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作为古代东西方交流往来的交通要道，对唐代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具有重要价值与意义。其中，位于丝绸之路中段的焉耆，凭借其突出的地缘政治优势，周旋于唐朝与西突厥两大政权之间，并与高昌并立，形成复杂的四角关系。唐朝对焉耆的征讨与管理，更是集中体现了其对焉耆在西域地区的地位与作用的认识——立足焉耆是唐朝进一步拓展其在西域的势力范围、控制与经营丝绸之路的前提。
唐朝时期的西域地图
焉耆与西突厥、唐朝的复杂关系
贞观六年“七月，丙辰，焉耆王突骑支遣使入贡”“自隋末罹乱，碛路遂闭，西域朝贡者皆由高昌”，焉耆王此次遣使的目的是请求重新开通大碛路，恢复焉耆在丝绸之路贸易中的地位与作用，由此可知，这条路是关乎焉耆切身利益的重要通道。
关于这条出玉门关沿蒲昌海北岸，过臼龙堆、楼兰，达焉耆、龟兹的“大碛路”，专家们早有讨论。这条“大碛路”，或从玉门关出发，不经过高昌，而进入西域北道；或从焉耆出发，不经过高昌，直接进入玉门关、敦煌，这条径路，在隋末以前，一直畅通。当时，不仅焉耆，西域朝贡使节也均走此路。隋末动乱，此路始闭，焉耆及西域朝贡使节才改走高昌路。
丝绸之路
隋末唐初，西突厥内乱不断，导致中央王朝对西域地区的控制能力降低。焉耆提议重开“大碛道”，不但涉及焉耆的自身经济利益，更是对西域各方实力的一次重新评估。
贞观元年，葛逻禄部落的反叛掀起了西突厥长期内乱的序幕。贞观二年，射匮可汗的弟弟统叶护可汗被其伯父莫贺咄杀害，西突厥国内大乱；弩失毕部反对莫贺咄统治，推举泥孰莫贺设为可汗，然而泥孰却迎立统叶护可汗之子喱力特勤为肆叶护可汗；贞观四年，肆叶护暂时统一了西突厥各部，但是贞观五年泥孰与肆叶护可汗争权，西突厥再次内乱。其时，“泥孰奔于焉耆，设卑达官与弩失毕二部攻之，肆叶护轻骑奔康居，寻卒。国人迎泥孰于焉耆而立之，是为咄陆可汗，遣使内附”。
西突厥人
贞观六年八月，泥孰势力已完全控制了西突厥政局。焉耆为何此时遣使唐朝，请求重开商路？一方面，泥孰与肆叶护争国时，曾奔于焉耆，这说明泥孰与焉耆的关系非同一般；另一方面，焉耆是出于对泥孰与唐朝之间密切关系的考虑。由此，焉耆希望借机利用其与西突厥泥孰以及泥孰与唐朝的同盟关系，制衡同样处于丝绸之路要道上的高昌，以提高自身在西域地区的政治、经济地位。
贞观十四年，“侯君集讨高昌，遣使与之相结，焉耆王大喜，请为声援。及破高昌，其王诣军门称谒。焉耆人先为高昌所虏者，悉归之。由是遣使谢恩，并贡方物”。对于唐军的到来，焉耆不仅“请力声援”，而且国王亲自到军门谒见，这充分体现了焉耆与唐朝的密切关系。但是，此后焉耆亲近西突厥，停止朝贡，断绝与唐朝关系，最终导致太宗于贞观十八年派郭孝恪出兵灭焉耆。
唐军灭高昌
对于焉耆立场的迅速转变，有专家从唐朝进军高昌后西突厥乙毗咄陆可汗势力发展的角度考虑指出，焉耆在西突厥乙毗咄陆可汗胁迫下断绝了与唐朝的往来。但是，结合相关史料，小煎蛋发现不仅没有焉耆国被西突厥势力胁迫的迹象，反而多处提及唐朝指责焉耆王“背德怀贰”、与西突厥相为唇齿。因此，焉耆王很可能是主动与西突厥结盟，进而导致焉耆国内形成亲西突厥与亲唐两派势力。
