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本该普天同庆，而今年这只突如其来的年兽却让人们感到揪心，相信科学的力量加上华夏儿女的众志成城，这头猛兽很快将成为历史。不过回首人类历史的发展轨迹不难发现古人同样面临着它们的威胁，在没有科技的时代，古人对抗这头无情凶兽的办法却让人又喜又忧。
文字记载最早的古代疫情发生在周朝，鲁庄公二十年的时候齐国有一次大灾，《公羊传》解释为大疫。此后疫情的记载便时有发生，根据《中国救荒史》的大致统计为“周朝1次，秦汉时期约13次，魏晋及隋唐时期各17次，而两宋之间增加到了32 次，元朝约20次，到了明清时期更是多达64次及74次，而疫情最大的一次则发生在公元1232年金朝的汴京，《金史》载五十日内“诸门出死者九十余万人，贫不能葬者不在是数”，由此可见古代没有科技相助的环境下，疫情犹如洪水猛兽一般势不可挡。
疫情巨大的危害是历代统治者心头挥之不去的大山，为了有效地避免与防控，古人对疫情的研究更是从未停止。但历史局限无法逾越，在先秦时代人们普遍将其视为瘟神作祟或者阴阳失调所致。直到宋朝病气说的提出，人们对疫情开始有了质的飞跃。
电影《大明劫》中吴又可的原型便是病气说的提出者吴有性，他总结疫情传播的途径是由口鼻侵入，停留在半表半里之间的膜原之处。而在当时有限的条件下，这样的认识在无疑是推陈出新的一大步。
除此之外，与日俱增的流动人口也是疫情的诱因之一，《宋史》记载公元前1164年的南宋“淮甸流民二三十万避乱江南，结草舍遍山谷，暴露冻馁，疫死者半，仅有还者亦死”随后便是疫情惊人的扩散“是岁，浙之饥民疫死者尤众。”面对疫情的巨大危害，数千年间人们的防治措施也在不断更替，大致有以下六种措施：
一、顺时守节
古人最初认为疫情的产生是由于“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是故生疫”，只有顺应节气的规律作息才能避免。而与此相关的记载共有两处，除了《礼记》中记载“孟春行秋令，则其民大疫。季春行夏令，则民多疾疫；仲夏行秋令，民殃于疫；孟秋行夏令，民多疟疾”之外，汉末曹植更是将建安二十二年病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的惨状写入了其《说疫气》之中。
二、封建巫术驱疫
我们都知道先秦古人尚巫，他们认为疫情的产生是额项死去的三个儿子中其中的一个化成瘟鬼，所以我们时常在书中看到古人请巫驱邪的荒诞情形。尤其是后世人尽皆知的滩戏便是此种荒诞行径的演化，《周礼》中有“方相氏四狂夫身披熊皮，头带面具，执戈扬盾，帅百隶逐室殴疫”的记载，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跳大神了。不仅如此，民间还有诸多送瘟的习俗，在那个条件极端落后灾疫横行的时代，人们从未放弃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这是值得庆幸的。但事实证明疫情面前，这些都是毫无意义的，他们的努力换来的只有消逝，两两相较悲从中来。
三、公共防治
这个略显现代的词汇在古代却格格不入，经过数千年的历史更替人们才逐渐意识到疫情与公共卫生之间的紧密联系，虽然依旧没能引起足够的重视，但却开启了先河。南宋名臣真德秀就曾因为当时泉州的臭水沟而发文《开沟告诸庙祝文》称“淤泥恶水，停蓄弗流，春秋之交，燕为病疫”随后便组织清理。
四、朝廷无偿巡诊
即便是诸多的影视剧中也很少见到所谓的无偿巡诊，其实在先秦时期的《周礼》中就有一个专门的官职来做此事，“凡岁时有天患民病，则以节巡国中及郊野，而以王命施惠”，可见当时君主对百姓疾苦并非视若罔闻。此后历朝历代每逢疫情发生都会有类似的派遣，除此之外还会协同民间药局携手共济。
五、掩埋尸体
作为病毒细菌寄生的主要载体，尸体的处理往往时关系疾疫流行的重中之重。而早在先秦时期便有掩埋疫者无主尸身的做法，后世朝代争相效仿。《南史》记载梁武帝曾下令朝廷给死者赐棺器盛睑，以防传染。宋朝更是以度碟奖励来招募僧人专门负责掩埋尸体，后续更是设立漏泽园制度。
六、隔离病患
关于隔离的最早记载是《汉书》中“元始二年，旱蝗，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足见汉朝已经开始重视疫情的传染问题。直到晋朝六疾馆的出现，开启了朝廷成立专门养病馆的先河，往后历代效仿并加以扩展，著名词人苏轼也曾在杭州亲自营建“安乐坊”以专门隔离病患并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不过到了元明清时期，除了药局得以保留外朝廷再无其他机构可言，虽然民间慈善开始兴起但对于生存环境恶劣的古代仍然显得杯水车薪。从古代记载的疫情伤亡来看，几乎每次疫情都会夺去数以万计的无辜生命。在科学没有产生且人治泛滥的古代，这六个办法仍旧难以阻挡疫情的肆虐，念及于此总让人难掩悲伤。但值得高兴的是无论是人祸还是天灾，传承千年的炎黄子孙总能众志成城化险为夷度过一次又一次的难关创造一次又一次的奇迹，而这次也不例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