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朝阳医院地下一层，急诊抢救区，一间小屋里摆着两张抢救床。见有人来，一位瘦瘦高高的小伙子站起来，还没说话，口罩外露出的一双眼睛已经笑得弯了起来。
米梓鑫（中）
“我叫米梓鑫，是一名器官捐献协调员。”他贴心地解释，“器官捐献成功完成，经常要经历突如其来和争分夺秒，所以我们将器官捐献办公室设在急诊抢救区，为的就是能第一时间发现潜在的器官捐献者。”
器官捐献协调员，又被称为生命的“接力人”。他们奔走在生死与悲欢离合间，为一些患者送去“新生”的希望。每一次，他们需要同时面对的是死别的悲伤与新生的希望，这其中掺杂的是气愤、不理解、卑微、感激等各种复杂的情绪。两年来，米梓鑫没有退缩过，不断地尝试，顺利推动完成了130多起器官捐献，为数百名患者送去了希望。
面对质疑从不轻言放弃
米梓鑫毕业于河北北方学院，大学毕业后，他并没有从医，而是选了一条更为艰辛的路——做一名器官捐献协调员。他说，这是受了姥爷的影响。“作为参加过越战的老兵，姥爷对生死看得很超脱，他很早就对我说起过在他百年之后要捐献遗体……”
上大学后，他在解剖课上第一次见到了“大体老师”。“这是对遗体捐献者的尊称。对于‘大体老师’，我们心中充满敬佩和感激，正是他们无私的奉献精神，我们才有了更多学习的机会。”
毕业后，米梓鑫进入北京朝阳医院，当时正赶上医院成立器官捐献办公室，他果断加入了这支队伍。
工作远比想象中的还要困难，不被理解或是被拒绝的情况时有发生。有时候，米梓鑫一个人要同时面对一位患者的20多名家属，压力可想而知。他说：“当得知患者康复的机会很小，我们不仅要将实情告知家属，还要询问他们是否有器官捐献的意愿。刚开始时，我真的有些开不了口。”
但即使被拒绝了，米梓鑫也不会放弃，而是持续关注患者的病情进展和患者家属的心理变化，寻找转机。
有一次，医院里一名脑出血患者已被判定为脑死亡。作为直系亲属，患者的妻子、女儿原本已同意了捐献器官，但有一天，医院里突然来了一堆亲戚，其中一位自称是患者侄女的女士当场提出“不能让叔叔死无全尸”。就这一句话，这让原本已经签了协议的母女俩打起了退堂鼓。
米梓鑫多次联系那名患者的侄女，诚恳希望跟她谈一谈，可对方始终避而不见。一连几天，米梓鑫终于堵到了这位女士。“患者已经脑死亡，现在全靠机器在维持生命， 对他的妻子、女儿来说，每一天都在苦苦煎熬。她们想要通过器官捐献留下一份对亲人的思念和寄托，让他的生命得到一种延续。希望您能站在患者妻子、女儿的角度多想一想。”米梓鑫入情入理的分析，最终打动了这位女士，捐献得以完成。
而正是一次次善意的理解，让他更加坚定了对这份职业的选择。用米梓鑫的话说，抢救室门口等待的家属，心态每一天都在发生变化。比如，第一天进抢救室时，大家往往对抢救成功充满期待，但总有些重病人，医生也无能为力。“当家属理性看清现实时，也就是我们开展工作的最佳时机。”面对拒绝、误解，他从不轻言放弃，他常常给自己打气：“如果我放弃了，等待救治的患者就更没有希望了。”
有些离别让人猝不及防
采访当天，米梓鑫状态并不好——眼里有血丝，脸色显得有些苍白。当天凌晨3点多，他刚刚跑了一趟北京朝阳医院怀柔院区，他连续跟进好几天的一位患者突然去世了，因病情进展过快，最终没能成功捐献器官。
“原本定好了今天做脑死亡判定，但还没来得及，患者就先走了。”米梓鑫神情有些寞落。
这位患者是11月30日送医的，55岁，因车祸导致重症脑外伤。因伤势严重，医生提早告知家属要做好心理准备。潘先生的妻儿在得知了国家的器官捐献政策后，决定同意在潘先生过世后将器官捐献给其他有需要的患者。潘先生的妻子含着眼泪跟米梓鑫说：“如果老伴儿的器官能救活另一个生命，那就好像他还在一样。”
器官移植前，医生们在向器官捐献者默哀