焉耆背叛唐朝以及郭孝恪灭焉耆的过程，主要见于《资治通鉴》及《旧唐书·焉耆国传》、《新唐书·焉耆国传》。贞观十四、十五年间，“焉耆贰于西突厥，西突厥大臣屈利啜为其弟娶焉耆王女，由是朝贡多阙”。关于焉耆王与西突厥相通一事，唐太宗在郭孝恪破焉耆后讲道：“卿破焉耆，虏其伪王，功立威行，深副所委。但焉耆绝域，地阻天山，恃远凭深，敢怀叛逆。卿望崇位重，报劾情深，远涉沙场，龚衍罚罪。取其坚壁，曾不崇朝；再廓游魂，遂无遗寇。缅思竭力，必大艰辛，超险成功，深足嘉尚。”李世民不仅在玺书中强调了焉耆地理位置的重要性，而且认为焉耆“伪王”心怀叛逆，遭致唐军攻击。
唐朝军队
《新唐书·郭孝恪传》中同样有“王叛归欲谷设可汗，孝恪请击之”的记载。另外《旧唐书·焉耆国传》将焉耆王弟颉鼻称为“颉鼻叶护”，《新唐书·焉耆国传》记作“王弟颉鼻、栗婆准叶护等三人来降”。“叶护”是突厥汗国系统的官称，不论焉耆王弟颉鼻的官称是叶护，还是焉耆王弟栗婆准的官称是叶护，都说明焉耆国王突骑支当时已接受了西突厥的授官，而且这是史料中突厥官称第一次在焉耆国内出现，更加体现出其对西突厥的臣服。直至《旧唐书·地理志》记述“焉耆都督府”设立时，仍特别强调焉耆国“常役于西突厥”。上述材料都表明了焉耆主动背弃唐朝而投靠西突厥。
贞观十八年，郭孝恪讨焉耆“会焉耆王弟颉鼻兄弟三人至西州，孝恪以颉鼻弟栗婆准为乡导”。关于焉耆王弟颉鼻兄弟三人，太宗在郭孝恪随焉耆王突骑支及其妻子入唐后，曾对太子言道：“焉耆王不求贤辅，不用忠谋，自敢灭亡，系颈束手，漂摇万里；人以此思惧，则惧可知矣”。
盛唐时万国来朝
这里，太宗所指的“焉耆王不求贤辅，不用忠谋”与郭孝恪出兵焉耆时为唐军做向导的突骑支弟颉鼻兄弟三人相对应，“贤辅”与“忠谋”当指以颉鼻兄弟三人为代表的亲唐势力。而焉耆王突骑支代表的则是亲西突厥势力，至于大家讨论的控制焉耆的乙毗咄陆系屈利啜与乙毗射匮可汗系处般啜，则反映了焉耆国内的亲西突厥一派先后对乙毗咄陆系与乙毗射匮可汗系的臣服。
郭孝恪攻下焉耆后，“以栗婆准导军有功，留摄国事而还”，但孝恪还师三日后，焉耆再次被西突厥占瓴“屈利啜乃囚栗婆准”。尽管“孝恪还击，破之，追奔数十里”，可是由于亲唐的栗婆准被执，加之唐军在西域东部的军事实力有限，焉耆最终还是被处般啜扶持的亲西突厥势力所统治。以至于处般啜遣使入贡“上数之曰：我发兵击得焉耆，汝何人而据之！。”
影视剧中的郭孝恪
唐灭高昌后，焉耆一改与唐朝的密切关系，转而“贰于西突厥”，小煎蛋认为焉耆的这种转变与唐在高昌实行的一系列举措有很大关系。贞观十四年，唐灭高昌后，太宗以高昌为西州，其下置高昌、天山、蒲昌、交河、柳中五县“于是唐地东极于海，西至焉耆，南尽林邑，北抵大漠，皆为州县”；置安西都护府，留兵镇于交河城；侯君集虏高昌王麴智盛及其群臣豪杰归朝，吐鲁番出土的墓志中也有不少反映当地大族被迁入中原之事。
这些措施可能对焉耆国内产生不小的震动。焉耆与高昌之间的界线成为唐朝实施州县制的分割线，置于交河城的安西都护府则将唐朝经营西域的军事基地推进到焉耆的东面，王室及大族内迁更是直接威胁着龙氏在焉耆数百年的统治。焉耆原本希望借助唐朝势力打击高昌，通过唐朝的支持稳固自身在西域东部地区的地位，但是唐灭高昌后，焉耆意识到自身成为了西域地区与唐朝相接的前沿，遂主动选择与西突厥为盟，避免被唐朝夷平为郡县，以延续龙姓王国在焉耆的统治。
