谥号作为对君王的盖棺定论，曾经的不偏不倚到后来基本上成了文过饰非的工具，诸如“灵”在两汉之后就不再见于史册，而贬斥意味更加浓厚的“厉”则止于春秋时代。
杀戮无辜曰厉；暴虐无亲曰厉；愎狠无礼曰厉；扶邪违正曰厉；长舌阶祸曰厉。--《逸周书.谥法解》
“厉”是一个挨骂指数仅次于桀、纣的传说级恶谥，一般不轻易使用，所以载于史册的不过寥寥四五位，比如造成“国人暴动”而成为丧家之犬的西周厉王和年代太久而语焉不详齐厉公和陈厉公（据说都以暴虐著称）获此殊荣，而名单上的最后一位则是本文主角：晋厉公姬寿曼。
但笔者很负责任地讲：这不仅是片面的结论，更是一场刻意炮制的冤案。
话说“五霸闹春秋”，别人家都是独苗一个，唯有晋国两百年间长盛不衰，景公、厉公和悼公借继承文襄两代的衣钵成为诸侯公认的霸主。
身为承上启下者的晋厉公，其威名也绝非来自祖上积德。
破秦击楚：不逊先辈的霸主雄风
从城濮之战算起，晋楚两强的争霸战争已经持续了半个世纪，父亲晋景公时代两次南征获胜使晋国初步逆转了楚庄王时代的不利局面，但对手依旧强势，国际形势更不容乐观。
西边秦国是楚人最坚定的盟友，曾经的“秦晋之好”的短暂蜜月早就伴随着“崤之战”的累累白骨而化作世仇，加之殽函要道挡住秦国东出之路的战略冲突导致龃龉不断，秦人坚持不懈地骚扰了晋国五十年，是标准的“疥癞之患”。
▲秦晋之好不过数年，双方却掐了四百多年
相比之下，晋国的小伙伴就没那么靠谱了，齐国人经常想起桓公时代的荣光，一直不甘心当晋国的跟班，尤其是邲之战晋国失霸后更是上蹿下跳。
秦师败绩，获秦成差及不更女父... ...师遂济泾，及侯丽而还。--《左传.成公十二年》
公元前578年，厉公趁晋楚盟约新订之际，以秦桓公失信为借口带着九国联军发起了一场浩浩荡荡的讨伐战。秦军一败再败，泾水以东的军队全军覆灭，连主将都当了俘虏，乘胜追击的联军渡过泾水进抵候丽（今陕西泾阳西），几乎抵达了咸阳城下，秦国用下毒的损招才避免灭国之祸。
此战秦国被打成残废，而齐国和戎狄摄于厉公之威也老实了起来，晋国顺利完成“秦、狄、齐”三强服晋的部署，史载“诸侯是以睦于晋”，解除了南下争霸的后顾之忧。而大梦初醒的楚国突然发现为时已晚，不得不单独面对中原诸侯集团。
三年后，借救援宋国的机会，晋楚争霸的第三回合交锋在鄢陵（今河南省鄢陵县）拉开序幕，经过一番激烈的战斗之后，晋军在这场势均力敌的战斗中取得小胜，至此，晋厉公基本恢复了晋国在文公时代的影响力，实在有愧于“厉”的谥号。
晋由此威诸侯，欲以令天下求霸。--《史记.晋世家》
但奇怪的是，中原地区很快陷入了一场混战，晋厉公未能降服郑国，也没有如前辈一样召集诸侯会盟确定霸主地位，反倒是听到了来自内部的不和谐声音。
范文子立于戎马之前，曰：「君幼，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周书》曰『唯命不于常』，有德之谓。」
晋国的第三号人物范文子（中军佐）跑到厉公车驾面前神神叨叨些德行与天命的关系，并认为对方“君幼，诸臣佞”才是获胜的主因，可谓大煞风景。
事实上范文子不是第一次这么做了，早在大战之前就坚持退兵，而理由不是怕打不赢，而是觉得诸侯的背叛和楚国的威胁能够让晋国的沙丁鱼们（卿族）保持团结，一致对外，反之则可能再次引发内讧。
范文子的确是聪明人，他敏锐地发现：晋国的老毛病又要犯了。
晋国的顽疾
翻开《左传》，晋国自献公时代后的新旧君王交接就鲜有太平时日：奚齐、卓子、怀公、灵公均死于臣子之手，惠公、文公和成公的上台也都无不鸡飞狗跳，如日中天的霸业背后似乎隐藏着不安分的基因--大夫们的能量太大了点。
▲从董狐的角度来看，赵盾弑君证据确凿
这的确是个历史遗留问题，小宗逆袭的历史令历代晋侯对同宗血脉有着防患未然的意识，自晋献公驱逐群公子之后还制定了非嫡系不得逗留国内的规定，于是原本边缘化的异姓大夫逐渐成为了庙堂的主力。
