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历史上，王朝开国有两种模式，一种是白手起家，推翻原有的统治阶层，在帝国的废墟上重建一个新帝国；第二种是借壳上市，利用合法的手续从上一任帝国的手上取得统治权，成为这个帝国的主宰。
而历经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父子三人奠基，司马炎才最终称帝的西晋帝国明显属于后一种。
一、西晋开国的畸形政治局面
两种模式的优劣也十分明显。
一种模式的优势是可以取得一个相对团结、清明的政治局面，但劣势是反对的人很多，要成功很难。第二种模式恰恰相反，在获得了权力之后，走个形式相对容易，但劣势也十分明显，如果不做出巨大的改革，那么原来帝国的存在的弊端也会越来越大，最终导致帝国的吸血虫越来越多而发展越来越难。
显然，西晋的开国属于第二种模式，最要命的是，在第二种模式开国的王朝中，西晋的改革阻力还是最大的。
在这里，子彧要为司马炎澄清一下，司马炎算不得优秀的帝王，但也不是草包庸才。受禅之后，司马炎执政前期，为了帝国的繁荣，在政治制度、民生经济（比如户调式）、军政、法律（比如《泰始律》）方面也做了不少的改革和创新，希望把帝国带上一个强盛的道路。
然而，西晋帝国改革的阻力，应该是历朝开国最大的，而这个阻力来自于两个方面：
其一，日益强大的世家大族。世家大族发源于西汉中后期，在东汉初年已经是一个相当重要的社会群体了，光武帝时的“度田”没能彻底贯彻，随着东汉帝国的没落，他们有了更加优良的发育土壤。三国枭雄纷纷打压士族，到了曹丕这里，却不得不制定九品官人法来换取他的合法禅位，可见当时世家大族的地位已经到了什么程度。
西晋帝国的皇位由曹魏而来，自然也继承了这些政治遗产。因此一开始，西晋帝国面对的就是极其强大的世家大族们，还有他们能帮助他们合法发展的九品官人法的升迁制度。这种情况温和的政治改革根本不能动摇他们在帝国内部的地位。
其二，两代帝王的正统性不足。如果西晋帝国是依靠军队起家的，倒也可以血腥的方式打压世家大族，然而司马家本来凭借政变上台，势必要争取世家大族的合作；而司马昭、司马炎两代帝王又都有正统上的瑕疵：司马昭的执政地位继承自其兄司马师，且生前曾说要把大位还给司马师后裔；而司马炎却是司马昭嫡子，而当时过继给司马师的兄弟司马攸尚在人间。不仅如此，司马炎、司马昭继承于制度已经向对完善的盘子，司马炎即位多年，都没有与之匹配的名声威望来支撑他做一些激进的改革。
为了增加世家大族的认可，司马氏家族地位的每一次提升，都必然要以给予世家大族一些政治特权为代价。到了司马炎称帝后，世家大族已经隐隐然从皇权之侧挖掉了很大一块蛋糕。
而这两方面的阻力结合在一起，最终导致了西晋皇权不振、世家大族权力越来越大的现象越来越严重。在当时一些著名的事件中，都显示出了这个趋势，比如王恺与石崇斗富事件、贾充督军西北任命的失败、贾南风太子妃的上位和废黜失败等等。
因此，西晋开国不久就陷入了世家大族权力过大、皇权不振的畸形政治形态。
对于这些问题，司马炎并不是没有看到，也想要解决，比如他对一些寒门官员（比如张华）的任用及宽容，也曾想要改善士族垄断帝国朝堂的现象。
二、司马炎的解决办法
司马炎本来不得不对世家大族采取怀柔的政策，现在为了帝国的平衡，也要采取宽容的政策来对待一些寒门官员，这样司马炎就从一个开国皇帝变成了一个好好先生。司马炎明白这样下去是不行的，提拔个别寒门官员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因此，司马炎也在积极寻找别的办法来解决这一问题。
那么，司马炎找到的办法是什么呢？
答案是，分封宗王，达到新的政治平衡。
司马炎的分封宗王政策被认为是走了曹魏宗室无力的老路，然而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这其中有世家大族的力量。正是因为大多数世家大族选择了与司马氏合作，曹魏才无力反抗的。而现在世家大族的力量更加强大，那么要对抗他们，也必须分封更加强有力的宗藩来拱卫皇室。
虽然这一政策被后世广泛批评，但这是司马炎觉得能想到又能做到的最好的办法了。
早在泰始元年，司马炎就分封叔祖父（司马孚）、叔父、伯父、兄弟、堂兄弟等27人为宗王。
等到武帝诸子长大后，最迟在太康十年（289年），武帝诸子全部封王。除了即位为帝的惠帝司马衷、早夭并且除国的司马景、司马衹、司马宪、司马该、司马谟、司马恢，加上后来成为晋怀帝的司马炽，在晋武帝司马炎死的时候，武帝一脉大约留下了11个王国。