焉耆风景
唐朝对焉耆的控制与经营
“李唐承袭宇文泰‘关中本位政策’，全国重心本在西北一隅，而吐蕃盛强延双二百年之久。故当唐代中国极盛之时，已不能不于东北方采维持现状之消极政略，而竭全国之武力财力积极进取，以开拓西方边境，统治中央亚细亚，藉保关陇之安全为国策也。”——陈寅恪
其中，唐朝对丝绸之路安西地区的经营主要体现在安西都护府与安西四镇的设置。《新唐书》记载“唐兴，初未暇于四夷，自太宗平突厥，西北诸蕃及蛮夷稍稍内属，即其部落列置州县。其大者为都督府，以其首领为都督、刺史，皆得世袭。”唐朝置安西四镇后，又分别设立了龟兹、毗沙、焉耆、疏勒四都督府。镇与都督府的设立，反映了唐朝经营四镇战略用意的不同。唐朝由设置军镇，到镇、都督府的并立，说明了唐朝对西域地区从重点防御到全面经营的思路转变。
安西都护府
安西四镇建立后历经三次弃置，这说明了西域局势的不断变化以及唐朝经营西域策略的适时调整。关于四镇的设立时间，前人已有充分讨论：安西四镇之设当在显庆三年，安西都护府迁移龟兹的前后。疏勒置州标志着安西四镇的正式设立。咸亨元年，“四月，罢四镇。是龟兹、于阗、焉耆、疏勒”其时，焉耆位列四镇之一；调露元年，唐朝“以碎叶、龟兹、于阗、疏勒为四镇”——碎叶代焉耆，成为四镇之一；开元七年，“十姓可汗请居碎叶，安西节度使汤嘉惠表以焉耆备四镇”。
关于四镇中焉耆与碎叶的交替，调露元年以碎叶代焉耆为四镇之一，反映的是唐朝西域经营的战略调整，其目的在于隔断威胁唐朝统治西域的吐蕃和西突厥余部。而焉耆在唐代无论是否作为四镇之一，其地位一直都十分重要，并非“备足四镇之数”那样简单。
西域霸主突骑施
圣历二年，突骑施崛起。长安三年，突骑施徙牙帐于碎叶，此后其部落沿葱岭山地向南往吐火罗地区渗透。景龙二年，阿史那忠节欲引吐蕃攻娑葛，郭元振上疏云：“今忠节不论国家大计，直欲为吐蕃乡导，恐四镇危机，将从此始。顷缘默啜凭陵，所应者多，兼四镇兵疲弊，势未能为忠节经略，非怜突骑施也。忠节不体国家中外之意而更求吐蕃；吐蕃得志，则忠节在其掌握，岂得复事唐也！”
当时唐朝将领分为两派，其中安西都护郭元振支持娑葛，碎时镇守使周以悌支持阿史那忠节。小煎蛋认为，郭元振反对阿史那忠节的建议主要是出于对当时复杂的西域形势的整体考虑，而且支持阿史那忠节攻打突骑施的宗楚客并没有采纳阿史那忠节的建议——引吐蕃攻娑葛。
西域诸国的混战
郭元振上疏陈述的反对理由主要有：其一，阿史那忠节与吐蕃连兵攻打突骑施“恐四镇危机，将从此始”；其二，唐朝需要利用突骑施在西域共同抵抗东突厥西侵。阿史那忠节欲引吐蕃之时，活动于播仙一带，如果其与吐蕃连兵，那么经蒲昌海、计戍河至焉耆向西一线将受到影响。尽管直至开元八年吐蕃才打通进入西域的东道。但是这条道路上仅有焉耆一处险关，一旦吐蕃兵被阿史那忠节引入，吐蕃向西进发必然危及焉耆。
宗楚客虽然没有听从郭元振建议，执意攻打娑葛，但是他却分别遣冯嘉宾安抚阿史那忠节，以吕守素处置四镇，发甘州、凉州以西兵，兼征吐蕃，以讨娑葛，防止突骑施与吐蕃同时反叛而令唐军腹背受敌，足见宗楚客与郭元振都对阿史那忠节与吐蕃连兵的后果有清醒认识：焉耆若不为唐守，直接后果就是唐朝在西域东部地区控制吐蕃与突骑施的实力减弱，这也是为何郭元振称双方连兵将引发“四镇危机”的原因。
