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宣宗死后，围绕皇位继承权依然出现了问题。
因为唐宣宗一直不看好长子，而看好第四个儿子，关键是，唐宣宗在临死前，希望第四个儿子继位。
这样一来，唐宣宗死后，在皇位继承权的问题上，自然会出现波折。
最后的结果，什么立嫡、立长之争都是苍白的。因为一切就看谁背后的力量强大了。
如果大家支持第四子继位，理由是现成的，因为先帝遗命就是让第四子继位啊。
如果大家支持长子继位，理由也是现成的，因为废长立幼，古之大忌啊。
经过简单的争斗和火并，皇长子上位了，他就是唐懿宗。
当然了，这对大唐帝国而言，就是标准的小儿科之事。因为翻开大唐帝国的历史，皇位交接通常都是在血雨腥风中渡过，平稳交接的时候非常罕见。而在唐懿宗上位的过程中，也没有死几个人，也算交接比较顺利了。
但是大唐帝国的真正危机在于，上层与下层的矛盾已渐渐激化了。
唐懿宗8月当皇帝，同年12月，东南就爆发了一起底层叛乱。
这起底层叛乱的首脑叫裘甫，他是一个农民，领着一百多个农民就开始攻打县城了，最后还真的攻下了这个县城。于是追随者迅速发展到三千多人，之后又取得一系列胜利，于是追随者迅速发展到三万人。
当然了，无论裘甫还是追随他的人，都也不可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所以传统史书说起这件事时，通常是都是说一个叫裘甫的贼寇，率领一百多个贼寇如何如之何；但是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历史书中，通常都是说一个叫裘甫的农民，率领一百多个农民如何如之何。
单纯力量上看，不管裘甫等人是农民也好，还是贼寇也好，都也不是多可怕的力量。因为他们活动的范围就局限于一个省之内，而且最牛的时候，也就组织起三万大军，历时半年就被平定了。它与从前的藩镇之乱相比，无论从范围、规模上、时间上，都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但是这种底层的叛乱，显然比藩镇之乱更可怕。
因为大规模的底层叛乱出现，意味着底层不满的情绪，已非常普遍的存在了。
要知道，如果底层的不满情绪，没有积累到一定阶段，一个人再牛，也很难做到振臂一呼，就让成千上万的人追随。
要知道，国家被称之为暴力机构，那可不是浪得虚名的。因为国家机器一旦行动起来，几万、几十万全副武装的军队就会行动起来，到时一通火并下来，砍几千、几万人的脑袋头；杀掉几十个、几百个人的全家老小，那就是平常而又平常的事。
因为类似的原因，只要底层的不满情绪，没有积累到一定程度，老百姓就算对国家机器再不满，通常也不敢与它正面对抗的，因为这怎么看，也好像是找死的行为。
关键是，在这种背景下，就算你敢对国家机器发起挑战，也没有多少人敢响应你的；到时，恐怕都不用大批军队行动，你的脑袋就会被砍下，你的全家就会跟着为你陪葬。
但是当社会不满情绪遍布时，人们自然会有意无意的认为，只要他敢行动，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会跟着他干，在这种背景下，他难免会蠢蠢欲动的。
更主要的是，一旦出现场这种场面，强大的国家机器，常常也是虚弱的不堪一击。最经典的就是陈胜吴广率领九百人，就把大秦帝国打得摇摇欲坠了。
一个大规模的底层叛乱出现后，统治阶级必须得进行深刻的反思。因为底层这种不知死活的勇气，到底是源自于什么地方？
要知道，这么多的人，都敢纷纷起来和强大的暴力机构进行斗争，绝不是无缘无故的。他们敢这样做，显然是因为他们听到的、看到的都是对政府不满的声音，所以他们才会认为自己的行动，绝不是会孤立的；否则，千万不要说他们活不下去了，就算活不下去，他们也不敢反抗的。
一旦底层的不满情绪普遍存在，那叛乱就可能是前仆后继的了，到了这种阶段，就是民不畏死，千万不要拿死吓唬他们。
因为普遍的不满情绪，会让各种野心勃勃的人，都有一种幻想，那就是只要他振臂一呼，就可以获得无数人的响应；即使前面的人不断倒下，后面的人也认为，帝国大厦已摇摇欲坠了，只要自己再加一把劲，就可以把它捅翻的。