杨元后生毗陵悼王轨、惠帝、秦献王柬。审美人生城阳怀王景、楚隐王玮、长沙厉王乂。徐才人生城阳殇王宪。匮才人生东海冲王祗。赵才人生始平哀王裕。赵美人生代哀王演。李夫人生淮南忠壮王允、吴孝王晏。庄保林生新都怀王该。陈美人生清河康王遐。诸姬生汝阴哀王谟。程才人生成都王颖。王才人生孝怀帝。杨悼后生渤海殇王恢。余八子不显母氏，并早夭，又无封国及追谥。-《晋书》
虽然历朝皇子们大多封王，但是如此滥觞的王爵也是不多见的。然而，还不止如此，因为武帝还赋予了宗王们诸多特权。
首先，诸王的封邑十分巨大，比如秦王司马柬封邑多达十万户；其次，司马炎将王国分为大国、次国、小国，他们拥有不同数量的护卫军队；最重要的是，司马炎晚年给予了他们专镇地方的权力，比如用秦王柬都督关中，楚王玮都督荆州，淮南王允都督江、扬二州，汝南王亮出镇许昌。这意外着他们可以合法调动当地的驻军。这一点使得诸王的军政权力十分巨大。
为了帝国的传承，在分封及管理王室这件事上，司马炎几乎花了一生的时间。虽然这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士族的问题，但也并不像许多人认为的无脑的政策。
西晋衰落的问题，也并不是一个广封宗室的问题可以说得过去。宗王们最多算一根引线，而真正的火药，司马炎对后事的安排。
三、三方混战
公元290年，55岁的司马炎已经看到了生命的终点，然而他身后的帝国，却远远不能让他放心。
太子司马衷的执政能力有目共睹，想要凭借他来管理好这个帝国一点也不现实，但司马炎还是坚持以司马衷为帝国的继承人。
因此，为了晋帝国能够平稳的过渡到孙子司马遹的手上，司马炎做了三个方面的政治安排。
其一，为司马衷赢得士族的拥护。既然搬不倒士族，那么只能赢得他们的支持。司马炎坚持为司马衷迎娶了贾充的丑女儿贾南风，而不是卫瓘温婉贤淑的女儿卫氏，不是因为其他，只是因为贾氏和他背后士族联盟的政治实力。而后废贾风波中，贾氏的力量和立场得到了证实。
其二，母族杨氏的拥护。司马衷之母是司马炎挚爱的皇后杨艳。杨艳死，司马炎又立其族妹杨芷为皇后。司马炎又以杨芷之父杨骏为车骑将军，宠幸无比。杨氏曾是东汉四世三公的大族，在曹操时代遭到削弱。现在重新提拔他们，司马炎相信，他们一定会感恩戴德，忠心辅佐出自杨氏所生的司马衷。
加上前面的司马氏宗王们，司马炎做了三方安排，分别代表了外戚（杨氏）、士族（贾氏）、宗室（司马诸王）。这其中，杨氏和贾氏的权力来自于司马衷，而诸王又是司马衷的兄弟叔伯，司马炎的政治平衡是，外戚、士族、宗王三方只能辅佐司马衷，同时又相互掣肘，不至于一家独大，司马家的政权也就稳固了。
然而，司马炎失算的不只是杨骏，而贾南风是一个更加疯狂的人。
司马炎死后，杨骏迅速作威作福，既想要把政权牢牢的掌握在手里，又没有威望和能力镇抚群臣。而皇后贾南风抓住了这个机会，利用楚王司马玮扳倒了杨骏。
贾南风在朝政上倒还勉强合格，但对于权力的欲望却使她变得疯狂，先杀了太后杨芷，又杀汝南王司马亮、楚王司马玮，司马家的诸王开始感到了巨大的不安。
终于，在贾南风向太子司马遹下手时，赵王司马伦（司马昭幼弟）下手了。然而，司马伦的才能更加不足以掌控朝政，终于，拥有专镇地方的司马诸王开启了一轮又一轮的血腥屠杀。中央政府官员换了一批又一批，最后终于连皇帝也换掉了。
杨骏和贾南风一个比一个疯狂，终于迎来了血腥的八王之乱，而八王之乱洗空了东晋政府的朝堂。
四、彻底崩塌的华夏
如果说八王之乱洗空了朝堂的话，士族的腐败和清流的流行，则挖空了帝国的中层墙角。
早在司马昭时期，由于连续的政治高压和频繁的朝堂变局，许多士大夫开启了远离朝堂、融入江湖的模式，逐渐发展成为“清流”，简而言之就是，寄情山水，不问朝政。
而同时，到了晋武帝时期，官吏和士大夫奢靡成性，不理世事。在晋武帝朝曾任三公之位的何曾，面对子弟们的浮华之风，曾生气的说他们早晚会败掉家业，然而他自己同样奢侈腐败，尸位素餐。
面对这样的西晋帝国，终于有人看到了机会，这个人就是匈奴刘渊。早在晋武帝时期，西晋允许五胡内迁，匈奴、鲜卑、羯族、氐族等少数民族大量活跃于长城以内，甚至于长安附近的扶风等郡县。这样，华夏在面对五胡的时候，首先没有了地理的阻挡，其次也深刻了解学习了中原文化。于是，进化后的五胡迅速将掏空了的西晋帝国打翻在地，华夏彻底崩塌了。
总的来说，司马炎为了防备士族势力的继续扩大，广封宗王；又为了保护司马衷的地位，一手安排了贾氏和杨氏组合；同时对五胡内迁没有加以防备和融合。前两个方面掏空了西晋的实力，而后一个安排为晋室安排好了掘墓人。
在始作俑者杨骏的怂恿之下，闻到了血腥气的贾氏、司马诸王、五胡先后发难，西晋终于彻底倒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