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灵帝病逝后，为了掌握在朝廷中的主动权，以何进为首的外戚集团与宦官集团展开了激烈交锋。在这场生死博弈中，大将军何进被杀，宦官集团被灭，握有雄兵的董卓趁机废黜少帝拥立献帝，成了东汉朝廷的实际掌权者。董卓的悖逆行径，不仅给了各诸侯势力割据自立，合众讨贼的借口，也为洛阳带来了一场空前浩劫。
献帝初平元年（公元190年），以袁绍为首的关东联军兴兵讨贼，董卓在仓皇应战之余，下令焚烧皇宫及洗掠周边百余里内官舍、民宅、商铺，搜刮财物，强制迁徙献帝刘协、文武百官及数十万户民众迁都长安。对于年幼的汉献帝刘协而言，此次迁都并不是终结，只是一个开端。献帝初平三年（公元192年），董卓在长安被诛，凉州集团发生内讧，长安城变成了一片废墟，饥民遍野。无奈之下，献帝在部分大臣的保护下，离开长安返回洛阳。
献帝兴平二年（公元195年），在杨奉、董承及众人的保护下，汉献帝刘协开启了东归之旅。这一段看似简单的旅程，众人却足足走了近一年。令刘协没有想到的是，历经千辛万难才回到洛阳没多久，便被曹操挟持来到了许昌，才算安定了下来。那么，曹操为什么一定要将刘协迎接至许昌呢？与洛阳相比，许昌对曹操又有何特殊意义呢？原因主要有四个方面。
首先，在献帝第一次被迫迁往长安之时，洛阳城遭到董卓集团的大肆破坏，已经残败不堪。据史料记载，董卓迁都后的洛阳城，方圆两百里之内一片废墟，不仅皇宫、民宅被悉数毁坏，土地荒芜、人迹罕见，就连皇室及王公贵族的陵寝都被洗劫一空。在混乱的局面下，想要从一片废墟上进行重建，仅凭曹操的实力根本无法实现。
其次，洛阳的地理位置并不利于曹操对汉献帝的控制，该地也并非是曹操集团的控制范围。从当时的情况来看，洛阳的东面是张杨所占据的河内郡，西面是马腾占据的关中，洛阳城中又有杨奉和韩暹实力虎视眈眈，曹操难以控制洛阳的局势。曹操将汉献帝迁至许昌，这些问题就能迎刃而解。
此时的许昌位于颍川郡内，地处兖州西南。兖州是曹操集团起家的根据地。经过多年经营，该地已经完全处于曹操的控制之下。将汉献帝迁至许昌，可以远离张杨集团、马腾集团，对于实现曹操“奉天子以令不臣”的战略方针非常有利。
第三，许昌地区交通便利，气候适宜，土壤肥沃，水资源丰富，在两汉时期就是农业、经济与文化的发达地区。虽然该地受到了汉末烽烟的波及，在各方面都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但是，其独有的地理环境优势依然存在。汉献帝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曹操在取得了政治上的优势之后，充分利用的许昌地区的地理环境优势，采纳了谋士枣抵的建议，以许都为中心，采用了民屯与军屯双管齐下的方式大力发展农业与经济，为曹操集团四方征伐，平定天下奠定了充足的物质基础。
第四，在许昌地区定都，对曹操广纳人才非常有利，尤其是对颍川及汝南地区的人才吸引。在东汉时期，颍川与汝南地区都是豪族汇 集、名士辈出之地，其中，又以颍川地区为最。曹操帐下庞大的谋士团队中，以颍川籍的豪族名士为主。自荀彧加入曹操集团后，不断地将该地区的荀氏、陈氏、钟氏、杜氏、辛氏、赵氏、郭氏等名门望族中的子弟推荐给曹操。其中较为知名的，例如荀攸、钟繇、陈群、杜袭、辛毗、赵俨、郭嘉等人，这些人都是当地士族中的精英人才，而且在曹操谋士团队中占有绝对的主导地位。
相对于汝南地区的名士而言，曹操与天子远没有袁氏兄弟的吸引力大。袁氏一族在汝南地区家世深厚，袁绍、袁术集团利用家族背景将汝南名士大都吸引在帐下效力，曹操在许昌定都初期所得汝南名士不算多。另外，自从曹操迎献帝在许昌定都之后，此地便成了名义上的全国政治中心，汉末时期为了避乱而流散在外的许多名士，也纷纷历经千难万险回归许都为朝廷效力。再加上曹操不拘一格的用人策略，这些人后来大部分也都成了曹魏集团的立国支柱。
参考书籍：《三国志》
