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不韦出生于卫国，但卫国是一个贫弱的小国，于是他将商品贸易发展到交通便利而又经济繁荣的赵国。因眼光独到并善于贱进贵出，他很快便积累起千金家产。
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商人受人歧视，无社会地位可言，他立志要在政治上有一番作为。他以商人的独特视角看到了政治投资的巨额回报，决定要“千金散尽”进行一场政治风险大投资。
前267年，吕不韦到赵国邯郸经商时发现了巨大商机，在那里他见到了在赵国做人质的秦国公子异人子楚，便认为“奇货可居”。
经过充分考虑，他决定将资产一分为二，用五百金资助异人子楚结交宾客，以另五百金购置珍宝西入秦国游说华阳夫人，通过华阳夫人说服秦孝文王（安国君）确立异人子楚为嫡嗣。
后来异人子楚在吕不韦的帮助下逃归秦国如愿被立为太子，次年继承了王位，即庄襄王。接着，吕不韦将怀有身孕的爱妾赵姬赠与异人子楚，随后赵姬被立为夫人。赵姬生子政，即后来的秦始皇。
庄襄王卒，太子政继位，尊吕不韦为“仲父”。国家大权实际掌控在吕不韦手中。这样，吕不韦由一个奔走于卫赵两国间的商贾一跃成为秦国的丞相，翻开了人生的新篇章。
吕不韦当政的13年(前250—前237年)中，曾两度为相，他对秦国的发展与统一作出了突出性贡献，其功绩主要表现在以下诸方面。
对秦发展与统一六国的贡献。吕不韦当政后，继续推行商鞅变法以来富国强民的政策。他广泛搜罗贤才，并正确合理使用这些人才，为秦国的清明政治发挥了很好的智囊作用。秦国百官各司其职，政治趋向安定，经济持续发展。
吕不韦很注重军事上的改革。他鼓励将士驰骋疆场建功立业，大展宏图，放手把征杀大权交给将士，并给予他们高度信任。在吕不韦的亲自部署下。
前249年，秦国出兵灭掉了东周，随后派大将蒙骜向东攻打韩国，置“三川郡”于黄河、伊水、洛水之间。次年，又派蒙骜灭掉赵国，置太原郡。接着，乘胜攻下魏国设立了东郡。并吞六国的规模初步形成。吕不韦的治国才能得到了充分展现。
罗致人才编写《吕氏春秋》。执政后的吕不韦非常仰慕战国四公子的养士之风，自感秦国如此强大而不养士是一种耻辱。于是，他招天下宾客三千人并厚遇之。一时间，在秦国云集了一大批像李斯这样的重量级人才。
吕不韦养士是为“欲以并天下”，即为统一天下服务的。他组织门客编写《吕氏春秋》，其目的就是要建立一种取代法家思想的新的思想体系。秦自商鞅变法后，一直推行法家路线。法家思想固然对秦国的富强与新兴封建政权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但其严刑峻法的负面影响已开始暴露。
《吕氏春秋》是在吕不韦的思想指导下，融汇墨儒道法等各家学说，用以经国治世的指导用书，其历史观与政治主张在当时具有一定的先进性与实用性。
重视农业生产。吕不韦当政之初，失时不雨、灾荒连年、生灵涂炭，解决粮食问题成为当务之急。他非常重视大型水利灌溉工程的建设，郑国渠、都江堰就是在这一时期修建的。
二渠的建成不但使军民粮食问题得到了很好解决，也为秦王政统一天下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关中、四川地区能成为秦国的大粮仓与二渠的修建不无关系。
吕不韦十分注重农业生产的科学化，这在《吕氏春秋》中有专篇论及，如《上农》《审时》等。充足的水利灌溉条件与农业生产科学化相结合，为秦国的粮食生产提供了根本保证。《吕氏春秋》论及的农业生产技术直到今天仍被广泛应用。
提倡“义兵”政策。“义兵”即不乱杀人、不扰民之意。秦国在春秋初期十分弱小，文化相当落后，直到商鞅变法后才迅速强大起来。秦国商鞅变法中有“计首授爵”的规定，即奖励军功的政策。此政策虽有利于提高秦军的战斗力，但也容易造成秦军在战争中一味杀戮的严重后果。
据史料记载，商鞅变法后的112年间，大屠杀共计有18次，有160余万人丧失性命，昭襄王时更是达到顶峰。大屠杀招致了山东六国民众的拼命抵抗，阻碍了秦国统一的进程。
按当时的情况，若不放弃大屠杀政策，秦统一六国的伟大计划将成为泡影。而吕不韦提倡的“义兵”政策使其达到了“克其国，不及其民”“兵不接刃，而民服若化”之目的，从而告别了“计首授爵”政策。吕不韦当政的13年中，很少有大屠杀的记录。“义兵”政策的施行，大大加速了秦国统一的步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