影视剧中的唐玄宗
“开元六年三月，杨嘉惠除四镇节度使、经略使。自此始有节度之号。”开元七年，“十姓可汗请居碎叶，安西节度使汤嘉惠表以焉耆备四镇”，安西节度使的设置意在镇抚西域“统龟兹、焉耆、于阗、疏勒四镇，治龟兹城，兵二万四千。”自长寿元年汉兵三万驻守四镇之后，四镇级别升格为军镇。唐朝在西域地区设置安西节度使的第二年，焉耆重新取代碎叶，成为四镇之一。
焉耆再次位列四镇，与抵御吐蕃及突骑施有密切关系。开元二十四年，吐蕃与突骑施连兵攻西域，
“趾蕃背约，入我西镇。观其动众，是不徒然，必与突骑施连谋，表里相应。或恐贼心多计，诸处散下，铁关、于术，四镇咽喉，倘为贼所守，事乃交切。”——张九龄《激天山军使西州刺史张待宾书》
西域部队
这段话直接反映了焉耆在唐军抵御吐蕃与突骑施联盟中的重要性。由此，景龙二年郭元振与宗楚客极力防止出现的“四镇危机”，再次被张九龄指出。可见，焉耆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一直是唐朝在西域东部扼守突骑施与吐蕃结盟的屏障。
岑参有诗云：“昨者新破胡，安西兵马回。铁关控天涯，万里何辽哉”，形象且生动地说明了铁门关有着“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而铁门关所在的焉耆，更是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一方面焉耆处于连接安西都护府与西州的丝路要道上，是唐朝经营西域、控制丝绸之路的命脉；另一方面，控制焉耆能够有力阻挡其时不容小觑的突骑施与吐蕃连兵，减少二者在西域东部地区对唐朝造成的巨大威胁与震慑。
唐时丝绸之路遗址
安史之乱后的焉耆
天宝十四载十一月，安史之乱成为唐朝由盛到衰的转折点。为平定安史之乱，唐朝不得不调用大量西北兵驰援内地，而西北防务的空虚，为吐蕃势力的进入创造了机会。可见，由于唐朝劲旅的撤离而出现的西域地区对吐蕃的臣服，并不是吐蕃派兵征服的结果，而是唐朝撤兵引起强权政治倾斜的结果。因此，虽然此时唐朝已无暇顾及西域，四镇与唐朝的交通也多受阻隔，但是驻守四镇的唐军一直坚守到贞元年间。
安史之乱爆发后，为迅速平定叛乱，唐朝征发大量兵力“上下制欲亲征，其朔方、河西、陇右兵留守城堡之外，皆赴行营，令节度使自将之；期二十日毕集”，“玄宗又征兵于安西；行军司马李栖筠发精兵七千人，励以忠义而遣之”。河西、西域兵力调拨内地的直接后果是，引发了吐蕃对河西地区的进攻。
安史之乱
广德元年七月“吐蕃入大震关，陷兰、廓、河、鄯、洮、岷、秦、成、渭等州，尽取河西、陇右之地。唐自武德以来，开拓边境，地连西域，皆置都督、府、州、县。开元中，置朔方、陇右、河西、安西、北庭诸节度使以统之……及安禄山反，边兵精锐者皆征发入援，谓之行营，所留兵单弱，胡虏稍蚕食之；数年间，西北数十州相继沦没，自凤翔以西，邻州以北，皆为左衽矣”。至此，四镇暂时与唐朝政府中断联系。然而，尽管河西、陇右陷于吐蕃，安西四镇仍在唐手。
