而支离者，洗之以长风，荡之以大波，惴惴焉惟恐其苗之复长也。坐小庐山十余年间，履迹不逾于户阈。俯焉孳孳以求，少进于古人，如七十子之徒于孔子。盖未始须臾忘也。
显然，师从著名的儒学大师吴与弼，并没有破解求学的迷惘，博览群书也没有领悟学问的真谛，真正奏效的是静坐中的思考。
他的另一段自述，讲得更为清楚：
仆才不逮人，年二十七，始发愤从吴聘君学，其于古圣贤垂训之书，盖无所不讲，然未知入处。比归白沙，杜门不出，专求所以用力之方，既无师友指引，惟日靠书册寻之，忘寐忘食，如是者亦累年，而卒未得焉。所谓未得，谓吾此心与此理未有凑泊吻合处也。于是舍彼之繁，求吾之约，惟在静坐。久之，然后见吾此心之体隐然呈露，常若有物，日用间种种应酬，随吾所欲，如马之御衔勒也。体认物理，稽诸圣训，各有头绪来历，如水之有源委也。于是涣然自信曰：作圣之功，其在兹乎？
他说得非常清楚，对于心学真谛的觉悟，对于“学贵知疑”的觉悟，对于“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的觉悟，是在静坐思考中得来的，即所谓静坐自得，就是他向门生反复强调的：“为学须从静坐中养出个端倪来。”因此他最重视“自得”二字，追求自己的心得，不人云亦云。在他看来，“学贵自得，苟自得之，则古人之言我之言也。”
他批评当时的学者不求自得的倾向，说：
今世学者各标榜门墙，不求自得，诵说虽多，影响而已。
他所写的《道学传序》有一段批判后学者的文字：
夫子之学非后世人所谓学，后之学者记诵而已耳，词章而已耳……吾闻之六经夫子之书也，学者徒诵其言而忘味，六经一糟粕耳，犹未免于玩物丧志。今是编也，采诸儒行事之迹与其论著之言学者，苟不但求之书，而求诸吾心。察于动静有无之机，致养其在我者，而勿以闻见乱之，去耳目支离之用，全虚圆不测之神，一开卷尽得之矣。非得之书也，得自我者也。盖以我而观书，随处得益，以书博我，则释卷而茫然。
他认为后世之学与孔子之学相去甚远，因为后世学者只知背诵词章，抛弃了内核，在他们嘴里的六经变成了糟粕，研究经学无异于玩物丧志。所以他主张为学之道，最要紧的是“求诸吾心”，“以我观书”，而不要“以书博我”。
明白了这些，我们就可以理解他高唱“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的深意了。毫无疑问，臻于这种境界，和他拒绝仕进、隐居静坐的生涯，有着很大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