安禄山、史思明为代表的高级军政长官，通常不会提出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而裘甫为代表的这种底层叛乱，通常总会提出类似的口号。所以这种叛乱，总会吸引众多老百姓跟着行动。
当然了，传统历史说到底层叛乱时，总会说相关参与者不是贼就是寇；但是透过字缝，我们自然会发现，这些人其实都会提出类似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比如，裘甫的叛乱，就是以太平、公平为口号。
这种口号，对封建王朝的破坏性是惊人的。
所以底层叛乱从力量上，与安禄山、史思明等藩镇大佬相比，实在是不值一提的，但是大唐帝国经过一轮接一轮藩镇之乱，依然顽强的抗了过去，但是面对底层叛乱，只经过几轮冲击，就土崩瓦解了。
唐懿宗刚死，王仙芝叛乱就开始了。
而随后黄巢与王仙芝开始并称于世。这场叛乱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叛乱之一。七年之后，黄巢就杀入了长安城。
大唐帝国虽然还存在，但是谁也知道，它已是名存实亡了，因为军阀混战已开始了。
整个唐懿宗时代，整体看起来非常平静。
在这13年时间里，虽然出现了两起底层叛乱，但是它与此前无休无止的藩镇之战相比，无论是范围，还是规模、时间，都也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在这13年时间里，朝臣集团、宦官集团依然存在矛盾，但是从来也没有发生过甘露之变那种你死我活的斗争。
在这13年时间里，朝臣集团内部，也存在着激烈的矛盾，但是从来也没有出现牛李二党那种让人感觉无可调和的党争。
在这13年时间里，中央与地方藩镇之间依然存在矛盾，但是也没有因此引发大规模的战争。
如果大唐帝国还能保持这种局面，维持几十年。相信谁也会觉得，唐懿宗在位的十多年时间里，也是安史之乱后，大唐帝国少有的稳定时期。
但是很不幸，这已是帝国斜阳之时了。因为帝国的灭亡，已进入了倒计时的阶段。
因为帝国的灭亡，在唐懿宗时已正式拉开了序幕，所以历史书说起唐懿宗时，通常都是说他愚蠢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
基于皇权政治的角度，史书通常总会强调这一点。因为只有强调这一点，似乎才可以证明，皇权永远是神圣的，只是遇到了不着调的皇帝，所以皇权才会发生危机。
基于英雄史观的逻辑，也会渲染这一切。因为在英雄史观中，帝国的兴衰成败就是皇帝的能力道德思想外现。如果皇帝有着正常人的智商道德，帝国怎么会无可救药呢？
但是，我们必须得说，唐宣宗活着，恐怕也无力回天的。无非是唐宣宗活着，我们在写唐宣宗时，难免会说他早期励精图治、英明神武，所以帝国一度有中兴的迹象，而后来昏庸无道，所以帝国渐渐越来越无可救药了。
幸好唐宣宗死得比较及时，所以人们说起他时，难免会觉得他实在有当年唐太宗的风范。
明朝的万历皇帝在位48年。
如果万历皇帝也在位13年，或是23年、33年。人们看到万历年间的历史，恐怕也会觉得它没有大毛病，至少不会用放大镜看它的毛病。因为在这个阶段内，努尔哈赤虽然50多岁了，但是依然乖乖的听命于大唐帝国，不敢有任何不臣服的表现；而且当时的边帅李成梁，是大明帝国开国二百多年时间里，最优秀的边帅之一，甚至没有之一。因为史书说李成梁时是这样说的，“边帅武功之盛，（明）两百年来所未有”。
面对这样的万历时代，接英雄史观去看，谁敢说万历皇帝活着，大明帝国一定会灭亡呢？但是很不幸，万历皇帝在位时间太久了，终于等到帝国开始砖崩瓦解的时候。
万历、天启、崇祯三个皇帝在位时间加在一起，足足有70年时间。
这个时间，大约相当于唐朝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懿宗、禧宗（黄巢入长安）八个皇帝的在位时间。
如果明朝后来这段时间，也有八个皇帝分别在位，那我们细分析万历年间的四五十年历史，大约也可以找出一个与唐宣宗类似的好皇帝。因为那段时间的绝大部分时间，总体来说内政平稳、社会稳定、对外有很多胜利。