速中二年七月，李元忠、郭昕遣使经回鹘道入唐，四镇才与唐朝取得联系。德宗下诏曰：“二庭四镇，统任西夏五十七蕃、十姓部落，国朝以来，相奉率职。自关、陇失守，东西阻绝，忠义之徒，泣血相守，慎固封略，奉遵礼教，皆候伯守将交修共理之所致也。伊西北庭节度观察使李元忠可北庭大都护，四镇节度留后郭昕为安西大都护、四镇节度观察使。”使者所走的回鹘道，是吐蕃占领河西后，四镇与唐朝联系的道路。
安西都护府遗址
直至贞元四、五年时，悟空回国还记载了唐朝在四镇地区的国王与镇守使“渐届疏勒，时王裴冷冷，镇守使鲁阳，留住五月。次至于阗……王尉迟曜，镇守使郑据，延住六月。次威戎城，亦名钵浣国，正日怖汗国，镇守使苏岑。次据瑟得城卖诠。次至安西，四镇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右散骑常侍、安西副大都护兼御史大夫郭昕，龟兹国王白环……。于此城住一年有余。次至乌耆国，王龙如林，镇守使杨日丰右，延留三月。从此又发至北庭州，本道节度使、御史大夫杨袭古……。时逢圣朝四镇、北庭宣慰使、中使段明秀来至北庭。洎贞元五年己巳之岁九月十二日，与本道奏事官、节度押牙牛昕，安西道奏事官程锷等，随使入朝。当为沙河不通，取回鹘路……六年二月来到上京。”
悟空在焉耆见了当地的国王与镇守使，而且“延留三月”，说明唐朝在当地设立的国王管民政、镇将摄军事的统治秩序并没有被破坏。不仅如此，从库车出土的文书、于阗出土汉文文献来看，建中至贞元初期，安西四镇比以往显得平静。可见，安西都护府在与朝廷阻隔的情况下，仍在四镇实行着有效的地方治理，而且社会秩序稳定。
安西都护府遗址
贞元六年，北庭没于吐蕃，“安西由是遂绝，莫知存亡，而西州犹为唐固守”。此后，虽然汉文史料中不见安西四镇的记载，但是出土的文书中却提供了不少四镇的材料。张广达、荣新江先生根据记载“节度副使都督王【尉迟曜】”以及克孜尔千佛洞“贞元七年”文书、“贞元十年”题记认为，龟兹陷蕃当在794年以后，于阗当是安西四镇中较晚陷蕃的唐朝堡垒，并且推测贞元六年和贞元十四年之间，于阗曾一度被吐蕃占颌，但中间又被唐军收复。从吐蕃对西域进攻的线路上看，吐蕃自东向西，必然先攻下焉耆，而后占领龟兹、于阒，因此焉耆陷蕃的时间要早于龟兹。又据《九姓回鹘可汗碑》，大约从794年开始，焉耆进入回鹘的势力范围。因此，小煎蛋认为焉耆陷蕃的时间当在贞元十年之前。
结语
丝绸之路作为沟通古代东西方交流往来的交通要道，对唐代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具有重要价值与意义。而位于丝绸之路中段的焉耆，凭借其突出的地缘政治优势，周旋于唐朝与西突厥两大政权之间，并与高昌并立，形成复杂的四角关系。
唐朝时期的西域
此后，唐朝对焉耆的征讨与管理，更是集中体现了其对焉耆在西域地区的地位与作用的认识——立足焉耆是唐朝进一步拓展其在西域的势力范围、控制与经营丝绸之路的前提。唐朝出兵灭高昌，设置西州，因此西州成为唐朝经营西域的基地。在这一军事后方的支持下，唐朝进一步攻下了焉耆、龟兹、于阗、疏勒等西域地区的重要据点，开始了与吐蕃等政权在西域地区的角逐。在这些据点中，焉耆成为唐朝向西域地区延伸的触角，而唐朝对焉耆的牢牢控制，是西州稳固以及西州与安西都护府之间维持联系的保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