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的诗多而烂，对于大多数文史爱好者已是常识。只是他的诗到底烂在哪，却长期缺乏正面回答，流行的解释大多难以成立。
例如，互联网上长期流传着一些所谓的乾隆诗作，被视为其水平低劣的明证：
其实，这些诗句并不见于乾隆的《乐善堂全集》与《御制诗集》，不过是虚构的笑话段子，与乾隆根本没关系。
另一种看法则从数量下手，直觉认为乾隆作诗既然如此之多，质量自然不堪入目。
然而，南宋大诗人杨万里一生作诗两万余首；陆游晚年把诗当日记写，传世近万首中一半以上是老年高密度创作，甚至留下了「洗脚上床真一快」的败笔。
陆游历来以爱国诗人示人，但爱国题材只占其诗歌总数的一小部分
但他们的地位仍远超那些精雕细琢一辈子的小诗人，可见创作数量与其总体水平没有必然联系。
那么，乾隆的诗究竟烂在哪里？
回答这个问题，需以传统诗学来考察其数量庞大的存世诗作。长期以来，只有钱锺书的《谈艺录》做过专业的点评。
钱锺书
钱锺书指出，乾隆诗的技术特征包括好用「当句对体」、对仗纠缠堆砌等。而他对乾隆最激烈的恶评，则针对着其滥用虚字的毛病：「清高宗亦以文为诗，语助拖沓，令人作呕」；「兼酸与腐，极以文为诗之丑态者，为清高宗之六集。」
钱锺书为何对乾隆如此反感？滥用虚字又怎样影响了其诗的艺术性？
这得从「语助」和「以文为诗」两个概念说起。
传统文学中的「虚字」「语助」，是指文章中无实际意义、用于强化情感和逻辑关系的字词，如之、乎、者、也、其、或、所、以等等。在中古之前，最常见于史传、策论、序跋之类的散文文体。
《兰亭集序》中便大量运用虚字
早期唐诗绝少在中间两联运用虚字。中唐之后，「以文为诗」理论兴起，提倡用散文句式写诗，运用范围才逐渐扩大。在这类诗里，虚字能起到强化语气、衔接逻辑的作用，使叙事和议论流畅自如。如苏轼《石苍舒醉墨堂》，就是其中上品：
然而到了乾隆这里，「以文为诗」被彻底念成了歪经。
乾隆写诗极爱用散文句法，晚年诗几乎无一不用虚字。但这种技巧运用与语言美感完全不搭边，如下面这些《御制诗集》里的作品（虚字加粗标出）：
这些只有格式像诗的东西，要么像村干部讲话一般拖沓无聊，要么就像「然仅能如此」「自信过于力」这样，让人一眼看穿强行凑句的尴尬。难怪钱锺书称其「极以文为诗之丑态」，对其深恶痛疾。
乾隆为什么会把诗写成这样？
事实上，滥用虚字只是乾隆诗体崩坏的缩影。
中国诗的一大特长是善于描写意象，融情于景，一首诗的诗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此。然而在乾隆晚期的诗作中，意象描写完全被边缘化，很多作品通篇没有一个意象，连赏花观池之作，都写成了流水账、发牢骚和端着架子讲道理：
但乾隆偏偏对这种写法极为自信，甚至公然宣称「拈吟终日不涉景，七字聊当注起居。」
明白这一点，就不难理解乾隆为何滥用虚字，其作品又为何遭人恶评。
因为乾隆完全不在乎营造意境，只顾把自己的各种感想写成五言或七言的句子，只能用大量虚字来组织句法、凑字凑韵。这样的诗自然无诗意可言。
他发来发去的感想，无非是勤政爱民、谦虚自省、关心民生等固定套路，内容单调无聊，句法又烂俗拖沓，再加上一天几十首的批发产量和自我感觉良好的姿态，实在很难不遭人嫌弃。
乾隆的另一爱好是把诗题在各种文物或器物上，尤其显得无自知之明。图为《富春山居图·子明卷》局部，现代鉴定为伪作，但被乾隆视为真迹。
除了前面的几种观点，还有人用「词臣代笔说」来攻击乾隆的文学水平。不过，既然《御制诗集》里的作品已如此不堪，烂法还都高度相似，再追究个别诗句是否由词臣润色或代笔，实际上毫无意义。
而且，被今人视为烂诗的上述特征，其实是乾隆有意追求的结果。