当我们把唐帝国的灭亡，归于唐懿宗的愚蠢时，我们不妨想一下。
翻开安史之乱后的一百多年历史，如果用大道理去分析，有几个大唐皇帝不愚蠢呢？（按大道理上说，一个不可理喻的信任宦官，就可以把大多数皇帝都彻底否定了），而且藩镇大佬动辄率领几万、十几万、几十万大军挑战大唐帝国，而且一再把皇帝打得逃出长安城，但是结果呢？大唐帝国始终在这种摇摇欲坠中顽强的维持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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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了，无论裘甫还是追随他的人，都也不可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所以传统史书说起这件事时，通常是都是说一个叫裘甫的贼寇，率领一百多个贼寇如何如之何；但是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历史书中，通常都是说一个叫裘甫的农民，率领一百多个农民如何如之何。
单纯力量上看，不管裘甫等人是农民也好，还是贼寇也好，都也不是多可怕的力量。因为他们活动的范围就局限于一个省之内，而且最牛的时候，也就组织起三万大军，历时半年就被平定了。它与从前的藩镇之乱相比，无论从范围、规模上、时间上，都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但是这种底层的叛乱，显然比藩镇之乱更可怕。
因为大规模的底层叛乱出现，意味着底层不满的情绪，已非常普遍的存在了。
要知道，如果底层的不满情绪，没有积累到一定阶段，一个人再牛，也很难做到振臂一呼，就让成千上万的人追随。
要知道，国家被称之为暴力机构，那可不是浪得虚名的。因为国家机器一旦行动起来，几万、几十万全副武装的军队就会行动起来，到时一通火并下来，砍几千、几万人的脑袋头；杀掉几十个、几百个人的全家老小，那就是平常而又平常的事。
因为类似的原因，只要底层的不满情绪，没有积累到一定程度，老百姓就算对国家机器再不满，通常也不敢与它正面对抗的，因为这怎么看，也好像是找死的行为。
关键是，在这种背景下，就算你敢对国家机器发起挑战，也没有多少人敢响应你的；到时，恐怕都不用大批军队行动，你的脑袋就会被砍下，你的全家就会跟着为你陪葬。
但是当社会不满情绪遍布时，人们自然会有意无意的认为，只要他敢行动，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会跟着他干，在这种背景下，他难免会蠢蠢欲动的。
更主要的是，一旦出现场这种场面，强大的国家机器，常常也是虚弱的不堪一击。最经典的就是陈胜吴广率领九百人，就把大秦帝国打得摇摇欲坠了。
一个大规模的底层叛乱出现后，统治阶级必须得进行深刻的反思。因为底层这种不知死活的勇气，到底是源自于什么地方？
要知道，这么多的人，都敢纷纷起来和强大的暴力机构进行斗争，绝不是无缘无故的。他们敢这样做，显然是因为他们听到的、看到的都是对政府不满的声音，所以他们才会认为自己的行动，绝不是会孤立的；否则，千万不要说他们活不下去了，就算活不下去，他们也不敢反抗的。
一旦底层的不满情绪普遍存在，那叛乱就可能是前仆后继的了，到了这种阶段，就是民不畏死，千万不要拿死吓唬他们。
因为普遍的不满情绪，会让各种野心勃勃的人，都有一种幻想，那就是只要他振臂一呼，就可以获得无数人的响应；即使前面的人不断倒下，后面的人也认为，帝国大厦已摇摇欲坠了，只要自己再加一把劲，就可以把它捅翻的。
安禄山、史思明为代表的高级军政长官，通常不会提出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而裘甫为代表的这种底层叛乱，通常总会提出类似的口号。所以这种叛乱，总会吸引众多老百姓跟着行动。
当然了，传统历史说到底层叛乱时，总会说相关参与者不是贼就是寇；但是透过字缝，我们自然会发现，这些人其实都会提出类似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比如，裘甫的叛乱，就是以太平、公平为口号。