如此一来自然是人才辈出，国家强盛，但是产权归属却成了大问题：春秋实封贵族对于国王的责任和义务一如诸侯于周王室，但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他们也是君王，这个叫做世卿世禄。在漫长的征战、封赏和斗争之后，“三军六卿”在景公时代一度扩充至“六军十二卿”，足见大夫势力的膨胀，好在晋景公在晚年借“下宫之难”铲除了赵氏及其旁支，六军随之缩编为鄢陵之战时的四军。
总之，在主干强大的时候，大夫们自然尽心尽力，霸业也顺理成章，而动荡之时则各怀心思，争斗不已，不小心就将会晋侯卷进去，每次内乱也意味着晋侯直属力量的再次下滑。后来大夫集团数量逐渐减少，势力和野心却越来越大，六卿争权和三家分晋乃是后话。
晋厉公这代的大夫有两家非常显眼，栾氏的栾书有勇有谋，本人更是高居正卿（中军将），而郤氏一族则占据了三个卿士岗位，飞扬跋扈的“三郤”（郤锜、郤犨、郤至）成了国家的隐患。
▲“三郤”才是诛灭赵氏的主力，而非屠岸贾
矛盾并没有马上爆发，麻遂之战是尚且君臣一心，连一贯喜欢评头论足的鲁大夫孟献子（仲孙蔑）也忍不住说他们“晋帅乘和，师必有大功”。
到了鄢陵之战之时，晋军将领们的分歧从打不打、怎么打到怎么收官一直存在，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或者说如果对面的楚军是城濮之战的成王子玉组合的话，怕是要吃不了兜着走。
孟子有云：“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这简直是为晋国而量身打造的名言。
忠奸难辨的庙堂
晋三郤害伯宗，谮而杀之。--《左传.成公十五年》
作为斗争中倒下的第一人，伯宗是多次在《左传》和《国语》中露脸的直臣，他曾建议晋厉公平衡八卿之间的权力，避免一家独大，虽没有被采纳，却引得“三郤”必杀之而后快，当然这也是他们得罪晋国所有人的第一步。
“晋厉公侈，多外嬖。返自鄢陵，欲尽去群大夫，而立其左右。”--《左传.成公十七年》
伯宗虽死，他的话并没有浪费，晋厉公此后很快疏远了大夫们，并将一群男宠、寺人以及失势的大夫作为亲信。晋厉公的确有削弱诸卿权力并强化君权的打算，但这群资历浅、人品差、能力弱的废物点心各方面均不足以服众，显然不是那些世代传承的政治流氓们的对手，想依靠他们打压诸卿、重振君权，不啻是缘木求鱼。
另一头，在鄢陵战功赫赫的“三郤”还在继续作死：强抢鲁成公的妹妹、与王室大夫争田、跟正卿栾书抬杠甚至抢夺晋厉公男宠财产... ...在得罪了所有人之后，各路先知纷纷给出了横死的预言，进而厉公在近臣们的鼓动和栾书的陷害下将头号打击目标定了下来。
壬午，胥童、夷羊五帅甲八百，将攻郤氏... ...矫以戈杀驹伯、苦成叔于其位... ...以戈杀之，皆尸诸朝。--《左传.成公十七年》
讨伐的过程相当顺利，而号称“其富半公室，其家半三军”的郤氏一族引颈就戮，几乎没有任何反抗就消失在晋国的舞台之上，完全不符合他们怼天怼地的一贯形象。
事实上，他们早就做好了等死的准备：收到线报后，族长郤锜的确有反攻的想法，又自认为必败无疑，反而担心其国君的安危起来（虽死，君必危）；郤至也提出有信用不能背叛国君，明智不能残害百姓，勇敢不能发动祸难（信不叛君，知不害民，勇不作乱），既然我们的一切都是国君给的，又怎能因为家族的利益而与国君相争呢（有党而争命，罪孰大焉）？
枪口之下还有这份情操，我们大可以认为他们或许有性格上的缺点，却不失为忠臣良将。也就是说，这是一场典型的权利之争，始作俑者除了几个眼高过顶的近臣之外，还有几个老谋深算的家伙想借刀杀人。
难怪范文子（此时已去世）只说晋国有难，却不点破忠奸。
莫名其妙的“仁慈”
杀红眼的胥童在朝堂上将栾书和中行偃抓了起来，小集团里唯一有见识的长鱼矫认为不杀两人必然后患无穷（不杀二子，忧必及君），而一贯杀伐果断的晋厉公此刻却表现出政治家不该有的“仁慈”。
一朝而尸三卿，余不忍益也。
这个表态很值得玩味，如果二人有错，纵然不杀也要剥夺权利并予以圈禁；如果无罪有功，自然是好言相慰并示以诚心，又怎能以“不忍”的荒唐理由进行特赦呢？