乾隆烂诗进化史
与多数人的偏见不同，乾隆自幼便接受了顶级的汉学教育，年轻时反而不乏水准之作。如下面这首古体诗，便是他当皇子时的作品：
乾隆当皇子时打扮成文士的画像
事实上，乾隆的诗完全遵循着越写越烂的退化规律。
有研究者按时间顺序阅读乾隆每年元旦时的诗作，结果发现，乾隆早年对诗的态度与晚年大为不同。在登基后的前几年里，他创作的诗歌数量极少，到乾隆十年（1745）之后，每年数量才逐渐提高。
乾隆早期风格更类似于传统的唐代宫廷诗体，而前述的烂诗特征到晚年作品中才较明显。其滥用虚字的习惯，则是自乾隆二十年（1755）才越发严重起来的。乾隆最烂的诗，几乎全是晚年作品。
如乾隆五十七年（1799）题在五台山塔院寺的御笔诗：「两塔今唯一尚存，既成必坏有名言。如寻舍利及丝发，未识文殊与世尊。」
乾隆的诗为何越写越烂？
与寻常印象不同，乾隆并未在当上皇帝后自我膨胀荒废诗艺。恰恰相反，他常在诗文里写到检视旧稿时的反思心得。其诗歌风格的变化，正来自长期的学习和思考。
而他学习的对象，都是文学史上鼎鼎有名的大家：杜甫、元稹、白居易。
乾隆最敬仰的诗人是杜甫，曾在多个场合表达其敬意。不过，乾隆对杜甫优点的认识并非句法格律的工巧，而是其每句诗都能体现忠君爱国的政治立场。与之相比，李白则因自由散漫遭到恶评：「李杜劣优何以见，一怀适己一怀君。」
杜甫有一类作品，因反映了当时的历史事件而被称为「诗史」，尤其得到乾隆推崇。乾隆晚年自道其作诗宗旨：「予向来吟咏，不为风云月露之词，每有关政典之大者，必有诗记事……方之杜陵诗史，意有取焉。」
也就是说，乾隆的诗之所以只顾叙事说理而不顾描写意境，甚至把每天的批奏折的感想写成流水账，正是学习杜甫「诗史」的成果。
乾隆晚年「诗史」的另一特点是在记事的诗句后附上长长的脚注，详细注明相关事件。如上图「去岁青黄异涨逢」一句后的脚注长达 215 字。
在创作实践中，乾隆最喜欢的诗人是元稹和白居易，集中体现为其诗集中数量庞大的追和与模仿作品。
在《乐善堂全集》与《御制诗集》中，乾隆追和白居易诗共 20 题，追和元稹 9 题共 111 首；标题写明模仿元稹者 6 题 86 首，模仿白居易者 10 题 59 首。
需要说明的是，元稹和白居易的诗歌都是以句式通俗浅白、内容强调政治教化而闻名的，素有「元轻白俗」之说。
乾隆将这种理念更进一步，便造就了其「题韵随手拈，易如翻手成」的批发式作诗法，和复述文件般的诗句。
不难发现，乾隆学习杜甫与元白的动机，具有高度的政治性。乾隆写下这些烂诗，既是要用诗的形式向大清臣民讲政治，也是要让后人看到他一生的功劳和德行，千万不能像李煜那样的亡国之君。
乾隆对文学政治性的敏感，集中体现于他在位时多达 135 起的文字狱里。内阁学士胡中藻的诗里有一句「一把心肠论浊清」，乾隆怒斥其「加浊字于国号清之上，是何肺腑！」终将他满门抄斩。
因此，面对这位学诗学到走火入魔、但又掌握着大义名分、颇有理论自信的皇帝，词臣们能做出的唯一合理的反应，便是拼命赞美皇帝的诗作水平。
如大学士纪晓岚肉麻的吹捧道：
「自古吟咏之富，未有过于我皇上者......是以圣学通微，睿思契妙，天机所到，造化生心。如云霞之丽天，变化不穷，而形容意态，无一相复；如江河之纪地，流行不息，而波澜湍折，无一相同……」
钱载、翁方纲和刘墉等人，还大量创作模仿「御制体」的诗与乾隆唱和。皇帝看到词臣们争相采用自己的写作技巧，自会认为他们的赞赏并非客套奉承，写起烂诗来更加坚定。
不过，乾隆绝不是「以文为诗，语助拖沓，令人作呕」的最后一人。一九五八年，郭沫若在视察河北张家口时写下了这样一首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