但是器官捐献是一件复杂的事儿，甚至需要一些“运气”。从器官评估、伦理审查、准备法律文书、到脑死亡判定……一连几天，米梓鑫一直加班加点，四处奔忙。然而，12月4日凌晨3点多，潘先生的病情突然恶化离世。得知消息当晚，米梓鑫连夜赶到医院，帮助他们办理手续、联系太平间……米梓鑫说：“患者病情的突然恶化或是家属态度转变等都是不可控因素。无论捐献最终是否成功，我们都会陪着家属。”
在他的职业生涯中，类似的情况，已经发生过几十次了。连续数日的奔忙努力，一夕之间化为泡影。“对器官协调员来说，最头痛的往往是提交各种身份证明，时间往往也耽误在这些环节。”米梓鑫介绍，器官捐献必须征得捐献者本人所有直系亲属的同意。有一次，为证实一位捐献者的父亲已经去世，米梓鑫坐高铁，再转长途车，来到西安一个很小的自然村，拿着介绍信找了好久，才摸到当地派出所，开出了证明。米梓鑫说：“器官捐献没能成功，往往意味着可能会有一个甚至多个生命会因此而离开。对受捐者来说，眼看着即将到来希望，又转瞬破灭了，也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辛苦中感受人性美好
2018年冬天，朝阳医院急诊抢救室送来一位50多岁的男性脑出血患者，他在医院抢救了十几天后，被医生宣布脑死亡。
米梓鑫第一时间得知情况，主动去跟家属沟通。患者的女儿是本市一家诊所的中医医生，为人很和善。在了解了器官捐献的意义后，很快同意了捐献。
由于捐献前需要做伦理调查、办理法律文书等，在那三四天时间里，米梓鑫一直跟陪在患者家属身边，随时解答她们有关器官捐献的各种困惑。
捐献手术当天，当患者被推进手术后，患者的女儿递给了米梓鑫一个保温杯。“知道你胃不好，这是送给你的，谢谢你让我父亲的生命得到延续。”米梓鑫没收下保温杯，但心里永远地留下了一份温暖。
“那位患者后来捐出了肾脏、肝脏和角膜，一共救了5名患者。”直到现在，米梓鑫跟患者的女儿一直保持着微信联系，“这位大姐和她母亲也加入了器官捐献志愿者的队伍。”
在米梓鑫的朋友圈里，许多患者家属都是朋友。他们相处的时间可能只有短短十几日甚至几日，但这个细心的大男孩会主动帮着家远的家属安排住处，在他们心里难过时陪在一旁说些宽慰的话，有的家属生病他还去陪着一起去看病、开药。米梓鑫说，“器官捐献是一件伟大的事，作为器官捐献协调员，我们能为他们做些力所能及的事儿，感觉很幸福。”
因器官捐献的“双盲原则”，许多捐献者家属尽管牵挂着至亲捐献的器官，却不得相见。于是，米梓鑫又扮演起“爱心使者”。平时，他会和捐献者家属一起分享受捐者健康的消息。
采访过程中，米梓鑫收到了一条微信。“小米，你看大哥现在状态还行吗？”紧接着，又是一张自拍照。画面中，一个头戴安全帽的中年男子面对镜头，笑容质朴，他身后是一个施工工地。
这位杨先生，是一位小捐献者的父亲。两年前，他年仅10岁的儿子因患脑胶质瘤不幸离世。当时杨先生捐出了儿子的肝脏、肾脏和角膜。他说，不愿别的家庭再经历这样的生离死别，希望儿子的眼睛还能继续看到这个世界。“为了还儿子治病欠下的债，杨大哥放弃了原本稳定的工作，选择外出辛苦打工。”米梓鑫说，“从他身上，我看到了一种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
对米梓鑫来说，每一天都要24小时待命，每当出现一例潜在器官捐献者，他都会第一时间奔赴现场。为了不错过任何一通电话，他的手机不关机、不离身；忙起来，他顾不上吃饭，有时干脆就睡在办公室的沙发上。他说：“这些都不算什么。”
温情脉脉，是谁的眼眸？蓬勃脉动，是谁的心脏？器官捐献协调员的每个故事都值得记录。米梓鑫自己也是一名器官捐献志愿者。他说：“没有捐献，就没有移植。这件事总要有人来做，帮助逝者‘重生’，我喜欢并享受这个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