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随着书法活动参与度的不断提高，创作任务也渐次增多，有意给自己提出了一个要求，也是最大的挑战——尽量避免作品风貌不殊，面目类近。不管在幅面寸尺、形式构成，还是在章法布设、审美风尚，抑或在字体大小、墨趣情韵等方面，均要增大差距、有所不同， 要体验表现手段的多样性、多重性，以呈现每件作品独立的个性传递和艺术存在。由此，惯常在创作草书前，在有针对地临写一些草书经典范本的同时，还选择性习摹一些篆、隶、楷、行书的古碑书法。何故？也许是我对草书（今草）滥觞、演进的认知所形成的学习逻辑。
近年来，我一直在思考几个问题——怎样进入草书世界？怎样才能写好草书？如何写出贴有自己标签的、属于自己风尚的草书？王羲之为什么能成为“书圣”？张旭、怀素为什么能成为“草圣”？草书是我的书法宿命吗？谛视诸凡问题，析出一个律则——专事草书易罔殆，多体兼涉是通衢。
《围炉夜话》一则
历史到了王羲之时代 ，篆、隶、楷、行、草各种书体均已大备，但有些书体如楷书、行书、草书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还不够成熟。早在一千六百年前，王羲之就敏锐地洞悉到这个潜在的发展空间，加之才情过人，天赋异禀，妍美流便的今体书风猝然横空出世，为其“书圣”地位的确立提供了法理上的支撑。据统计，在王羲之传世的法帖中，六成以上是草书，三成多才是楷书和行书。所以，姑且勿论其哪种书体成就最高，若论哪种书体对书史的贡献最大，毫无疑问，一定是草书。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草书是其“书圣”美誉的重要标志。但我们不能被表象所障目，应该透过表象看实质，王羲之在 篆、隶、楷、行诸书体上的造诣亦不亚于草书，楷、行书自不赘言，篆、隶书虽未见存世（以现有资料为准），然从先哲臧否其书法的论述中可窥一斑。唐太宗在他亲撰的《晋书·王羲之传》中言及“详察古今, 研精篆、素, 尽善尽美，其惟王逸少乎！观其点曳之工, 裁成之妙, 烟霏露结, 状若断而还连；凤翥龙蟠, 势如斜而反直。玩之不觉为倦, 览之莫识其端。心摹手追，此人而已；其余区区之类，何足论哉！”这里的“篆”从字面上狭义地理解应该指的是篆书。再则，王羲之曾不止一次告诫其子王献之：“勿播于外，缄之秘之。学篆籀，工省而易成。” 可鉴，王羲之之所以垂馨千祀，烛曜百代，被誉为“书圣”，显然与其对篆书的高度重视并在楷书特别是行、草书风格形成中所发挥的作用是分不开的。
逮乎唐代，又出现了张旭、怀素等开创性、革命性的狂草大家，冠之“草圣”。唐以降，还出现了黄庭坚、祝允明、王铎以及“当代草圣”林散之等。概观所有这些草书圣手，除怀素尚无考证有他体留世外，在盛享草书令名的同时，均擅长、兼及多种书体，怀素篆籀绞转的用笔特质在作品中的淋漓表现也足见其在篆隶上下过的功夫。
《风景江山》联
受此启示，我在研求草书的同时，常穿插玩绎其他书体，虽然主线是草书，但在篆、隶、楷、行书上的精力投入也不少，且大有越来越多之势。随着对书法认识的提高，原来的一些观点正在发生着改变，尝放言“写篆隶楷行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草书服务”此等语，现在看来，未免过于绝对了。散之老60岁以前一直在写篆隶楷行，几乎没见过他写草书。他自己也曾说：“我60岁才开始学草书，有很多甘苦体会，没有写碑的底子，不会有成就，其次再写行书，最后才能写草书。”较之林散之我已经太早地接触到了草书，林老60岁以后才写草书，反观自己，若就此便设定主攻方向，是否太草率了？俨如画地为牢式的自我陶醉致视野更窄、胆子更小，可能因此而局限了自己的想象力、创造力，似乎只有草书才是书法艺术的终极诉求，这或许是错误的观念使然。易言之，即便不应在篆、隶、楷、行、草五体上均衡用力，也一定应持续用力，说不定以后最有内动力、生命力的不是草书，而是行书、隶书；若果是草书，历久他体滋养还会有不知通变之患吗？故此，放下偏执，拥抱明达，尝试更多属于未来的可能，无妨像林老一样，到60岁以后再锁定目标也不迟。