原因只有一个：郤氏不过是厉公拟定的黑名单中的第一位罢了，抓捕栾书和中行偃早就是既定方案，那究竟什么原因让厉公临时变卦呢？
原因还在于郤氏临难前的表现，骄横的“三郤”并没有挑衅过国君的地位，他们只是“有智无囊”，毫无城府罢了。回想起并肩作战的岁月，骄傲的晋厉公终究心软了起来：如果再杀死栾书，麻遂和鄢陵的功臣就一个没留下了。
长鱼矫自然是气个半死：你不忍心，别人可不会手软（人将忍君），对郤氏的不教而诛已经是丢了德行，现在又因为“不忍”而放弃刑罚的权威，这不是找死吗？遂选择一走了之。
不以为意的晋厉公随后告知惊魂未定的栾书和中行偃：被劫持的事就不要放在心上了，赶紧回来上班吧（大夫无辱，其复职位）。
然而，大难不死的栾书和中行偃并没有多少感恩，反而只有侥幸：“三郤之难”其实是三方博弈的结果，除了厉公小集团之外，栾书和一派也试图通过打击郤氏获取更大的权利，正是他们放出“三郤”即将迎立新君的假消息并安排郤至在成周与公孙周会面，坚定了厉公的杀意。
冲这一条，他们就该死，加之先前图穷匕见的朝堂劫持事件，二人不认为事情就这么完了，他们索性来一不做二不休将厉公囚禁起来。随后，大夫们从成周接回了年仅十三岁的公孙周，把持朝政之心一览无余。
悼公元年正月庚申，栾书、中行偃弑厉公，葬之以一乘车。--《史记.晋世家》
次年正月，在新君已经正位的情况下，一代霸主被栾书和中行偃将杀死，陪葬之器仅仅是一辆车，附赠品则是“厉”的恶谥，果然是乱臣贼子的惯用套路。
至于诋毁先君的原因，后来偶尔的一次君臣谈话貌似道出了原委。
“晋侯（悼公）问卫故于中行献子（中行偃）... ...对曰：『亡者侮之，乱者取之，推亡固存，国之道也。』 ”--《左传.襄公十四年》
晋悼公君臣的“推亡固存”之道，通俗点说就是否定过去，承认现实，想必他们当年在决定州蒲谥号时，同样要给“亡者”洲蒲加上“厉”的恶谥而“ 侮之 ” 。
不然的话，在座的各位恐怕都是名不正而言不顺了。
只是谁都没料到，这位舞勺之年的少年（姬周）竟然有着不逊于晋文公的手段，弑君元凶很快被贬斥，晋国也得以复霸于诸侯，却早早丧失了根除大夫专权问题的机会。
当然，这是后话，而非初心。
结语：都是骄傲惹的祸
回想一下，讨伐郤氏这样重要的军事行动，晋侯亲兵居然只有惨兮兮的“甲八百”，足见公室的衰微已是肉眼可见，全靠制衡和正统名义在撑着，跟今天的道义和操守一般靠不住。
▲韩献子就是“赵孤”事件中的韩厥
同时，以忠诚正直著称智瑩和韩献子虽然在史册上频频露脸谴责遂君行为，却没有任何的实际行动，忠肝义胆的更是无从谈起。他们用坐山观虎斗的表现展示了立场：乱臣贼子不当，灭族的队不站。
所以，晋国的“小春秋”也就不难理解了：卿大夫之间虽然争斗不休，对于晋侯却是统一战线的，谁都不愿意看到一个强势的君王，这是阶级利益所决定的必然，而非个人道德所能改变。
总之，一代雄主晋厉公的结局是世人所始料不及的，如同后世饿死沙丘的赵武灵王和将安禄山收为干儿子的唐玄宗一般，勇武雄毅之主最终都落得个身后骂名。其实雄主们并非完人，或有寡人之疾、或雄猜多忌、或心狠手辣，然这些对于上位者而言都不致命，唯有骄傲令他们都相信掌控一切的能力并蒙蔽曾经睿智果敢的心。
晋范文子反自鄢陵，使其祝宗祈死，曰：「君骄侈而克敌，是天益其疾也。难将作矣！爱我者惟祝我，使我速死，无及于难，范氏之福也。」--《左传·成公十七年》
倒是前文提及的范文子早早看出端倪，认为这个骄横奢侈的家伙在打败楚国一定会嘚瑟作死，如此“我”不如早死，眼不见为净。
事实也证明了他的判断，晋厉公最后的昏招并非突如其来的仁慈，而是与骄傲的性格有莫大的关系。破秦击楚的赫赫武功令他不逊于晋国历史上任何一位霸主，而轻松消灭“三郤”更是带来了无所不能的错觉，在他的构想里，栾书们应该早已在一擒一纵的手段中心悦诚服，从此不敢造次才对。
与其说是失策，不如说都是骄傲惹的祸吧，原来“厉”并不比李隆基的“玄”和赵雍的“灵”来得冤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