这种口号，对封建王朝的破坏性是惊人的。
所以底层叛乱从力量上，与安禄山、史思明等藩镇大佬相比，实在是不值一提的，但是大唐帝国经过一轮接一轮藩镇之乱，依然顽强的抗了过去，但是面对底层叛乱，只经过几轮冲击，就土崩瓦解了。
唐懿宗刚死，王仙芝叛乱就开始了。
而随后黄巢与王仙芝开始并称于世。这场叛乱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叛乱之一。七年之后，黄巢就杀入了长安城。
大唐帝国虽然还存在，但是谁也知道，它已是名存实亡了，因为军阀混战已开始了。
整个唐懿宗时代，整体看起来非常平静。
在这13年时间里，虽然出现了两起底层叛乱，但是它与此前无休无止的藩镇之战相比，无论是范围，还是规模、时间，都也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在这13年时间里，朝臣集团、宦官集团依然存在矛盾，但是从来也没有发生过甘露之变那种你死我活的斗争。
在这13年时间里，朝臣集团内部，也存在着激烈的矛盾，但是从来也没有出现牛李二党那种让人感觉无可调和的党争。
在这13年时间里，中央与地方藩镇之间依然存在矛盾，但是也没有因此引发大规模的战争。
如果大唐帝国还能保持这种局面，维持几十年。相信谁也会觉得，唐懿宗在位的十多年时间里，也是安史之乱后，大唐帝国少有的稳定时期。
但是很不幸，这已是帝国斜阳之时了。因为帝国的灭亡，已进入了倒计时的阶段。
因为帝国的灭亡，在唐懿宗时已正式拉开了序幕，所以历史书说起唐懿宗时，通常都是说他愚蠢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
基于皇权政治的角度，史书通常总会强调这一点。因为只有强调这一点，似乎才可以证明，皇权永远是神圣的，只是遇到了不着调的皇帝，所以皇权才会发生危机。
基于英雄史观的逻辑，也会渲染这一切。因为在英雄史观中，帝国的兴衰成败就是皇帝的能力道德思想外现。如果皇帝有着正常人的智商道德，帝国怎么会无可救药呢？
但是，我们必须得说，唐宣宗活着，恐怕也无力回天的。无非是唐宣宗活着，我们在写唐宣宗时，难免会说他早期励精图治、英明神武，所以帝国一度有中兴的迹象，而后来昏庸无道，所以帝国渐渐越来越无可救药了。
幸好唐宣宗死得比较及时，所以人们说起他时，难免会觉得他实在有当年唐太宗的风范。
明朝的万历皇帝在位48年。
如果万历皇帝也在位13年，或是23年、33年。人们看到万历年间的历史，恐怕也会觉得它没有大毛病，至少不会用放大镜看它的毛病。因为在这个阶段内，努尔哈赤虽然50多岁了，但是依然乖乖的听命于大唐帝国，不敢有任何不臣服的表现；而且当时的边帅李成梁，是大明帝国开国二百多年时间里，最优秀的边帅之一，甚至没有之一。因为史书说李成梁时是这样说的，“边帅武功之盛，（明）两百年来所未有”。
面对这样的万历时代，接英雄史观去看，谁敢说万历皇帝活着，大明帝国一定会灭亡呢？但是很不幸，万历皇帝在位时间太久了，终于等到帝国开始砖崩瓦解的时候。
万历、天启、崇祯三个皇帝在位时间加在一起，足足有70年时间。
这个时间，大约相当于唐朝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懿宗、禧宗（黄巢入长安）八个皇帝的在位时间。
如果明朝后来这段时间，也有八个皇帝分别在位，那我们细分析万历年间的四五十年历史，大约也可以找出一个与唐宣宗类似的好皇帝。因为那段时间的绝大部分时间，总体来说内政平稳、社会稳定、对外有很多胜利。
当我们把唐帝国的灭亡，归于唐懿宗的愚蠢时，我们不妨想一下。
翻开安史之乱后的一百多年历史，如果用大道理去分析，有几个大唐皇帝不愚蠢呢？（按大道理上说，一个不可理喻的信任宦官，就可以把大多数皇帝都彻底否定了），而且藩镇大佬动辄率领几万、十几万、几十万大军挑战大唐帝国，而且一再把皇帝打得逃出长安城，但是结果呢？大唐帝国始终在这种摇摇欲坠中顽强的维持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