（附图为钱玉清书作）
《历代游记选·雁山观石梁记》
钱玉清，中国书协会员、清华美院特聘教授、青海师范大学客座教授、中国书协书法培训中心教授、15届中国人民大学刘洪彪草书高研班班长、全国公安文联理事、苏州市文联委员、苏州市书协理事兼创作委员会副主任。#草书#王羲之#行书收藏
《围炉夜话》一则
历史到了王羲之时代 ，篆、隶、楷、行、草各种书体均已大备，但有些书体如楷书、行书、草书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还不够成熟。早在一千六百年前，王羲之就敏锐地洞悉到这个潜在的发展空间，加之才情过人，天赋异禀，妍美流便的今体书风猝然横空出世，为其“书圣”地位的确立提供了法理上的支撑。据统计，在王羲之传世的法帖中，六成以上是草书，三成多才是楷书和行书。所以，姑且勿论其哪种书体成就最高，若论哪种书体对书史的贡献最大，毫无疑问，一定是草书。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草书是其“书圣”美誉的重要标志。但我们不能被表象所障目，应该透过表象看实质，王羲之在 篆、隶、楷、行诸书体上的造诣亦不亚于草书，楷、行书自不赘言，篆、隶书虽未见存世（以现有资料为准），然从先哲臧否其书法的论述中可窥一斑。唐太宗在他亲撰的《晋书·王羲之传》中言及“详察古今, 研精篆、素, 尽善尽美，其惟王逸少乎！观其点曳之工, 裁成之妙, 烟霏露结, 状若断而还连；凤翥龙蟠, 势如斜而反直。玩之不觉为倦, 览之莫识其端。心摹手追，此人而已；其余区区之类，何足论哉！”这里的“篆”从字面上狭义地理解应该指的是篆书。再则，王羲之曾不止一次告诫其子王献之：“勿播于外，缄之秘之。学篆籀，工省而易成。” 可鉴，王羲之之所以垂馨千祀，烛曜百代，被誉为“书圣”，显然与其对篆书的高度重视并在楷书特别是行、草书风格形成中所发挥的作用是分不开的。
逮乎唐代，又出现了张旭、怀素等开创性、革命性的狂草大家，冠之“草圣”。唐以降，还出现了黄庭坚、祝允明、王铎以及“当代草圣”林散之等。概观所有这些草书圣手，除怀素尚无考证有他体留世外，在盛享草书令名的同时，均擅长、兼及多种书体，怀素篆籀绞转的用笔特质在作品中的淋漓表现也足见其在篆隶上下过的功夫。
《风景江山》联
受此启示，我在研求草书的同时，常穿插玩绎其他书体，虽然主线是草书，但在篆、隶、楷、行书上的精力投入也不少，且大有越来越多之势。随着对书法认识的提高，原来的一些观点正在发生着改变，尝放言“写篆隶楷行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草书服务”此等语，现在看来，未免过于绝对了。散之老60岁以前一直在写篆隶楷行，几乎没见过他写草书。他自己也曾说：“我60岁才开始学草书，有很多甘苦体会，没有写碑的底子，不会有成就，其次再写行书，最后才能写草书。”较之林散之我已经太早地接触到了草书，林老60岁以后才写草书，反观自己，若就此便设定主攻方向，是否太草率了？俨如画地为牢式的自我陶醉致视野更窄、胆子更小，可能因此而局限了自己的想象力、创造力，似乎只有草书才是书法艺术的终极诉求，这或许是错误的观念使然。易言之，即便不应在篆、隶、楷、行、草五体上均衡用力，也一定应持续用力，说不定以后最有内动力、生命力的不是草书，而是行书、隶书；若果是草书，历久他体滋养还会有不知通变之患吗？故此，放下偏执，拥抱明达，尝试更多属于未来的可能，无妨像林老一样，到60岁以后再锁定目标也不迟。
（附图为钱玉清书作）
《历代游记选·雁山观石梁记》
钱玉清，中国书协会员、清华美院特聘教授、青海师范大学客座教授、中国书协书法培训中心教授、15届中国人民大学刘洪彪草书高研班班长、全国公安文联理事、苏州市文联委员、苏州市书协理事兼创作委员会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